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五二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乡村凡应征入伍的人都是胸佩大红花，由干部、群众敲锣打鼓地欢送，还给好好地吃上一顿，发些赠品。我参军没有这些，甚至连许多村民都不知地悄悄离去。当时是个别动员，参加解放军县大队的。我从49年红旗挥到村头时，就认定解放军是好样的，所以我报名入伍了。
我们在诸暨第七纵队里，基本上不学习军事，而是学习政治，有绍兴军分区首长来讲《美国侵华史》，上午上课，下午讨论。经过二十多天的学习，激起我们对美国佬的仇恨。上完课后，连队召开欢送军分区首长的晚会，军分区首长对学习作了扼要的总结后说：“美国佬过去多次侵略我们，今天又要以朝鲜做跳板，要打中国。现在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中国已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的老大哥——解放军指战员在奋战，守住大门，他们为保卫祖国已打得筋疲力尽。我们的同志在这里加紧学习，早点学好本领，将来去支援老大哥……”
首长讲话后，下面来个自由发言，有人在发言中说：“美国佬如此凶狠得侵略我们，我要求上前线去，支援老大哥……”又有人在发言中说：“我也要求上前线去，让老大哥休息休息……”发言的人很多，气愤很热烈。指导员说：“大家讲得很好，因时间关系发言到此为止。前方老大哥确实打得筋疲力尽了，但是现在还不需要你们去，因为你们还没学好本领，你们还需要好好学习文化军事政治知识。待你们学好本领后方可去调前方老大哥。如果有人一定要去的话，要自己打报告，经领导批准后才能去的。领导能否批准看你们决心强不强……”
翌日，大家都在写报告了，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我跟大伙一样，用针刺破指头，挤出血在报告的署名处按上带血的指印，表示血书交上去了。
三天后，在指导员办公室召集团员开会，全连二百多人，除班排长是老队员外，只有七个团员。指导员说：“团员是党的助手，从那天晚会后，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极反映，有的话要及时来告诉我们。”他又说：“告诉你们，这次支前要200人，你们自己心中有数，不能对外讲，这是机密。”他又对我说：“田新荣，你不要去，以后跟我好了。”
“我要去的。”我说。
“你身体不好嘛！”
那是前几天的事，我患重感冒，全身不舒服。我去找指导员说：“指导员你会扭痧吗？”
指导员叫黄茂成，枫桥人，年已不惑，他见我这副样子说：“你发痧了。来，我给你扭吧。”
指导员给我扭得起劲时，连长来了。他是北方口音，态度严肃地说：“身体不好可到卫生员那去弄点药吃，怎么把农村习气带到部队里来。”
指导员对连长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战士，人家刚从农村里来，一下子不能适应部队生活，只能慢慢适应。农村里习惯扭莎，我们给他扭几把有何不可呢？”
我说我身体已经好了时，他说：“看情况，如果人数够了，你就留下来跟我，人数不够的话……”
军装发下来了，部队把身材小的战士调到绍兴去了，把个别思想消极的人退回家去了。
我们整装出发了。在诸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以自己的背包做凳列队坐着。前面是一个简易的讲台，台上悬挂着党旗、国旗和毛**像。何文隆县长走上讲台，他代表诸暨县委县府进行祝词。他说：“第一杯酒敬天地，他向天鞠躬后把酒洒在地上。第二杯酒敬给党中央和毛**，弯腰向**像鞠躬后把酒洒在像前。第三杯酒敬给我们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们的连长上台接过酒喝下。
从金华来的列车驶进车站内，我们按序上车，开往萧山。
