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队又作了简短的休整，我算洗了脚。当时我拉肚子很甚，曾经拉得晕倒过，我在连里作了些治疗。部队把一些重病员调离了，又把全连同志剃了光头。有经验的老同志觉得这是要上火线的准备。我仍在莫名其妙中毫无什么思考。
一天傍晚，我们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集合，一位首长来讲话了。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次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XX高地，狙击XX军的**。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要狠狠打击敌人。要做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战斗。要做到人在阵地在，不打胜仗，决不收兵。”他还宣布了作战纪律说：“在战斗中或冲锋时，如发现倒退或投敌逃跑者，任何人都可以枪毙他，但是至少要有二个以上的人作证。我们保证不把伤员丢弃在阵地，即使是尸体也要把他埋好……希望同志们英勇善战，再立新功来报答党中央和毛**对我们的期待。”
部队在首长扼要的讲话后出发了，走的全是山路小道，走了一夜。途中有口令：“向前传，答班长掉队了。”“向后传，答班长赶快跟上。”
“向前传，答班长身体不好，跟不上。”
“向后传，答班长要坚持跟上。”
到天明时，我们越过一条长长的岭，翻过一座大山到向下延伸的**头的碉堡歇脚。排长来传达命令说：“命令，撤消答邦友一班班长职务，任命第一战斗组长高冠英为一班班长。”当时觉得掉了一次队，受这么重的处分，我为答班长惋惜。其实，答班长身体不佳，在这次战斗中难以胜任了。排长传达命令后说：“敌人在山峡对岸，距离很近。我们司令部在后背山巅上。”我跟着大家走，班长掉队的事从口令中获悉。路上我只担心着“封锁线”，先前听老同志说“封锁线”是敌人炮弹不断，难以过往的。我们已到目的地，没碰到封锁线。排长讲明战场敌我情况后，使我明确了方向，如吃了定心丸，壮大了胆。
我们在**头的碉堡里休息，有一人站岗，注视着敌人的一切动向。两小时后换岗，换岗时把敌人的一切动静都要作具体禀报。排长送来干粮和食品罐头，还传送信息，他说：“敌机扔下来的食品，卷烟不能拾着吃，食品有毒吃了要伤人。卷烟吸时会爆炸，传单也不要去捡，拾了要上缴。”他还说：“敌人很狡猾，夜里伪装成一颗树，摸上山来，待发现时，距离已经很近了……”排长卫生员等人还送来许多手榴弹，这时，排长，卫生员都成了通讯员，运输兵了。
轮到我值岗时，已是下午了。这时，同志们也不休息了，他们到碉堡外的树丛里观察敌人的动向。我们在大山向下延伸的**头上，可以说是在大山的半山腰里。敌人在峡谷彼岸的山坡脚。我们居高临下，对敌人的一切动向一目了然。敌人看不见我们的。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发现他们是睡在一个低矮的小帐篷里。鬼子的睡被是一只袋，有几个鬼子在帐篷外走动，还有一辆车驶来，又马上驶回。后来又有几个鬼子从峡谷的田埂上往我们山脚下走来。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焦急地说：“班长，下命令吧，我们去出击，干掉他们。”班长说：“不，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能盲动。”结果，他们到我们的山脚下带走一头黄牛。
一架侦察机在我阵地上空进行攻心战略，不时唱着黄色情歌。一个讲着普通话的女播音员，在播送动摇军心的言辞，说：“同胞们，你们为什么要到朝鲜战场上来当炮灰？你们的父母，妻儿在哭叫，盼你们早日回去团聚，你想家吗，我们可以送你们回去……”
“他妈的……”同志们听得直骂。
飞机很低很慢，像停在那里一样，我说：“枪打得着的，我们用枪打吧。”
老同志说：“不能打，要暴露目标的。”
“暴露目标又怎么了？”
“暴露目标后，敌人会把这山都炸平。”老同志说，“这样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所以自言自语地骂几声而已。
夜晚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天黑后枪炮声一阵紧接一阵，震耳欲聋。据说，美军的作战方式是先把要攻击的山上，一阵炮轰，轰得像开山机挖过一样。然后以整排整连的兵力，像牧鸭人赶鸭一样，齐肩**。所以我们的碉堡要经得起炮轰——能顶得住三颗小炮弹，敌人以整排整连**的时候，我们要镇静、沉着，待到敌人离我们一定距离时就把手榴弹扔出去，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死伤或逃跑。我们在战壕前堆着许多手榴弹，甚至揭开一部分弹盖。扔时，不是一颗，而是一把一把，是两颗三颗。那时，枪已失去作用了。在敌人攻击地，其他许多同志都会聚集到此来对付敌人。我的战壕里也放着许多手榴弹，碉堡前的战壕很深，人站在那里，只能**半个头。白天有一个班的同志，现在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守在阵地。我的一双眼睛盯着阵前，两只耳朵听着一切声响，全神贯注地警惕着。敌人有没有冲上来。敌人的照明弹一颗紧接一颗，照得战地透明。照明弹发亮的时候，我要伸长脖子，向前巡视，有没有敌人上来。我面前是一片茂密的树木，听见柴叶作响，以为是敌人来了，就作好扔弹准备。我精神紧张，镇静自如，坚守阵地。
到天明时，枪炮声又稀下来了。山脚下的一辆车里又在搞攻心战术，如白天的侦察机上的话语一模一样。在残酷的斗争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白天互不动弹，晚上炮声连天。
白天，我们要挖碉堡之间的壕沟通道。原来我班守的不是一个碉堡。在这山头与那山头间还有很大的软岙，在软岙中还有几个碉堡要我班坚守。老同志在行走时，曲腿蹲身，步小而捷，像鼠一样敏捷。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行走，而是直腿弓腰，步大而缓。老同志见我的行动十分恼火，说：“他妈的，暴露目标啊。”我不甘示弱地说：“你这么怕死。”弄得老同志啼笑皆非。其实是我没有战斗经验，不知天高地厚。在战场上尽管精神全绷，但无恐惧感。美国佬这种老爷式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方式，若没有飞机、大炮，我们能在白天行动的话，早把美国佬赶出朝鲜半岛了。
