我妈是吃了午饭进的公社大院，坐在花池沿沿上嚷一会歇一会，一直闹腾到傍晚，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干部进进出出，从我妈身边走过的时候都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正面搭话。细想想他们是真的无话可说。

吃晚饭时，YC部长端了碗菜两个馍给我妈送来，大声说，婶，消消气，先吃饭，再说事。我妈说不吃不吃，早就气饱了。YC部长说，婶，公社定了兵，已经报到县里，明后天就发通知书，你就在这儿吆喝三天，也顶不了一些些事，公社里又不掌握指标，对不对？听我句劝，回吧回吧，天这么凉，你年纪大，别冻着了。说着话，YC部长拉我妈起身，低声说，好我的婶哩，你在这吆喝不管用，头头们都在县里开三干会，赶紧往上找，要不就误事了。

一句话提醒了我妈。我妈顺势起身，说YC部长你别哄我，我娃要当不了兵，明天我还来。回到家里，妈从箱子底翻出大哥的烈士证书，找了一身没打补丁的衣服，把卖猪得来的六十元钱缝进衣襟里，吩咐我不要象霜打的茄子无精打彩，明天象往常一样去上工，该干啥活就干啥活，嘴把紧些不要对人说她出门了。又叫来二哥，当着我和三哥面吩咐他，到县里要是还不行，她就走北京，家里的事多操点心，叫媳妇多做俩人的饭。

第二天刚蒙蒙亮，我妈就出了门。那时候城乡交通极不方便，去县城的客车实际就是蒙了蓬布的大卡车。头年正月，我和三哥步行九十里串亲戚回来半路，一人掏二毛钱坐过三十里客车，正晌午，车蓬布张得象鼓，寒风嗖嗖地往人怀里灌，下车时都快冻僵了。妈四十一岁上生的我，那年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三九寒天大清早坐上那种客车，也不知她会冻成什么样子。写到这儿我的心隐隐作疼。

不过我那时候年轻，根本不知道心疼老人，只是担心妈破釜沉舟这一招，对我的事会不会管用，心里头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晚上不见妈回来。没有电话联系，不知道妈还在县城找人呢，还是真的去了北京，我和两个哥哥嘀咕半夜，都没有睡好。

第三天我下早工回家，见妈在案板上擀面，喜气洋洋的。我顿时高兴起来，问妈是不是跑成了？

妈点点头，说她到了县城，正开着三干会，人不好找，找熟人帮忙，下午才见到了接兵部队最大的头头Y政委。Y政委是一个矮胖的小老头，很面善，先是笑呵呵地说，嫂子，娃还小，今年走不了，明年还有机会嘛。

妈没客套，直截了当地说，Y政委，这话我听多了，你就别给我宽心啦。我一个农村老婆婆求着人说好话，费劲巴力地来见你这个大官，图个啥？就是来听你一句实在话。你说我一个烈属，不求国家给钱给粮，就是看娃大哥死在部队上想让他接班当兵保卫国家，这到底有没有错？若是没错，你Y政委说个话，让我娃穿军装走。你若说这要求不对，那我就不打搅你了，我去北京找人评评理去，我就不信，这么大国家找不下一个说理的地方？我不是说大话，Y政委，你看看。我妈**衣襟，取出她准备的路费和那张烈士证书。

Y政委看看妈手里那一把五块两块的碎票子，又接过烈士证书看了看，好一会没说话。

我妈寻思，该不是说错啥话，让人家不高兴了吧？那些话在肚里都揣摸烂了，没啥不对的啊。心里正打鼓，就听Y政委吩咐旁边的那个军官，通知各公社接兵小组，晚七点在县武装部开会。那军官应声转了身，Y政委又说，让招待所给这位大嫂安排个房间。

我妈活了六十岁，头一回住招待所。那几年，我妈经常往西边的县里跑，每回去都是搭村里的马车，后半夜上路，白天办事，晚上赶回来，从不在外住宿，因为我和三哥还得吃饭。虽说那年月的县招待所条件简陋，就是几排平房，房间里两个铁架子单人床，白床单白被子，木头架子上放一个脸盆，挂一条毛巾一面小镜子。但对一个农村老婆婆来说，还是很新鲜。她奇怪怎么是白被子，多不耐脏啊！后来发现一头有三根带子，解开带子一看，里面是花被窝。赶紧又装进去把带子系好，想了想，噢，要是脏了，只洗白**不用拆被子，不知道省多少事，还是公家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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