（二）萧山湘湖师范学校已让出八间空屋，屋内地上已铺好稻草，我们在那里安营。那天夜里突然停电，屋内燃着几只白蜡烛，光线十分微弱，已经到八九点钟了，还没有开饭。大伙在自己的位置上等着开饭，他们饿着肚子，发着牢骚。我在默默中等着，我到外面去撒尿，发现那些班排长东一个西一个在黑暗中察听战士的动静、牢骚。我就认为，今天是没有饭吃了，是领导给我们的一个考验。我回到宿舍睡了，许多人还在发牢骚等饭吃，结果是白等了。第二天，一切都很正常，班长领来干粮、水桶、水壶、脸盆、毛巾及杯碗等日常用品。
在领这些日常用品的还有宁波绍兴萧山的新战士。
到了第三天，一列专列驶入萧山车站，专列火车头上扎着彩球，萧山人民敲锣打鼓地送我们上车。我们坐在前面，后面的车很长很长，站内有很多同志在送开水。
后面车厢里是衢州、金华、义乌的新战士，总之，新入伍的人各县都有。
列车逢大站停，凡是停车的地方都有敲锣打鼓的人群在欢送，都有供应开水的机会。
列车到了浦口，只觉得列车响了几下，老是停着不动，许久以后还是不开。为什么要停这么久，以为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得到车厢门口张望，见前面岸上的景物渐渐地近了起来。原来我们的列车用轮渡在渡过去。真是不简单啊，这是从未听说的新鲜事啊。
骆界友与我坐在一起，过了长江后他用日笔记本把一些站名记下来。我问他记下来干嘛，他说：“不记下站名，怕以后回不来啊。”
到了黄河，车内个别人掉泪了。我像个没有脑细胞的人，什么也不思考，似乎是心安理得，听天由命。我好奇地问界友为什么要哭，界友比我大几岁，懂的事当然比我多。他说：“有句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悔已迟。过了黄河要回来就更难了。”
列车驶出了山海关，到了本溪市。我们在列车上不知坐了几昼，下车时双脚几乎不会走路了。
（三）我们在本溪市一个山岙的半山腰安营。据说是日军筑的营房，一幢幢的，两边是睡坑，中间一条通道，一幢能宿一个排。我们按指定地点放下背包，稍做休息后，连长指导员到营房里来宣布正副班长名单，并且说：“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一段时间，不准随便外出，有事要请假。现在各班可以开个会，相互了解以下情况，交流一些意见。我被任命为六班班长，骆界友为副班长。
我们在本溪学习爬山，防空，传口令。爬山看谁爬得快，谁最早到山顶。防空由排长带队行走，用口哨作飞机，迅速隐蔽，看谁隐蔽得快，隐蔽的地形最佳。
营房附近有个煤矿，许多矿工总是穿一身黑衣服背上个大电池，额头上系着一盏电灯。他们下班后，总是在自己宿舍门口由妻子陪着喝酒，吃烧鸡。在他们宿舍门口写着“矿场如战场”几个大字。我不解其意地问：“这是什么意思？”矿工说：“我们煤矿工人今天下去挖煤，能不能上来喝酒是未知数啊。矿场倒塌，压死在矿底，如同上战场一样，谁死谁活，难以预料。所以挖煤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天死与活。”我方知挖煤有这么大危险。
我发现在东北的各个大小车站都有黄头发、高鼻梁的苏联人。据说，当时东北的铁路归苏联人管。这是为什么，心里有一股难耐的滋味，待我从朝鲜回来时已不见苏联人了。
饭是高粱米煮的，饭粗糙地咽不下去，大家都不会吃。有的勉强吃一点，有的一点都不吃，宁愿饿着。领导说：“东北大米很紧缺，东北人都是吃这些，我们要学会吃……”
枪发下来了，比原先的三八枪小，刺刀是在枪头，可以灵活扳动的，说是苏联马枪。领导叫我们到广野去打靶，每人打一发子弹。我是第一次握枪打靶，按枪上的瞄准点射击，还打得不错。
我们还演练掷手榴弹、手雷。掷手榴弹是三人一组，一人掷，两人看。掷手雷是五人一组，一个人掷，四个人看，手雷是炸坦克时用的。
一天午夜，来了紧急通知，把自己的背包、枪支及所有物品带上，迅速集合就出发了。没说到哪里去，没说用多少时间。部队在操场集合，领导到营房去检查有无物品遗留。部队走了半夜，到明天仍旧回到原地休息，原来是一场演习。