我记不清在那里坚持了几天，也不去记它，大约是十多天吧。敌人向我阵地**只有一次，先是一个排，后来是……我记不清扔了几把手榴弹，更不知有无敌人被炸死，因为战争打响后，有许多同志聚集与此，他们搬弹扔弹，把敌人炸退了。当时的我，不觉得疲劳，就是几天几夜没睡，也不觉得困，几天几夜不吃也不觉得饿。紧绷的神经只有一个念头，坚守阵地，不让敌人上来。
老同志对我说，要听着敌人的炮声，头上的炮弹声哇哇时，炮弹不会掉下来。如果炮弹声哗哗的破声，这样就要落下来了，要迅速卧倒。我好象不是在第一天的战壕里了，而是在一个山岙的战壕里，似乎也没听到哗哗的破弹声，只是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突然有人把我推倒，眼前一片漆黑。我想爬起来就爬不起来了，臀部像有虫在咬，一摸是血，我唉呦地叫起来。两个同志迅速赶来，把我拉进碉堡，解下我身上的急救包进行包扎。急救包太小，包不着，一个同志忙去叫卫生员。回来时，我听见他说：“卫生员不在，担架也没有了，指挥部的同志说伤亡人员已近半数了。”他们一个人背我下去，不，我们的阵地在半山腰，背我的人应该是向上背。上山没有路，一些树木横倒在山上。山像被开山机挖过一样，全是弹坑。我们上山时，山上树木茂盛，现在是面目全非了。一颗炮弹又落下来了，他把我扔倒在地，他的身躯扑在我身上。我与他非亲非故，互不相识，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竟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我的安全，我从心底感激着他。这种精神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才有。他艰难地背我上岗，把我交给担架班的另一个同志，自己又回到阵地里去了。
担架班的另一个同志是我在长途跋涉中被幽默地叫“田螺丝”的田来元同志。他远是萧山欢潭人，是我的同族。因为父母早亡，从小在诸暨紫东虞家湾外婆家长大的。他与我在诸暨一起入伍一起入朝的新战士。他背着我从大山的阴面下岭，我的右手搭在他的肩上，用左脚走路，是这样背一回，拖一回的下岭。我的伤口没有包扎，血一直在流。途中我口渴难忍，几次想喝水，都被他劝住，他说：“水不能喝，喝了会死的。”我说：“死就算了。”他哄我说：“坚持下，马上到了。”我负伤是在午夜前，当我到岭脚的营部包扎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田来元把我背到营部包扎所。
营部包扎所的人来登记伤员，他看到我的名字时说：“你是吴宝成的姐夫啊？”
“你是吴善干吗？”我问。
吴善干是我养岳父家吴家坞人，他跟陈习泉一起入伍，与我一起赴朝的新同志。他是一排的，我是通过陈习泉介绍才知的，所以我只知真名，不识其人，陈习泉已经在阵地上牺牲了。
“你的伤怎么样？”他焦灼地问。
“除臀部伤外，腰背不也有两处伤。”我说。
“有危险吗？”他说。
“那谁知道。”我说，“快拿水给我喝。”
他很快回来对我说：“医生说不能喝水。”
医生把我的伤口包扎后，就用担架把我送走了。
我在团部的一张**昏昏欲睡了。医生给我换药后，两个同志来给我喂汤，我感到愧疚，自己一仗都没有打好，却给同志们增添了麻烦。我欲自己起来吃，他们却不让我起来说：“同志没有关系，我们在后方多流一点汗，使前方的同志少流一点血，这是我们的职责。”当时天很热，苍蝇很多，一个同志坐在我身边帮我煽扇，赶苍蝇，我又昏昏入睡了。
当日将西沉时，医生又来给我换药了。他**我的**时发现里面有蛆，听见医生在说：“你怎么搞的，看，里面生蛆了，快去埋掉算了。”我穿着两条单裤，他赶了一天苍蝇，谁知苍蝇钻进裤的破洞生蛆，结果把里面的**给埋了。
夜间，他们又把我抬走了。
师部在一个山洞里，俞信法见了我就“田新荣”地喊了一声，泪水滴了下来。我说：“你别哭，快拿水给我喝。”他回来时说不能喝水。他是初中刚毕业的学生，只有十七岁，是骗大一岁入伍的。在本溪时，他是我班战士。我们从补员到部队后，谁也不知道谁在那里。这次相会是激动而掉泪的，夜里他们又把我抬走了。
那天夜里下着倾盆大雨，我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雨布。他们有三个人穿着雨衣，交叉抬换，冒着大雨，在崎岖狭窄的小路上，不时地掰着树枝，艰难地翻越山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有说声谢谢。他们为我这个普通伤员竟付出这样的艰辛，使我感激不尽，终身不忘。
在军部伤员很多，他们都在吃晚餐了，就是不给我吃。我吵着说要吃饭，他们说：“你肚内有伤，不能吃。”我仍吵着要吃，就是不给。运载伤员的汽车来了，那些手脚能动的伤员爬上车，坐在前面，我和另一个伤员是靠别人抬上车的。朝鲜的公路不是那么平坦，夜间行驶震动很大，我的伤口被震得很痛。车在一座大山边的路上行驶，十分艰险，他不时地亮着车灯，十分谨慎。公路边的防空哨鸣枪通知，不能亮灯。后面有许多车辆在这险要的道路上缓慢地行驶，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排成长龙。敌机发现目标了，他**地飞下来，伤员都往山坡逃离。一阵扫射后，敌机远离了。司机、伤员爬上车后准备行驶，等了许久，前面的车辆还没有启动。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前面车的司机和一个伤员中弹身亡了，后面很多车辆被挡住了去路。又过了许久，才排除了这辆挡路车，使后面的车继续前进。
由于在这里延误的时间太多，我们的车子在早上八点多还没驶到目的地，又被敌机发现了。敌机**地飞下来，司机刹住车，往山坡逃离。车上许多伤员都逃离了，只有我和一个不会动的伤员躺在车上。我面对天空，双目看着飞机扑下来时就闭上眼睛，以为这下要被炸死了。轰地一声巨响，炸弹落在公路边的田里，烂淤泥溅到车上。司机和伤员迅速上车，加快车速。其实我们距目的地已不远了，一会就到达目的地了。
我不知是什么地方，在一个安全的山洞里，医生给我臀部作手术。在那里等待手术的还有美军俘虏，我不知道他伤在何处，只见他站在那里。手术好象没有**剂，直觉得痛，我边喊边骂那个美军俘虏，是他们害得我吃苦。医生从我的伤口里取出一粒弹片。
