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前的一个早上，我在村后的秧田里干活。突然听见几声枪声，心里觉得惊慌忙逃回家来。回到村里，发现村民安然无恙，且奔向村前去看热闹。我奔向村前见姜家山上有三五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军人向山下跑来，他们头戴五角星的帽子，腰束皮带，手里拿着系有红布条的短枪，拦截从萧山乘船上来的几个穿着黄军装已缴了械的国民党军人。经检查后放行了。几个穿灰服的军人乘船来到田家村口，张贴了诸暨县县长周芝山的安民布告，而且面带笑容地对村民说：“诸暨解放了，人民翻身了，我们再不受压迫剥削了……”
我一次次见多许多军队，日本佬，和平佬，土匪，国军。他们都是横行霸道，抓人打人的。国军虽然没有日军那样凶狠，也是十分可怕的。只有这穿灰军装的人是毫不扰民的，乡亲们不但不怕，还要握手呢。这军队是我们常说的新四军金肖支队，是毛**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我脑子里认定只有人民解放军是最好的军队。村民展示着周芝山的布告，谈论着减租减息的内容，脸上充满着喜悦。
原农会会长田效良召开村民大会，调整农会委员，恢复休眠状态的农会组织，我加入了村农民协会。
在黄沙畏修埂时，我们掘土挑泥干得汗流浃背，一个穿鞋扎袜的人鸣锣指挥工地开工、休息。我们几个热血青年看得心里很不舒服说：“以前村里由他说了算，现在解放了，仍由他指指点点。”有人说：“长兰、姚公埠已组织民兵，上面还发给枪支呢。”我说：“我们也组织民兵吧。”夜间，焕成、春林等多个青年来到我家，讨论成立民兵事宜，由春林执笔，写报告给农会会长，会长说：“民兵队长是余某，你们直接找他好了。”
民兵组织建起来了，参加人员也日渐增多，即在蔡家蔡孝水家作民兵办公室。基干民兵集睡在一起，夜晚轮流值班，巡逻，保护村里安全，后来也发了几支步枪，我们干得很积极。
秋收后的一个夜晚，会长来到民兵室，他对民兵队长说：“按上级指示，要成立一个村政府。村政府要有村长、村委的一套班子。你们民兵里挑选几个积极分子来当村委候选人。余队长推荐了六个民兵去当选村委候选人。结果是田焕成、田章福、田新荣当选为武装、财务、青年委员。
用民主选举村长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我村有四个自然村，田家、俞家、樟树下、霞陈。村与村之间数田家最穷，绝大多数村民都以捕鱼、撑船或种租谷田度日的。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以穷苦大众翻身的。然而个别伪保长、伪县参议员不甘心自己权利的失落。他们要为地主及自身利益把自己嫡系推出来竞选村长。选举是按到会人员以无记名投票产生，地点在田家庙内。这无疑是田家（包括樟树下）到会人数最多了，即田某当选村长。俞家与霞陈在伪保长等人的挑衅下，要另立山头，提出分村。会长田效良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他组织一支贫农宣传队进行游行宣传。他们阻扰我们正当的游行宣传，强行把新当选的村长拉去，吊打，使田某吐血成疾。他们仍回去活动，从长兰、姚公埠借出枪支，公开对抗。结果打伤（死）一名县大队的宣排长。最后，策划者与猖獗者于土改时被人民政府处决，我们民兵里的几个热血青年，在这场划村事件中，紧密地站在农会会长这边，向不法分子展开积极的斗争。
在划村事件的斗争中，我们几个青年前半夜开会讨论，后半夜步行赴县。我是不识路的，由田焕成带队。我们到茅诸埠凉亭时，天还没亮。有人说在未天明时是不能进城的。我们只好在亭里坐等天明。当我们到江东郭金尚家时，住宿在郭家的农会干部还在洗脸刷牙呢。为巩固刚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是这样无私。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当时是孤单一人，无牵无挂，凭自己一腔热血勇往直前的。
我们办完事后，会长带我们去逛街，暨阳中学师生在火神庙上演歌剧《白毛女》，庙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无法进去。只有在门口的门槛上用脚掂起来吃力得张望。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感人肺腑的场景，使广大观众也边看边哭，我被这场景感动得热血沸腾。
在大街的书摊上，我买了本《青运文选》，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对青年工作的论述。农会长当时说：“这本书的钱，向农会报销好了。”我没向农会报销，因为只有几元钱。我当选青年股长需要这本书，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究竟是什么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我知道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是党的有力助手。青年工作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青年开展各项革命工作。