我们在那里大约住了二十多天，部队真的要出发了。领导发给大家一袋压缩饼干，还有四两黄烟。我们这些年青人，有80%以上的人是不会吸烟的。在部队出发时，有很多黄烟丢弃在营房里。
部队一早来到藩阳，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开宣誓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我们距讲台很远，只能从高音喇叭中听到说：“我们向党中央，毛**保证，不打败美国鬼子，我们决不回国！”宣誓大会结束，部队开往安东（今丹东）。
安东在鸭绿江边，是祖国的大门口。那天晚饭后，突然警报响了，电灯灭了。一股阴森可怕的气氛令人紧张。这时，我们似乎闻到了战争的硝烟。别人是逃离战争的危险，而我们当兵的却是赴汤蹈火，奔向战场，去尝试生与死的危险。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四）翌日，我们奉命到鸭绿江的大桥头，准备待命过桥。鸭绿江跟钱塘江差不多宽，其桥却没有钱塘江那么长。因为钱塘江两岸有洼地，桥有岸孔，鸭绿江大桥是没有岸孔的。鸭绿江的水确实是绿的。江面微波荡漾，显得优美。江的彼岸是新义州，是与安东相仿的城市，是中朝边境的两颗明珠，通过鸭绿江大桥，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是朝鲜人与华人商贸往来的集散地。杜鲁门的焦土政策和侵略野心，把一个边境城市炸成片瓦不留，成了一片废墟。鸭绿江大桥的东半座也炸得伤痕累累，西半座是泰然无恙，因为我们有高射炮布阵，显现我中华民族的尊严。
早在去年上半年，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将军的领导下，英勇奋战，把李承晚的军队赶到朝鲜半岛的南端——大丘斧山。麦克阿瑟用兵船突然袭击，从清川江截腰登陆，使在前方作战的人民军前后受敌，壮烈殉国。美军从清川江向北推进使许多朝鲜百姓逃往中国。美军打到鸭绿江边，中国东北已遭威胁，就是在这紧要关头，毛**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我志愿军入朝抗击，把美国兵赶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美国佬的飞机大炮超越了我军装备，它狂轰滥炸，使我军伤亡甚大，我们是赴朝补员参战的。
我坐在大桥头眺望，彼岸有20来人敲锣打鼓地迎接志愿军入朝。部队轮到过桥时，把枪头上的刺刀竖起，以冲锋的姿态，随着高音喇叭奏起志愿军军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迈步前进，气势十分雄壮。彼岸的锣鼓在不断地敲打，大桥上的志愿军一队紧接一队地前进。我们在大桥头焦灼地待命，观赏这气势澎湃的场面。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轮到我们过桥。我们列好队，扳起枪头上的刺刀，以冲锋陷阵的姿态，随着志愿军军歌的伴奏在大桥上迈步前进。
跨过大桥，就是跨出国门。在那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迎来了另一种语言，另一种风俗。朝鲜老百姓穿的全是白的，大裤裆，麻布长衫，高白帽，想我们家乡送葬似的，心里有一股不祥之兆。我们走到天黑，准备歇脚，听见部队领导在寻找住房，他们“腰包”“笃木”地叫个不休。我们呆若木鸡地不懂朝语，后来听翻译说，“腰包”即“老乡”，“笃木”便是“同志”，我们在朝鲜老百姓家安歇。把随身带的压缩饼干用干水浸泡当晚餐，并且把饼干分给老百姓共享，老百姓说：“中国刹拉来，超丝密达。”并且用手势说中国人顶好。
