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婶今天要回来了。
这几天的天气阴冷又多雾，我冷的似乎一下子全部失去了抵抗力，又为电业部门狠狠的做了一把贡献。听到堂婶要回来的消息，让我阴霾的心里生出了点暖意。
说是堂婶，其实是隔了好几代的了。她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媳妇，也就是我堂叔的妻子。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影响或淡薄了我们的关系。特别是今年堂婶跟她女儿——我堂堂妹到我工作的那个城市打工后，我们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似的，共同语言也多了起来，也能偶尔谈谈那里的人情冷漠、那里的风俗吓人。
中午一点，堂婶到家。老妈在第一时间里了解到堂婶她们母女俩一年的纯收入达到五位数，眼睛顿时亮的像夜里的星星。一会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一会儿用满含希望的闪闪发亮的眼睛望着我。我让她把切菜的菜刀递给我，她想也不想的从口袋里掏出了钥题。我知道老妈又在憧憬着她的买房梦。
我和老弟深信不疑地认为，如果老妈生长在具有天时地利做生意条件的地区，那么也许我们一家早在N年前成了富翁。老妈热情、善于交际、有经济头脑，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人物。老妈是村里的文化人，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在那个年代里，也算得上是高学历。可惜老妈一辈子生活在深山里，眼界再高，也被山阻隔、封闭了。因此我和老弟的断言也只是断言，并无实质意义。
晚上吃过饭，由老妈领头的“打工联盟”粉墨登场。隔壁的王大婶、邻居李阿姨和陈大婶都不约而同的聚在我家灶膛边。她们从其中一个人的孩子昨晚步行四个小时从邻镇徒步走回村子，到今年的什么菜种涨价，再到哪个人受了镇上一个疯子的“指点”中了*，侃得唾沫星子乱溅……话题的频多与转换程度以及一些“高谈阔论”，譬如，孕妇也要为肚里未出世的孩子买票一事儿，让一旁的我和弟弟听的咋舌。
老妈想出外打工买房，五大婶想挣钱娶媳妇，李阿姨想有足够的钱送女儿上大学，陈大婶想再盖一层红砖房，她们共同的拥有更多钱的想法使话题在一段时间脱离主题后，又很快地驶上轨道。大家七嘴八舌，围着堂婶发问。就像一群孩子缠着一个很有见识的、荣回故里的人讲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
我们村子，准确的说，应该是连我们整个小镇攘括在内。这几年来日暂萧条，起初是大批大批的年青人涌向城里，成了一个个城市的寄居者。也有的经过几年奋斗，在那里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后来，又有些先知先觉的中年村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挣脱出来，也踏上了开往城里的列车。再后来，在城里人的眼里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眼里是城里人的那些人回到家，拖家带口的往城市涌去。社会给这些人取了个名字，叫农民工，堂婶就是其中一个。
中国宠大的农民工队伍寄居在城市的屋檐下，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挣城市人不愿挣的钱。他们努力地向城市靠拢，拼命为城市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可他们的收获远远无法与付出成正比。还要被城里人隔离着，好像她们会像瘟疫一样把原本属于城里人的土地践踏的一无是处。即便如此，她们还是愿意拿微薄的工资，卖自己的血汗。为别人缔造着一个个中国富翁神话，为的是不再让自己及后代，代代修理地球。我不禁想起一句话：有些人拼命追求的却只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堂婶是今年过完年才进的城，她去打工后，我们整幢旧木房由原先的人丁兴旺变成现在的人口稀少。这种情况和村子里的大部分家庭一样，几乎是十室九空，情况好一点的，就是还有一两个走不动，也不想离开的老爷爷、老奶奶守着日益破旧的房子。
当然我们这个偏远的小镇也在过去曾经辉煌过。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隔壁村挖掘出了大量金矿，那时的黄金价码是相当昂贵的。于是我们这个不被人世人知晓的小镇一下子成了许多淘金者趋之若鹜的地方。镇上的车辆源源不断，通往金矿的道路上的人络绎不决。最鼎盛时期，我们小镇的物价比城里的都贵好多。矿边的小摊小贩甚至把各种东西的价格抬高好几倍。曾几何时，我们村里许多人的摩托车都是青一色的豪爵铃木，俗称黑太子。那些暂时的暴发户整天骑着那些象征身份的坐骑招摇过市。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这种空前的盛况维持没几年。随着金矿源的枯竭，政府见好就收的作风，很多矿洞都被上了封条。于是赚的铂体满盈的少数人迅速将阵地转移到了城里。在那里盖起了一幢幢别墅。而大多数人只能感叹“盛世”不在，望着那一座座被开采的干疮百孔，像一个个骷髅头的矿山叹息。小镇迅速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它平静了，而不能平静的则是某些人的人心。