青年工作怎么开展？我没有什么思绪，我想，首先让青年人学习文化知识，先办夜校吧。青年人发动起来了。大家每晚积极地来到村校，但是没有课本，没有经费，也没有教师。开始几天由村校老师来讲课，几天后，他不来了。大伙聚在一起乱哄哄的学什么呢？就由焕成来教唱《打得好》《南泥湾》等革命歌曲。大家唱得很起劲，很高兴。这不是什么夜校，是一个欢乐的聚会。我们配合农会搞好各项工作外，还会扭秧歌。一天，乡村有个活动，我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去庆贺。秧歌队有工农兵学商、村姑、老爷，还有叫花子都是化好装的角色。我和章福、伏品、吉权扮着四个村姑，穿着女人的斜襟布衫，头顶包着毛巾，腰里系着红绸布，脸上涂着胭脂。当我们扭到湖西村政府时，湖西村群众来看热闹，都觉得不差。当我们从乡政府回来的时候，湖西村群众才发现是男扮女装，他们都说扮得很像，我们干得很高兴，很活跃，影响也较大。
没有经费怎么办，会长说：“经费自己解决，可以开荒自救，克服困难……”我们在沙漠塘种大菱，在凤尾山开荒，种马铃薯，夹山弄的路很窄，弯曲不平。我们进行整修，修好夹山弄路后，我们又在村后至麦田头的大路，拓宽修平，面貌一新。因走的人很多，受到过往人的夸赞。农会长也很高兴，他用一块小木版钉在一根木茬上，板上写着“青年路”三个字，插在路边。当时村里有几个青年，学拉二胡，还有一些青年爱下象棋，村里基本上是一片热闹的气氛。
焕成、章福等还有“伴工组”，在插秧收割的农忙中，相互伴工，叫焕成很方便，这也是焕成说是北方的“边工队”。焕成不仅从上海带来革命歌曲，在村里传播，还带来一个《血泪仇》剧本。剧本中的受苦人叫王仁厚，一个反动角色叫田保长。我们把王仁厚改作田仁厚，把田保长改作王保长。在征得会长同意后，由田兆美发起排演，聘湖西村剧团的前后场师傅来安排角色，进行教练，气氛更活跃了。
当时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村民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脱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封建意识的束缚后乐意作出的牺牲。一天夏日，A君在学校门口找到我说：“要开会去，有个同志你看看。”我看完通知要还给他时，他不肯接受了说：“开会还是你去吧。”我说：“明天我要耘上岸田，若明天不耘，田要干了。”他说：“我去开会，我爹要骂的。你无人骂你，还是你去好。”他再三不肯拿那张通知书，无奈，只好我去参加。待我开完三天会后回来，田里已干得可以站人了。我心里很疼，但是为了工作，我作出了牺牲，成了后来他们攻击我的话柄。在三十多年过去的八十年代，我跟A君谈起此事，A君说：“当时我家有牛养着，爹已年老，弟妹还小，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若我去开会，我爹会骂得厉害……”他记忆忧新地承认了这事。
当时我确实很幼稚，几乎什么都不懂。只是凭自己的一股热情干，什么政治啊，进步啊，荣誉啊，这些我都不放在眼里，连想都没想过。在一个初秋的日子里，区里的一个干部叫俞理友。他到我家来叫我填写一张入团表格，使我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当时乡村没有党员和党组织。在我入团后，紫岩乡才建立团支部。全乡只有六个团员。冯关信任团支部书记，开会时强调团员要在各项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一天，村副会长对我说：“今晚你不要跑开去，英水同志要来找你谈话的。”英水同志是谁，他找我谈什么啊。傍晚，英水同志来了，他是姚江区人民法庭庭长，姓冯，是湖西人。我们在庙则厢的课桌上，点燃一支白蜡烛，他说：“三江口的青年工作搞得很活跃，影响很好。你是怎样搞起来的？”我只是罗嗦地说了写现象，谈不出什么明堂。两人只谈了个把小时，他回去了。我仍不以为然，没有什么思考。现在回想起来，是共产党推翻旧制度后出现的一些新气象，这里有我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外，是全靠焕成同志从上海带来的新观念，在村里播种。他带来的秧歌舞，革命歌曲的教唱，吸引着田家的众多青年，使他们自觉地到此欢聚。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区委的重视，并且把成绩集到我这个青年股长的头上。
一天，会长通知我，叫我到区政府由区政府带队赴县开会。我不知道是开什么会，到县府报到后的翌日，才知道是诸暨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紫东区是六个代表。我是青年代表，霞陈的李柏生是劳动模范，还有金家站的金阿芬是妇女代表，还有几位我不清楚了。会场上悬挂着党旗国旗，毛**像，显得庄严隆重。在会议即将开始前，何文隆说：“请开明绅士代表上台就坐。”台下一阵掌声，上午有县委作报告，下午分组讨论。这天晚餐是县府设宴招待的。一间屋内摆满了桌凳，八人一桌就坐，有何文隆县长向每位代表敬酒。我们邻桌坐着一位伤残军人，他就是后来的民政局长刘德梅同志，会议开了三天，第三天有代表向大会表态。参加我组的区干部一定叫我去发言，我说我不会讲。他说：“讲一句也好，胆大点，没关系。”在他的动员下，我鼓起勇气，去讲了三两句。心跳得厉害，开完会回来了，会长在学校里召开村民大会，叫我传达会议精神，我站在讲桌前，见众多眼睛注视着我，我的心跳得厉害，讲了三五句话后，就讲不出来了。幸亏何老师按我作的会议记录，代我向大家传达了简要精神。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我仍一切如常，并不觉得有什么光荣，认为是一种尴尬。