（五）我们白天休息，夜里前进。当时，有的同志带着胡琴，笛子，还有带手电筒。在夜里行军中，用手电筒一亮，当即有人说：“那个……”有人吸口烟，也有人喊“那个……”吸烟马上把烟火在手背下。因为三五成群的飞机不断在上空飞旋，怕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几天行军后，同志们把胡琴、笛子、手电筒扔掉了。如果背包里有两双鞋子地要扔掉一双了。我们每夜行军百余里，人疲惫不堪，行装越轻越好。尽管人怎样疲惫，每到休息时，脚是一定要洗的。作为班长的我，先要烧水给大家洗脚。有的战士一到休息地就一头倒在炕上，不愿动了。我得把洗脚水端到他面前，还得帮他洗脚。因为不洗脚，来日行走更艰难了。班里有病员，或有轮到帮伙房里扛物件。我得把他的行装分着背，班长当然要多背点。我们脚上起了泡，有时大泡里还有小泡。我们按领导的经验，同针穿上头发，穿通脚泡，把头发丝系在脚泡上。这样既挤了脚泡又不会烂。王小康同志的两只脚走得发肿，肿得像象腿肚，他到了团部，骑着一头黄牛继续前进。
开始时，我们能住宿在民房里，我们越往前走，民房就越无法找到了。我们就在路边的山林里，用铁锹耙个卧处，用自带的雨布作填，睡个一天。到下午太阳下山时，用溪水拌抄面，吃上一顿，又要整装出发了。公路上人多如蚁，有时有三支部队，同时引进。你得紧跟，否则会跟差了队。我们同去的连队有个叫田来元，他们风趣地把他叫成田螺肉。还有一个叫骆界友，同志们来休息时，疲乏不堪。待行军时却又精神十足。他们边走边喊：“田螺肉，加油。”这种有节奏地呼喊，既乐观又鼓劲，我们是克服着种种艰难，不断地奔向前方。
（六）我记不清何时何地，那天是我班轮着帮助伙房扛东西，我跟另一个同志扛着一桶油。我们边走边有说有笑的，突然听到公路边的防空哨，气喘地在狂说，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前面有几个烟堆在冒烟，我说：“这里的老百姓跟我们家乡人一样在熏焦泥灰呐。”稍走进一点，见一个断了脚的战士在哭叫，原来冒烟的是尸体。我们顿时紧张起来，再往右边一看，沟里有许多尸体。正在这时，一个口令传来了“一连跑步”。我们跑了二十多步时，轰地一声巨响，我们连人带油跌入浅沟。我问：“是什么啊？”与我扛油的人说：“快走，快走。”
那天，我们露宿在没有树木，只有**着巨石的山坡里。我在巨石边填上雨衣睡着。到下午四点多醒来时，觉得今天比以前冷寂了些，似乎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我们相互询问后，通讯员说：“昨晚遇上定时炸弹，伤亡二十来人，连长，指导员在处理后事，还没回来。”消息把我们的笑容都赶跑了，伤亡二十来人是三排的同志。我们是跑了二十多步才跑出险地，要不，我们是受难其中了。原来防空哨同志发狂地说是在通知我们，我们为啥一点都不懂呢。“一连跑步”的口令早传几分钟多好啊。
三排的同志，我都叫不上名字，只有施生宝同志是离我家十多里的董公峤村人。年纪与我相仿，他牺牲在这颗定时炸弹中。当我回乡去走访时他家已挂上烈属牌子。在诸暨烈士纪念馆里也有他的烈士名字。施生宝同志为中朝人民奉献出最宝贵是生命，我深表哀悼，施生宝永垂不朽！
在以后的几天里，排长发给我一张三等功的临时功劳证，是用蜡纸刻油印的，上面写着“团结友爱，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和“继续努力，功上加功”。时间是1951年4月4日。排长说：“回国后，可换正式功劳证的。”我跟以前一样只是为了工作，尽心尽力地干，不想有什么功劳，而领导却给我记了三等功。临时功劳证纸质较差，这么多年来，已变得破碎了，但还能看得清，我至今未换上正式功劳证。
（七）朝鲜的国土基本上是一片焦土，田园荒废。只有在不成村的山沟里能看到零星的平房外，看不到房子。他们已是全民皆兵了，在农村的只是些老大爷，老大娘和儿童。他们在自己的住处挖防空洞，整日躲在地下洞里。他们吃的，用的，也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在公路边，全是印有黄色五角星的汽车。
朝鲜人民几乎全是穿白色的衣服。妇女穿着没有纽扣的白短褂，只是一根布条系着，一条大裤裆，一双浅圈胶鞋。他们头顶上按着一个平顶，一钵水顶在头顶上，不用手扶，而是很自在地走动。我们去仿效顶水，把水钵托到肩高就托不上去了。