我斜躺在车门口的汽车上，斜躺在我对面的又是那个美军俘虏。冤家路窄，我恨他，无意中把一口痰吐在他鞋子上。当时觉得美国佬活该，转眼想了党的政策是要优待俘虏啊。于是我捡起别人丢弃在车上的纸片，擦去他鞋上的痰。他向我回了一个敬礼，人心都是相通的，人人都有尊严，我这个细小的动作，使他产生这样的敬意。
我被送到阳德的医院里。那时的我已疲惫不堪了，整天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什么也不想吃，一点也不能动。连拉屎拉尿都靠护士帮着，这样的事，他们都全心全意地做了。我回想起负伤后的种种往事，真是感激不尽。我这条命是全靠部队里那些不知名姓的同志的革命感情把我从艰难中捡来的。要不，我早在朝鲜的土地上烂成泥了。
我不知在重病区医治了多少时间，待我病有了好转后，把我转到另一个病区去了。那是离此三四百米的山沟里。我睡在院子廊里的牛栏里，地上铺着稻草，屋里住着十多个伤员。其中一个伤员在**，早上医生来查病房时，那伤员已经奄奄一息了。护士们拿来白布套把死者套住，抬出病房。伤员们看着死者，默默地表示哀悼。
两位女战士从溪边走来，手里折着一只野花望鼻子里闻，有“战地黄花分外香”之感，她们是到这个病区来给伤员换药的。
我是炮伤，伤在腰背和臀部，换药时要****，因为男女有别，我岂肯在姑娘面前****，宁愿让伤口腐烂也不愿做出这样的事来。
“同志，换药吧。”她们和颜悦色地对我说。
“我不要换。”我拒绝她说。
“不换不行啊，伤口要腐烂的。”
“不要紧，明天再换吧。”
她们见我固执不肯换药，就笑眯眯地在我前面坐下来说：“同志啊，不要太封建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打跨美国的侵略。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都是同志间的革命感情，没有什么可封建的，你说对吗？”
我不吱声，无动于衷。她们不停地给我上大课，说得我理屈词穷，羞红了脸，只得乖乖地****任她们包扎。
第二天，又是她们两个来了。我不肯脱**，她们又来这一套，弄得我哑口无言，只得乖乖地顺从。在战火熊熊的岁月里，是革命同志高尚的革命感情，使我一次次地转危为安。他们给我第二次生命，我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在那里，听不到炮声，生活较为恬静和安逸，有同志去了厨房，回来时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菜？”
“知道，是洋薯。”
“不，是马铃薯。”
“不，是地蛋。”
又有个同志说：“是土豆。”
同一样菜，有这么多名堂，伤员们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天幽默而风趣地微笑着。
阳德是个交通线上的重镇。志愿军设有高炮基地，保卫着那里的大桥、车站、医院……我们在距阳德不远的医院里治伤，每天看见一群群的敌机飞来，又一群群回去。三天两头看见敌机在天空中坠毁，我把这种见闻作了这样的记叙：
阳德有志愿军的高射炮，
保护着阳德的车站、医院、大桥。
炮手技术甚高，
看，一架又一架的敌机坠毁了。
杜鲁门暴跳如雷
“她妈的，饭桶，饭桶。”
他一次又一次地命令：
“把阳德炸平，炸平”
鸦般的飞机一群又一群，
它们不到阳德就向后转，
把炸弹丢在山间溪边，
弄得医院里的伤兵笑话不断。
某天，有人兴冲冲地跑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佬被咱们打得无可奈何，愿意在板门店坐下来，作停战谈判了。”伤员们立即跳起来，高呼和平万岁，胜利万岁。
美国佬拥有大量的飞机大炮，他们有这么多的武器装备，难以取胜，愿意坐下来谈判。这说明我们已经打出了军威，获得了胜利。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难打的战争。他们花了这么多的军费，仍在三八线相持不下。他们更没有想到，连上甘岭这场战斗也会失败，更没有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用自己的身躯去挡住碉堡的枪口。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精神吓坏了敌人的胆，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不打垮美帝国主义是决不罢休的。
美国佬在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在板门口进行谈判，一面仍在狂轰滥炸。
我的身体不行了，胸中的弹片在作痛。他们把我背到别仓里公路边的一个工人食堂里休息治疗。二十来个工人在山冈里做工，午时到这里来吃饭。医生天天来给我量体温，打针。我难以行动，连说话呼吸都很痛。医生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来给我会诊，都感到无奈。那天，一位女医生对我说：“同志，你把自己的物件收拾一下，可以回国去了。”
我坐起来说：“我光身一个人下来，什么东西都丢了，回国去？”
“是啊，要走七八里路，到那里去坐火车。”
我躺在炕上说：“不去算了。”
“同志，你为什么不去，你需要到祖国去照X光，动大手术。这里没有设备，无法手术啊。”她见我躺倒不去焦急地说。
“我难以行动，要走这么多路，我吃不消。”
“同志，不去不行啊，在这里，你的生命有危险啊。你看，他们都不是去了，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慢慢地坚持一下，去吧。”她恳切地向我解释着。
门外确实有断断续续的伤员在前往，他们拄着拐杖，艰难地走着。我看了一眼门外，仍失望地躺着不起。她十分焦虑，再三劝说，后来她说：“同志，你一定要去，你的命到祖国才有救，否则就很危险啊。”她又说：“同志，你试试吧，若真的走不动时，再回来就好了。”
“试试再回来。”我拿着一根柴棍作拐杖，就试着走了。她扶我上路说：“慢慢走，来得及的，坚持下去。”
我跟着络绎不绝的伤员，走一阵歇一会，走到天将黑时，终于走到了。火车停在那里，我上了火车，在车上坐了许久后开走了。