我们原来的村支书，他的妻子的娘家在其中一个发现金矿的村里。她娘家的家族也在**掘金一列，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们那个曾经穷困潦倒的书生支书在一夜之间成了村里的首富。家里也一下子从冷冷清清的窘境中迅速向门庭若市转化。并且在第二年被我们的镇政府光荣地任命为村支书。他是我叔叔的同学，还是平民的时候，经常有空找我叔小酌两杯，当上村里致富领头人后，就几乎没到过我家。偶尔迫不得已经过我家门口，也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勉强坐到板凳一热就赶紧走人了。搞得我叔都不好意思再招呼他，也不禁感慨这人上了“档次”就今非昔比了。
淘金热过后，他们家又惨烈地从快被踏破门槛沦落到无人问津。后来听说，从村支书的位置下来后，在家闭门不出。坐吃山空后，拖家带口到城里讨生活去了。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那个曾经风光一时的村书记。
这几天家里的人气倍旺。
那些经过我家或者说是特意来我家串门的人总要不厌其烦地问堂婶出外打工的情况。堂婶说，累是不会比家里累，但工作时间长，她们就会说，要挣点钱当然得吃苦。堂婶说，如果每天有活干，一年也能存个四五千。她们就应到，这样很不错了，在家里保不准好赚不到一两千。堂婶又说……堂婶俨然成了打工咨询师，而我们家则成了咨询站。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人们都在做着出门的各种准备。
出外打工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成了小村人们的唯一希望。在许多富翁视金钱为粪土，一掷千金图享乐的时候。我们这些平均家庭年收入只有两三千的小村却为子女昂贵的学费、不诽的婚嫁花费愁煞了头。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地方，怎样努力都是徒劳。我们村的阿中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阿中叔是我们村的养殖、种植大户，他家有一头硕大的母猪，还有七、八头小猪。这几年，村子的人口锐减，很多人搁下那一片片薄地到城里去。于是他便像捡什么好东西似的，把老一辈子辛苦开垦来的土地全部揽过来，通通种上了水稻、地瓜、马铃薯……反正季节适合种什么，他就拼命往地里播下什么。满眼望去，村子里的十分之一地都是他的。农忙时，在田里挥汗如雨，偶尔非常难得闲暇，使挑着竹筐割猪草，或是到深山老林里砍柴作柴火。当城里人已经用上了煤气灶。甚至是天然气时，狗子叔还在灶膛边古捣着全家人的饭菜，还有那七八头嗷嗷待哺的猪崽的猪食。他常年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上面总是沾满新鲜的泥土。脚上常常是一双破了洞的泛白的军用鞋。要是在夏天，便连鞋都省了。一双长满老茧的赤脚在田间小道上奔走着。每次来我家，总是闷头坐在一边，吧嗒吧嗒的狠狠抽几口那些用劣质烟草自行卷成的烟。
这就是阿中叔常年的形象。即便种的地再广，用的电再省，养的猪再多，劳作再勤，替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后，他还是穷，穷的继续揽更多的地，养更肥的猪，种更多的菜……听说今年他儿子有出息了，在县城购置了套房，连年都不回来过了。我不禁有些悲怆，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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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以郁闷拉开了序幕』
年关～来～近了，天气终于慢慢的回暖了。太阳公公与云层～行了殊～博斗，并取得了胜利，偶尔会从云层里探出头来，～出胜利似的笑容，～暖着我那颗被雨～浸泡，快发了霉的心。～照老家过年的规矩——二十五大扫除，二十六～豆腐，二十七杀只～，二十八把猪杀……二十八这天是该杀猪的，不过我们没猪杀。因为前段时间被一些琐事耽误的原因，老～在今天～把腊月二十五这一天落～的“工作”补～。她把屋里的杂物往院子搬，并用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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