朝鲜人民军的行军方式与我们不同。我们是整支军队纵队式一起前进，容易暴露目标，所以只有夜间行军。他们是分散行军，就是用五分钟时间告诉大家在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集合，各人可以单独行动。人民军不随身携带粮食，他们可以到一家老百姓或村干部家用餐，用餐后可以出一张凭据。老百姓可用此凭据抵消农业税，这种行军方式，十分适合战时。
我们在朝鲜首都的一个山丘上休息两天，那里或许有高射炮布阵，敌机没有来扫射。我班住在只有母子俩的屋里，阿妈妮还为我们洗衬衣。她坐在我们身边默默地流泪，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会讲几句中国话，还会唱《东方红》。我从他口中获悉，他爹在抗击美军时牺牲了，他哥也上前线去了，他说：“中国顶好，能早点打败美国鬼子，为他爹报仇。”我们有了共同语言，彼此记下姓名和通讯处，望以后联系。遗憾的是，我的日记本在受伤时丢弃在阵地上了，以后再也记不清他的姓名。当时我有支“博士”钢笔，他很羡慕地问我要，我只有一支笔，怎肯给他。那天夜里，他跟我们睡在一起，我早上醒来时，笔不见了，他的人也不见了。
他聪明、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我们连向铁原奔去。路上遇到从铁原撤下来的部队，跟我们擦肩而过。他们在枪头上挂着美军的帽子或其他物品高兴地对我们说：“战利品。”我们一听口音是浙江人，顿时觉得亲切。我们觉得他是打了胜仗回来，向他表示祝贺。他们是20军浙江嵊州人，他对我们说：“美军刚从铁原败退，那里埋有地雷，你们得谨慎点。”
我们在铁原的山坡上待了一日，晚上又向后撤了。不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等部队来接领我们。在等待中，有同志说：“现在我们不怕死，也准备死，只有一个愿望——死了能把消息告诉家里，免得父母挂念。”他们彼此牢记心愿，做着死的打算。这些连长也早已讲过，他说：“我们要不怕死，准备死，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但我们不能白白的死，要死得有代价，就是说我们打死一个敌人就够本了，打死两个敌人就赚了一个。这样的死是无尚光荣的。”我没有思考和顾虑，听天由命。
部队领导来接领我们了，几个个子高，身体棒的同志被炮部接领去了。我被补员在26军77师229团二营六连。到班时，开了个简要的欢迎会，班长说：“以后你跟着我干。”班长是山西人，叫答那友。
班里似乎连我只有八个人，有山西、山东、四川、东北的，就是没有浙江人。当时我还不会讲普通话，有时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在新兵师时，我们连全是诸暨人，大家就如兄弟，有说有笑的。我又像个长者，关心大家，现在到了部队里，我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懂，而且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好多岁，都是解放入伍的老同志，我变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从此，无人跟我说笑了，也不可能和我说笑了。我感到孤寂，心想：我被补充到20军该有多好。
部队在休整中，我听见二个老同志在议论战事，甲叹气地说：“这个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乙说：“斯大林怎么还不出兵？”
甲说：“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不会出兵的。现在是美国佬的飞机厉害，狂轰滥炸。若斯大林出飞机对付美国空军的话，陆军由我们中国包下来，那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可是斯大林至今没有一架飞机来过……”