火车是夜里奔驰，白天躲在山洞里，火车在山洞里时，同志们到洞口来坐，吸吸洞口的新鲜空气。一天，我们到洞口时，觉得这洞口与昨天见到的洞口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同志们又说火车司机在朝鲜战场上也有一套对付敌机的办法，说：“敌机从后面追来，司机于是开足马力往前开。敌机从前面追来，司机往后逃或者逃进山洞。敌机到头上时，司机拼命冒烟，遮住敌机的目光。”昨夜，火车奔了一夜，因逃避敌机，又跑到原来的山洞里来了。
乘坐着满载伤病员的列车，从朝鲜中线奔向鸭绿江边。伤病员倦躺在车厢两侧，**着，期待着。不知过了几天几夜，避开了多少次敌机。突然有人高喊：“同志们，祖国快到了。”寂静的车厢内，刹时沸腾起来，像久别母亲的孩子回到家一样高兴。
高喊的人继续说：“同志们，我们要牢记毛**的教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今天我们就决不能拿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凡是拿有朝鲜人民的东西想作留念的，应该立即扔出车厢，还给朝鲜人民。”
朝鲜有一种长柄（约20毫米）的铜勺匙，十分精巧。部分同志想带着留作纪念，被他们这么一说，都齐声响应，把想留作纪念的物品都扔出车厢。我是光身下火线的，什么都没有。我想我当拐杖的那根棒也是朝鲜人民的，我把它扔出了车厢了。作为志愿军一员的我，把我的背包及背包里的日记本，都十分珍惜，从不肯丢弃的。爱人亲手制作的一双布鞋，丢弃在阵地上，还有我身上的血滴在朝鲜的土地上空手归国了。
列车驶回国界线——鸭绿江。我们在辑安下去，汽车当即把我们送到通化市。这是搞卫生，消毒的医院。有人拿土喇叭喊话：“同志们，请到西侧屋内剃头。”我剃完头出来时，又听见他在喊话：“同志们，请到东侧洗澡，把你**的旧衣裳交给服务台同志，他们扔给我一根竹签号。东侧门口挂着像棉被一样厚的黑色门帘，我裸着身体，准备进室。撩帘一看，里面是个大厅，三面壁上装有自来水龙头，每个龙头都有两个女同志帮助洗澡。我像吓了一跳，忙退回时，近门帘的两位女士把我拉去了。他们把我拉到水龙头面前说：“同志，你伤在哪里？”她们给我擦肥皂，冲洗，在伤口处谨慎一点。洗完澡后说：“请到那边窗口领衣服。”我朝那边一看，有十来个人排着队，心想：“真倒霉，还要**排队。”出于无奈，只好排队。窗口发衣处，动作敏捷，很快就轮到我了，他们给我内外各两套衣服和鞋帽。我穿好衣服到隔壁窗口递进签号，他们就给我旧衣已折叠好了。回到室外，又听见土喇叭在喊话：“洗完澡的同志，请到楼上就坐。”
楼上也是那么大的一厅。两张台球桌前，几个姑娘在唱舞曲。桌的一面摆着许多木椅，木椅上放着一包物品。有人在喊话：“每人坐一个位子，位置上那包东西是人民慰劳给您的。”这包东西是用毛巾包的，里面有苹果，纸包糖等，还有十元人民币。我们听着舞曲，服务员不时地给伤员倒水。喊话人又说：“要听的同志可以继续听，不愿听的可以早点去休息了。”
那天，医院门口有八个战士，站着两个岗哨，不准伤员外出。因为前方来的同志头发像个女人，衣服脏得长满了虱，没有鞋帽，像个叫花子似地，所以不准外出。第二天岗哨没了，同志们穿戴一新，像个战士了。土喇叭又在喊话：“同志们，戏院为战士义演，想看的同志，可以去观赏。”我跛着脚，也跟大家去戏院，演的是京剧《三请樊梨花》。台上演得起劲，台下看得入神。到了第三天正看得入神时，电铃响了。先映出一个通知：“前天到的伤员全部回去待命。”
医院门前的路上停满了汽车。土喇叭又在喊话：“同志们，后面又有一批伤员要来了，你们准备好自己的行李，到这里来等待，叫到你的名字，请上汽车……”医院按伤员伤情转向治疗的各地医院。我被转到吉林三岔十二陆军医院去了。
医生第一次来查病房时，我对医生说：“我的伤在臀部、背部。背部的伤，弹片尚在胸内。前方医生叫我回国来照X光，动手术的。”我边说边摸着**，摸来摸去，感到十分奇怪说：“在朝鲜我的伤痛得不能行动，连说话、呼吸都痛，怎么现在就不痛了？”医生笑笑说：“不痛就好了，不用动手术了。”
“不行，前方医生嘱咐过的，一定要动手术。”我焦急地说。
医生说：“弹片进了胸膛，当时它在胸膛内流动，所以你痛得厉害。现在你经过活动，弹片在某个地方搁住了，并且被血肉包围而固定下来，不会流动了，所以不痛了，手术也不用动了。”
我又非常着急地说：“不行，弹片一定要取出，不取出弹片以后会腐烂的。”
“哎呀，同志啊，我不能搞试验，但我对你讲。腐烂是要带有细菌性的，弹片当时进入你的身体时，温度很高，起码有几百度，细菌是无法沾上的。没有细菌就不会腐烂。”医生耐心地向我解释。
我还是不信，坚持要动手术。医生说：“请相信我，我们是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的。动胸腔手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对你的身体更为不利啊！”
我被说得无话可说了，既没有透视，也没有动手术。弹片遗留在胸内，已有五十五年了，成了一个奇迹。
当时生活条件较好，我吃吃睡睡，人也胖起来了。病房是一大间统屋，二十多个伤兵员在医生查完病房后，就到外面去逛了。只有我和一个头部包有纱布的青年仍在病房里养伤，他向我打招呼说：“你为什么不出去走走？”
我说：“我腿脚行动不便，不想去。在医院里，就是服从医生的治疗，安心休养。”
他是山东人，叫王再道。我们相互谈了家庭情况。他家有个比他大二岁的老婆，他说：“我们山东人的夫妻，多数都是女人大三岁的。”我说：“你们山东人比我们浙江人封建啊。”
“是啊，我们山东的女人，在男人不在家时，整天放下门帘，闷在炕上，不与外界接触的。”
我说：“我们浙江不是这样，我也有比自己小四岁的妻子……”
“你不向家里写信吗？”他问我。
我说：“没必要，我们伤好后，还是要返前的，写了信，会让她担忧和牵挂的，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他说：“我也没有写信给家。”
我们成了同志加朋友，格外亲热了。在他的伤好后，我们一起拍照了，遗憾的是相互没留通讯地址，相片也早已丢失了。
我出院返前了在松花江那边一个接受站里进行检查，我被退回来了。医生认真检查是已伤筋伤骨的伤残军人了。当时，我是拄着拐杖出院的，我膝盖骨上的腿麻木得连针刺也无知觉。跨楼梯时，腿不能直接提起，需向右一甩，才能跨上楼梯。直到1954年后才丢掉拐杖，可见当时医院的设备也不是很理想。医生没给我作透视，我臀部的伤口在朝鲜取出一颗弹片，而里面还有更深的一颗，到1972年在诸暨人民医院取出的。动手术时痛得要命，几乎全身的神经都要抽搐起来。医生用剪刀刨下桃子大的一个肉球成了一个硬茧，放在我手心。我费了很大的劲掰开厚厚的硬茧，里面**雪亮的指头大的炮片。从此，我的腰伸不直了，无法参加劳动，家庭生活也更困难了。