秋收后，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在加紧准备，团支书兼副乡长叫我与信满去横山坞农会长家里吃住，检查横山坞、牛皋及岳驻三个村的农业税准备工作，就是谷子准备好没有，有无晒干？信满已由我介绍入团了。我们在各村的农会长带领下，对各村的纳税大户进行检查，约弄了二十多天，返到祝家坞开一个大会后回家。
回到家后，听到一些人对我的非议说：“农业税任务是我在县里开会时接受来的，要我去完成。”说什么只要我不去开会或不接受这个任务是不会有这么重的农业税的，他们说：“他接受来的任务，由他带头。”还说我是个懒汉，指我未耘上岸田。我明知这些都是俞家那些富裕户放出来的空气，是一种政治斗争，但无人出来公正。我又有什么话可说，要我作出牺牲，我心甘情愿。听到这些不现实，不公正的非议，心里十分难受。我情绪低落了，可是冯关信来村催交农业税时叫我在门口站岗，我说：“我自己农业税还要想办法呢？”他说：“你自己慢慢来，一定要站好岗。”我有几亩祀田，祀田是死地主也要吃累金的。我很焦急，关信对我说：“你的农业税已完成了。”
“怎么，完成了？”
他说：“有蔡顺法，田校灿二人各一百斤帮助完成了。”
关信同志对我的工作要求很严，而对我的困难也很关心。我很感激他，但是我从此消极了。他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我满口拒绝。他说：“为什么？”我说：“因我去开会，有了农业税任务。我不去开会，难道农业税任务就没了。因我接受了农业税任务就有这么重的任务。我不接受，农业税就减轻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为了工作牺牲了自己，把自己的田地也毛燥了，还要听这种闲话。我吃自己的饭，我何必要听这些话……”他说：“团员不干不行。”我说：“要干就要外面去干，在村里，我坚决不干了。”他又来布置任务，我满口拒绝，他说：“你这么犟。”我说：“我说话算数。”这样的几次以后，关信无可奈何，后来他说：“你参军去不去，县大队。”我说：“要干，干脆到外面去干，任何地方我都会去。”他说：“你老婆会同意吗？”我说：“这工作我自己会做的。”
当时，我给B君也填好团表，并且同意与我同时参军。当时我要去的时候去叫他们时，他拒绝了说：“父母要骂的。”
我这样悄悄地入伍了。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这个转折是那些富裕户对我的攻击所致。
人生路漫漫，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总是艰难曲折的。人在奔波中随着岁月的推移，起着各种不同的变化。
当年播发革命理念的田焕成，在54年派湖革命事件中，勇于承担责任，被打成反革命，去劳动改造，后又被人诬陷，弄得妻离子散，含冤而死。
原先在村里连开会都不愿参加的“落后分子”却入了党，当上村干部。在村里以权谋私……
B君参军不去却当上了地方官员。
我参了军，并且在朝鲜立了功，参了战，成了残废军人，却被人排挤在党外。因为村里个别人（54年掌权的干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张冠李戴地套在我的头上。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村民们总是以自私自利的目光，是非不分，甚至幸灾乐祸……
冯关信后来调任岳驻乡乡长，因有海外关系，被清退回家。在我复职到供销社工作时，他在那里当临时工的炊事员。
冯英水、俞理友不知为什么也被开除回家了。
何文隆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开除回家。他病在**，苦不堪言。待他平反时，他含笑而死。他为革命，艰苦奋斗的一生，什么都没有享受。
我在美国佬的飞机大炮中受伤，靠部队同志那种革命感情的无私救护，转危为安，幸存下来，现在以革命伤残军人，退休干部的身份，分享着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果，医药费全报销，生活很稳定。我知足了，说明我的血没有白流，我的晚年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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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美援朝（上）』
（一）从五二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乡村凡应征～伍的人都是～佩大～花，由～、群众敲锣打鼓地欢送，还给好好地吃～一顿，发些赠品。我参军没有这些，甚至连许多村民都不知地悄悄离去。当时是个别动员，参加～县大队的。我从49年～旗挥到村头时，就认定～是好样的，所以我报名～伍了。我们在诸暨第七纵队里，基本～不学习军事，而是学习政治，有绍兴军分区首长来讲《美国～华史》，～午～课，～午讨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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