部队在下松馆里稍休整后到了元山。那里的山很高，在山巅上能看到大海。我们按班长指定的每个地方，挖工事，筑碉堡。我们用铁镐，铁铲使劲的挖，当我挖到二米多时向班长报告说：“报告班长，我已完成任务了。”
“这么快啊？”班长感到惊奇，走过来看后笑着说，“不行，还得挖一米多，上面需盖三层木头，三层土，起码要顶住三颗小炮弹。”我们在元山上露宿十多天，在那里挖好后，又到别处去挖，再也没有什么休息。先前在长途跋涉中虽然十分疲劳，总坚持每天洗脚。现在在高山顶上没水洗脸洗脚，**的力士鞋，用被单撕一条裹脚。鞋子**来自己也闻到一阵难闻的臭味，把发黑的裹脚布扔掉，再从被单上撕下一条裹脚，身上还撑了虱和湿疮，痒痒的。我们的伙食也很不正常，吃了这顿，不知下顿，常要饿肚子因为敌机在不断盘旋，轰炸，使运输十分艰难。送来的食品，首先要供应作战的阵地，我们在不前不后的地方，所以难以正常供给，也可以说是最最困难的地段，任务又重，弄得人不像人了，病员也时有发生。
班长来分发人民的慰劳品，他从衣兜里先拿出一支牙膏牙刷，同志们忙都接了下来，说：“要这干啥啊？”班长就给你一支烟或一粒纸包糖。同志们就高兴地说：“行啊，这是祖国人民的一颗心，我要。”
同志们尽管疲劳得人不像人，但是对打挎美国鬼子的信念还是坚强的，脸上常**一丝苦笑。
（九）人民只知道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吃过树皮，而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在一把炒面一把雪之后，也吃过野菜苦叶，却不甚了解。现在，我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志愿军战士吃野菜苦叶的故事。
1951年4月，我志愿军第26军从前沿撤下来到平康修整。隆隆的敌机在朝鲜上空不断盘旋、轰炸，使我军支前的运输发生极大的困难。在我们不前不后的驻地上，曾一度断了供给。首长们千方百计地向当地百姓购买粮食，什么玉米、高粱、小米、黄豆，能办到什么就吃什么。我们初到东北的时候，高粱吃不下去。此时高粱是挺好吃的。在各种杂粮中，数黄豆饭最难吃，，它嚼不细，不易消化，我吃得拉肚子。一天，连杂粮也办不到，部队派员去采办野菜。一种形如柳叶的树叶，尝尝不涩不苦，以这种叶为样品，每班派两名战士去采摘。摘来后用清水一煮，四人一大盆围着当饭吃。我们一筷夹进嘴里，“啊咦，呸！”当即皱起眉头，把树叶吐掉。因为摘错了，苦得要命。这时，班长高声说：“同志们，只要祖国人民不吃苦，我们的父母兄弟不吃苦，我们自己吃点苦没关系。我们要听从毛**的教导，不怕苦，吃下去。”
“对，对，对！”战士们齐声应和，将苦叶夹进嘴里，牙不嚼，舌不转，眼一闭，往肚里咽下去。一筷一筷地把一大盆困苦叶吃完。我们吃着苦叶仍有说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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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美援朝（下）』
（十）～队又作了简短的休整，我算～了～。当时我拉～子很甚，曾经拉得晕倒过，我在连里作了些治疗。～队把一些重病员调离了，又把全连同志剃了光头。有～的老同志～这是～～火线的准备。我仍在莫名其妙中毫无什么思考。一天傍晚，我们在一个～坡的树林里集合，一位首长来讲话了。～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次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xx高地，狙～xx军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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