我胸腔内的弹片，虽然没有腐烂，而那种疼痛一直折磨着我。在家庭十分困苦的环境里，加上身体劳累疼痛得睡不着觉。夜里也要起来喝水，逢天气变化，体内像有一只晴雨表。我在****得几乎不能起床了。可是到了早上出工时间，我仍坚持参加劳动。因为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不坚持劳动，这个家怎么维持？我从六十年代起，常出门求医，X光透视记录——10至12肋间有两颗豆大的金属遗物。这10——12肋间是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影响呢？就无法判断了。医生说我肝长期肿大，吃药、打针总是无效，是不是血吸虫引起肝肿，做入肠镜切片化验，做大便孵化也查不出病因。我的另一个病是患肥大性脊柱炎，这病服强的松药的效果颇佳。我要配强的松药，医生不给说：“此药不能久服。”我痛得要命，怎么办呢？医生说：“只有休息。”一家五六口，子女尚小，我能不做吗？我贫病交加，谁能理解，我忍痛忍劳，克服种种困难，从不向政府开口。74年我到杭州浙二医院求诊，医生说：“你需要拍片治疗，现在胶片十分紧，我院没有胶片你到别处拍片来治疗。”
在无可奈何中，我找到浙江省中医院党委书记王水林同志。他是原荣军学校的副校长。他双目失明，不知我是谁，他的爱人病瘫在**，还认得我。我叫了声王校长，他就热情地接待我，问我是哪个班的。我说是五班的，他说：“你要说你的班主任是谁。”我说：“班主任叫张富九。”
“哦，知道了，你找我有啥事？”他亲切地问。
“我胸内有弹片，想拍片。”
“你是公费还是私费的？”
“我是自费的。”
“怎么你胸内有弹片，还要自费？”他急着问。
我说：“我的残废是腿里，胸内没有评残。”
“为什么不评呢？”
“当时我们不懂伤残条例，也没见过条例，只凭医生怎么说就怎么评。”
“哎呀，农村里的人啊，往往是把钱医光了，把病拖深了，才到城里来。你明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来，看看有无胶片，有的话去拍。”他干脆利落地答复我。
在王校长的关照下，我不用排队挂号，范月华医师给我拍了片。一般地说，片子不能拿走的，因为有这层关系，只出了张了借条，把片子拿来了。
王校长问我，弹片有没有。我说在10——12肋间，他说：“你不要去动手术，动手术是十有八九要动坏的，说不定，把人变成瘫痪的。你要打报告，评残，提高伤残等级，千万别动手术。”
我受不了这种长期疼痛，真是生不如死。我瞒着王校长到浙二医院找那个医生了。他看了我的片子说：“啊，这么深啊。”
“多少？”我问。
“四公分，不能动手术。”
我再三恳求要动手术，他说：“你的身体需要切断半个，要割去四根肋骨，你吃得消吗？”
我说：“我受不了疼痛的折磨，我情愿死在手术台上，给我一个烈士称号就够了。”医生见我固执已见，犯怒了，说：“医生的话听几句吧，医生是对你负责，不会来嘻弄你的。”
我按王校长的关照，打报告给县民政局。杨和桥局长说：“请王校长出个手续来。”
王校长说：“我对残废条例懂了些，对伤残军人关心些，提个意见他要这样来刁难我。我不怕，要我出手续，请他们来函，我会出的。”
后来，他们叫县人民医院的毛医师来检查，我找到了毛医师，他说：“他们要我检查你的伤残，需要盖有公章的信函，没有信函我只是给你看病。其实，他们是把你的事当皮球一脚踢出门外就了事了，你找的是哪个局长？”
“杨和桥。”我说。
“杨和桥自己没当作兵，不知伤残军人的苦。哎，你找错人啊。既找到他，就找其到底。你可以问问杨同志，弹片在你胸内没有影响，你手指里扎三颗刺不挑去，你有什么感觉啊，你有没有说啊？”毛医师开门见山地说。
我说：“我不敢顶撞他。”
“要顶，这种人不知人家流血牺牲的苦。”
我从杭州到诸暨跑了好几趟，被他们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弄得自己也模糊起来。我想，王校长双目失明，事物难以精确。我还是去找郑校长，听听他的说法。郑校长叫郑国祥是温岭人，他是去掉几根肋骨，只有一叶肺的伤残军人。从撤掉荣校后，他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审判长，因身体欠佳常在家休养。法院的同志陪我到他家，郑校长一见我就认识，笑容满面地让我坐。我把情况讲了一下，他看了一下我的病历，还看了我的伤口后说：“哎呀，你太委屈了。你的残废可以提高到二等甲或二等乙的。可惜时间太久了，知道你受伤的人不在。只要你受伤或给你包扎的人出证明是完全可以提高伤残等级的。”
我说：“给我包扎的人还在，会给我做证明的。”
“那好，若他们不给你解决的话，可直接找省民厅，现在厅长是尹洪兰。”他这样指点我，使我更加明确和坚定。
我多次去县民政局，他们总是推脱来敷衍我。一个姓王的局长说：“你的身体不好是年纪大的缘故，你是那年（72年）手术动坏的，手术是你自己要动的……”
我要叙述理由，他却打断我的话不让我说。
我去杭州找民政厅厅长尹洪兰，他原是浙江省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的教务处主任，我们都叫他尹主任的。
“你找谁啊？”门卫问。
“我有事要找尹主任，尹洪兰。”
电话铃响了，门卫说：“他不在，外出去了。”
我对郑校长说后，郑校长说：“不会吧，我昨晚还在西湖边遇见他，他没有说要外出的事啊。”他说：“你再去找他，别说是我说的。”
我再去找尹主任，他仍没有来。从楼上下来一个带绍兴口音的人，或许是尹的秘书。他对我说：“全省多少伤残军人，有事都来找你们的校长，把校长都忙烦了，你们以后别来找校长，有事找民政局好了。”
他听我讲述后，对我的病情深表同情说：“你基层这一关一定要过，同意不同意要有个签字才可以到省里来。这一关不过，你别来，来了也没用。”
我又到民政局，局长说：“你的问题不能解决，你的报告拿回去吧。”姓毛的橱里拿出材料还我，我一看材料不全了说：“我还有材料呢，怎么不全了？”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还算给你保管得不差吧。”
我叫他们签意见，他说：“意见怎么签？”我说：“签不能解决吗？”他说：“意见我们不能签，你把报告拿去就好了。”
“意见不签，我报告不拿，解决不解决就凭你们。”我就这样走了，在大街上碰见分配到诸暨工作的同志加同学，他们见了我大吃一惊说：“老田，你的身体变成这样了。”
我微笑着说：“伤口复发得有气无力，没有办法啊。”他们说：“去找民政局啊。”
“去了，我去过多次了，他们不予理睬。”
自来水公司的岑柏生拿起电话说：“民政局吗，田新荣病成这样了，你们为啥不给他解决啊？他是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你们为啥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岑同志在电话里发了一顿牢骚，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方的话我全不知了。
后来我去找刘德美，他是1950年县召开首届人代会的晚宴时坐在我隔壁桌的伤残军人代表。我认识他，他是不认识我的。我把情况讲给他听，他以一副冷面孔对待我，说：“你相信他们，就找他去办吧。”怎么，刘自己是伤残军人会这么冷漠啊。后来有同志对我说：“文革中，各地各单位都有两派，刘与杨是不同派别，不同观点啊。”
文化大革命到了后期，那个姓王的局长下台了，新上来的叫任丁新，我去找民政局时碰见了他。他说：“我是想找你谈一谈。”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说：“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是必然的事。”他跟姓王的不同，他能听取我的叙述。我说：“年纪大了，我几岁？我只有四十多岁的人，已无力参加劳动了，村里六十多岁的人还在挑粪呢！怎么能说是年纪大了。”
他说：“那次你手术不动多好，十多年的弹片从身上取出来必定要损伤神经，手术是你自己硬要动，这后果也要你自己负。”
我拿出那张原始报告说：“同志，你看看这里‘可以取出’几个字是县人民医院医生写的。这里‘同意县人民医院手术治疗’这几个字是民政局签的。医生同意，领导批准，怎么能说手术是我硬要动呢？我自己硬要动手术，你们会给我报销医药费吗！”任同志在事实面前感到无奈了说：“我是听他们说的。”
“是啊，他们自己签了意见，还要推卸责任啊。”
他说：“你生活困难是确实的，你可以打报告，我们给予照顾。”
“不要，我不是为了照顾。”
“怎么，人家是巴不得轮不着，叫你打报告，你还不要。”
“打报告照顾一张报告，最多只批给三十多元。我一年能打几张报告，不是跟求乞一样吗！”
“那我们给你按月定额补助吧。”
“不要。”我还是照样坚定地说。
“不要，你这不要，那不要，你说，你要什么？”
“我要求按党的优抚政策，按残废条例调整我的残废等级。”
“这个，在等内调整这还可以，要超等级调整难啊！”
“事实明摆着，我已委屈至今，调不调由你们吧。反正我这条命也是靠同志们的革命感情捡来的……”我气恼着走了。
不知跑了多少次诸暨，经过历时两年的周旋，总算把我的残废等级，从三等乙级调整至二等乙级了。从此享受着公费医疗。伤残金从全年二十四元调至一百三十多元了。
随着科学的发展，医疗设备地不断更新，原先用X光透视说弹片在10——12肋间，不知具体位置，80年代用B超拍片，发现一粒弹片在肝脏呢！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弹片怎能在肝脏里呢！”医生说：“奇怪，弹片到肝脏里还不死。”我说：“弹片不是直接打入肝脏的，是弹片进入胸腔后流动到肝区搁住后，被血肉包围起来与肝脏连为一体了。”我的解答解开医生的疑虑。
92年我患胆结石症，在县人民医院治疗，我写给医生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剖腹除痛如开箱取物，关键在于医德医术。我相信贵院的医德医术，望医生给胆里石头与肝里的弹片一起除掉，谢谢。医生看了当然很高兴，他们把我的伤口开大，动肝胆手术。医生来查病房时，我问：“肝里的弹片有否除掉？”医生不作回答，后来我出院时的病历上看到“对肝组织的损害太大，未能取出。”
这么多年来，我跑了多少次医院，每次诊断都是“肝肿大”或“脂肪肝”，因为肝肿大而受了多少苦，花了多少冤枉钱，原来是弹片在肝区。我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忍劳忍苦，忍痛忍怨，贫病交加，苦不堪言时，有谁能理解我，同情我，甚至我因贫因困遭了多少白眼和冷漠。若我现在不写出来，连我妻儿也不能理解。我在风风雨雨，艰难困苦中，总是默默忍受，我曾在诗里写着“沉默是一种斗争，我在沉默中自灭或在沉默中胜利。”现在我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残冬既是春。”熬过来就是胜利了。毛**说：“美国佬是纸老虎。”我不那么认为，美国佬的飞机、大炮是够厉害的。我志愿军从出战到停战共伤252061人共亡114084人。这个损失难道还不够惨重吗？杜鲁门能够在板门店坐下来谈判，是志愿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精神战胜的。美国佬的炮弹片在我胸内留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折磨得我苦不堪言，但依然过活在养育我的土地上，还能做点小事，还能坐在桌前写点回忆录，这是我命大，是一个大奇迹一大胜利。这是以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同战斗的集体，许多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不辞劳苦的救护我，我连一声谢都没有，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没有集体就没有一切。我这条命是靠这个这个战斗集体从朝鲜战场上捡来的。
现在，我总算熬过来了，胜利了。我应该有个回顾，有个补偿，我不想海鲜酒肉的奢侈，也不愿西装革履的挥霍。我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只要比先前稍好些的节俭生活就知足了。我要保持革命的优良传统，廉洁自律，保持晚节，但我在电视新闻中听到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前程似锦，心情十分舒畅，但是在周围耳闻目睹的现实总是愁眉不展。那些村吏乡官总是互通一气，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横行乡里，违法乱纪，损害党的纪律形象，好象党的政策光辉照不到我周围的社会角落似的，使我郁郁不快。人生应该要以精神为重，物质为次，活着应该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益事，或写点什么，留给后代，让社会了解你的存在。那些在红旗下生长的年青人，不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他们不愿学习文化知识，宁愿吃喝玩乐，他们忘记历史，抛离祖宗，丢掉道德，争权夺利，赌博成风，伤风败俗，不敬老人，溺爱儿女，是非不分，为所欲为，形成一股社会歪风，还恬不知耻。这是一时难以改变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是我不愿看到而经常碰到的社会现象。我为此感到痛心而怏怏不快。我写点东西就是想让他们了解我们过去的苦难，记住我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外强的耻辱。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民富国强了，让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要吸取教训，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奋发图强，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人民有个和平安定的日子，有个团结友爱的和谐生活，这是我想得到的补偿，我问心无愧，死而无憾了。
在安达县。
我在医院被鉴定为伤残后，转到黑龙江安达县，那里是伤残军人的集中处，被称为健康六团。人很多，按各省归各省的人组织排连。
这里是当年日军侵略者部队搞细菌弹的实践地，营房也是日军建造的。长长的一通营房，可住一个排的人。两边是睡炕，炕下有通火的热道，其中有一煤炉，整天燃着煤取暖。出入是靠单扇门，门外还有棉被一样厚的门帘挡风。墙上没有窗，几块玻璃嵌于墙上作窗。外面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县城不像县城，比南方的乡镇还不如，没有什么商店，只有一家国营百货商场，顾客稀少。路边几家摊贩，没有什么鲜果，也看不到一片绿叶，全是冰雪和风沙。田野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地上也不会长草。农民们很闲散，不用在地里忙碌，坐在家里抽烟，有时用毛驴拉车，把干燥的粪拉去撒在地里。他们穿的全是黑色的衣服，小裤口，小袖口，从不洗换，连女人甚至姑娘也是这样。吃的全是地窖里藏着的大白菜、洋薯……这里奶牛很多，牛奶是这里的土产。我们基本不外出，偶而出去一趟，要带上手套口罩，还要放下帽翼盖住耳朵。否则就冻出血来，逢刮风，风沙暴吹得你睁不开眼睛。那土像灰尘一样漫天弥漫，这就是北国风光吧。
去年我刚到东北时，各大火车站都住着黄头发，高鼻梁的苏联人，现在不见了，铁路还给我们了。在那里我碰见班长答邦友，我高兴地叫他答班长。他也高兴地问我伤怎么样，我们简要地谈了几句，却听见旁边的人在叫他答排长了。上前线时，他身体不好掉了队，撤消班长职务，现在却成了排长了，他也受伤致残了。
我们连是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伤残军人，连长叫魏忠勇，萧山人。他爱动，整天跑来跑去，还跟安达中学的学生谈恋爱。他从哪里借来一只收音机，开机收听浙江的绍兴文戏，收着了，听听又不像，后来才知道绍兴文戏改掉了叫越剧了。
我们的指导员叫李友田，浙江浦江人。他平易近人，喜欢跟战士说说笑笑。他跟他闲聊时，有时会问一句：“同志，你贵姓？”我问道：“指导员，你明知他的姓和名，为什么还要问他贵姓？”他说：“有些人在闲聊中往往忘记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本质，甚至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我问一声贵姓，请他莫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是多么幽默、风趣的教育方式啊。我们在那里过年，吃水饺。他很意味深长地说：“从参加革命以来，今年过年没听见枪炮声啊。”“是啊，我们是为了和平才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啊。指导员喜欢吹口琴，他叫我们几个青年每人买支口琴，学吹口琴。”
我们在那里学习三反五反，一个个交代自己的经历和问题，有大家拉一帮助提高自己。我因不吃肉，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我从小不吃肉，没有信什么教。”他们不信，把我整了一个下午。我说：“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的。”这样才算放我。
我们还学习“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这本小册子。有人专门来讲课说：“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久的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是生活十分美好，物质相当丰富，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说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到那时，是没有政党没有军队也不分国家，是世界大同了。“我们听着课，心里十分高兴，真是前程似锦。后来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是难以实现的幻想，我觉得自己太年轻无知了。
我们那里天天注射防疫针，什么霍乱、伤寒、鼠疫……各种针都要打，说美国佬在那里投放细菌弹。我们被打得卧床发烧，还要打。打完各种针后的日子里，团政委来传达中央指示说：“排以上干部和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其余统统回家。”我们浙江25岁以下的青年有十多个人，愿意留下的只有四五个。记得是淳安的殷祝顺，新登的陈志川……我是其中一个。那些回家的人有些很高兴，有的不十分高兴，只是服从命令。有的愤愤不满，发着牢骚。有个缙云籍的，手有残疾，无法劳动的人不满地说：“我的儿子，不再让他去当兵。”据说，这一大批残疾人，沿途打架闹事，从天津、济南直至上海等各大车站上，打站台人员，砸站台玻璃。这事震动到中央，后来政委被关押起来，停职反省，说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传偏了。
他们走后不久，我们留下来的人也要返乡了。列车到山海关，车子停下来，车上的人全部下车进行检查防疫卡。防疫卡上打完各种针再上车，如缺一针就不能入关，还不允许带动物。我们浙江的只有十多个人，福建的人更少，两省不足二十个人，坐一节车厢，有专职医生护送。这几个人乘坐一节车厢，使许多位置空着。车到浦口，我从车门的玻璃窗中望去，前面那节车厢里连通道上也挤满了人。有个穿军装的军人想进我们车厢，我起身去开门，指导员说：“不要去开。”
“是个当兵的。”我说。
“军人也不让他进来。”指导员说。
那军人气呼呼地敲着门，指导员说：“你瞎眼了，我们是伤病员，是专车。”那军人也无奈地走了。
我们到了上海，就要乘换沪杭线的车子再无专车了。
有人把我们接到省委招待所，我往**一坐，吓了一跳，以为是床倒下来了。指导员哈哈大笑说：“这回你不知道啊，是沙发床，吓了一跳。”我默默无言，他说：“田斌，今晚好了，大世界在隔壁，什么京戏，绍兴戏，由你去看，不用买票。”
“指导员。我们在这里能住几天，若住的时间多的话，我想……”我说。
“怎么，想家了？”指导员笑着说，“小家伙，先前在东北，在朝鲜都不想家，现在到了杭州倒想家了。”我低头不语，他又说：“到了浙江，就是到家了。去，还是去看戏吧。”他一把把我拉走。“大世界”我从没有见过，确实比辽宁通化哪个戏院要好多拉。我因思家，仍郁郁不乐，指导员说：“怎么样，京戏不喜欢看吧，去看绍兴戏吧。”我本是个戏迷，现在我啥也不想看。
翌日，我们进了街，街上琳琅满目的鲜红水果，勾起我的食欲。我买了些五月桃，军人街上是不能吃东西的。衣着要整齐，桃子也要到宿舍才能吃的。我们往大街上走着，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见到我们当即立正敬礼。因为随军记者魏巍曾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祖国人民把我们视为最可爱的人啊。我们在湖滨照个相，殷祝顺（后来被分配在诸暨市粮食局工作）失去左臂，照相时，他们在湖边的一个柱子掩盖左臂，他说：“这样把照片寄回家去，使父母看不到他的断臂，免得父母伤心。”
那天午夜，突然通知我们上火车，说是去金华。我们从安达同来的魏连长，方参谋也有个伤残医生。他们留在杭州，另作安排了。我当时想，去金华要路过湄池车站，要熟人捎个信回家。谁知，我在火车上睡得很熟，到了金华天已大白，我还是睡着。
“喂，同志，快起来，到了。”
车站里有几个人吹打着号鼓，有人把我送到一家宾馆用餐。饭后，用一辆挂着横幅的车送我们到永康。那是浙江省革命伤残军人的荣校二分校。永康也有人敲打着号鼓迎接我们。我们不到十个人，政府和人民都如此重视，是我意想不到的。
在永康的伤残军人很多，住的都是很大的民房。虽说是荣校却没有课堂，也没有课本。伤残军人生活很散漫，纪律松懈，整天逛街，常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发生。我在连队里任团支部书记。指导员仍任指导员，他说：“田斌，你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懒散了，一天到晚喜欢睡。”
我含羞地笑笑说：“指导员，我好象觉得很疲倦。”
我在永康大桥上会见了田德全，原来还是同一个连的。我仍叫他“小哥”。有人说：“部队里只能叫同志，不能叫小哥。”
我爱人也到永康来看我来了，我们一起照了相。
永康街上要浇水泥路了，有几条路用铁丝网拦起来，不准进入，并且有公安人员站岗看管。某连的伤残军人为赶晚饭，从铁丝网里钻过来。公安人员不让他钻，引起争执。那人回到连队慌说公安人员要打他。
“什么，公安人员打伤兵老爷，我们前方不死，难道要死在后方，走……”
几个人一哄而起，把公安局的枪背到荣校校部，严校长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永康公安局把事态禀报到省里，省民政厅厅长兼荣校校长程潜亲自来了，他在永康召集伤残军人大会，在会上他没有讲缴枪的事，也没讲谁是谁非，他说：“我们要听毛**的话，遵守三大纪律。不久，永康二分校撤消了，伤残军人全部并入诸暨一分校，即浙江省荣军学校。
这些惹事者多是解放入伍的人，是国民党军队的习气，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到了诸暨，王水林双目失明却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除周日外，不准上街或有事要请假，销假，并且有学习课本、教师和课堂，与作息时间。
李指导员没有来诸暨，他在金华地区人民医院任党委书记了，他与骆界友在一起，常忆起我的人品。80年代我去探望他俩，指导员也离休了，妻儿还在上班，他为儿女烧饭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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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第6章：第六章 在省荣军学校学习”内容快照：
『第六章 在省荣军学校学习』
算术～得了零分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战争，美国的飞机大炮使我～美援朝的志愿军伤亡很大。众多伤残军人是没有文化的大老～，怎么安置。～指示在各省设立荣军学校，除一～分自愿返乡外，其余返各省荣校学习文化知识。培养他们成为参加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材。我是1953年从黑龙江健康团返回浙江荣校参加学习的。在开课前，～～行一次测试，～原有的文化基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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