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久，城里的知识青年响应了毛**的号召，来到了我们农村安家落户。我们生产队就来了三个知识青年，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知青，而且全都安排就住在我们的院子里。我们院子是一个四合院，座西向东，有四家人居住。正房以堂屋为界，南侧是瞎子老人秦国清一家，一直到整个南边的厅房那通和东边的一半，因为他有着四个儿子，他儿子已经成了家；堂屋是公房，也是人们从其他地方回来的主要通道，进身很大，大概有四、五米。北侧是范兴明住，范家算起来还是我家的一个表亲，我叫他为范幺姑爷，他只住了正房的一间，又在正房的后边修了三间草屋，。范的侧面是姓秦的居住，他是瞎子老人的亲弟弟，但关系好像不太密切。他只住了一个大转角，北面的那通是公房，我们火灾前就住在那通的最东端的那间，中间的几间也是公房，这些房子全都是古式砖木结构的瓦房，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房屋。我们遭火灾后，我外爷就接着那房子在东边修了几间把那院子基本沿满了，除了与那个盲人的大儿子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很窄的通道外。女知青们就安排住在那几间公房里。她们中一个高挑俊秀的叫温小玲，皮肤白嫩得来轻轻一捏就会出水。鹅蛋型脸像洋娃娃同样皮肤白嫩的是马小平，她大概是个回族。再一个稍微矮小一点的是熊小平，同样漂亮好看，她是重庆人，跟着她的舅舅，所以在成都读书，她们都是成都西北中学初中毕业而下到我们农村的。她们的到来就像的打鱼人到了桃花源打破了那里的平静一样，让我们大家嗅到了一些都市的现代文明气息。她们的牙齿白得很好看，原来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用牙刷去刷去洗，而且口里还刷出了很多的白色的泡泡。我们那些也想自己牙齿白点的男男女女也去花两分钱买来了牙刷来刷起来，只是一刷自己就满嘴的血泡泡，有大胆的就去质问姑娘们是不是在骗我们，姑娘们听了之后都笑出了泪花，笑声停后再给我们讲了出血的缘由。过年或她们要回去探亲，除了她们要带回去很多土特产外，我们就让她们给我们带很多很多的乡坝头没有的东西；她们刚离去，我们就在算着她们回来的日子。每次她们回来，大小包都装得胀鼓囊囊的。她们还没有放下行李，我们大家早就围了上去她们也笑容满面地掏出了本子，耐心而有条理地拿给大家要带的东西：张大妈的是一条毛巾，李幺婶的是一面镜子，志强的是一把小刀，水清的是一枚像章―――当然每次她们也没有忘记给我带上我想要的东西。那情景，比分胜利果实还有隆重还要高兴。她们就成了拉近城乡距离的神圣的使者。这三个姑娘，各有着自己的性格脾气，温的开朗活泼，马的柔声细语，熊的干练泼辣，都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知青的下放，也跟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安。说是有一批知青，不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干起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勾当，一到晚上就出来抢人。只要到了夜里，“打抢人啊，打抢人啊！”声音就此伏彼起。因而人们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就都在屋外临时搭了一个草蓬，一家人就都守候在蓬里，不时地跟着喊“打抢人啊！”，经常是从红石那边传过来，又从我们在，这里传到南边去，彼此形成一个声音链，而每个人就是声音的一个小环扣。就这样，人们要一直守候到自己实在犯困无法再坚持而且没有了任何“打抢人”的声音了，这才先把早已经睡熟了的其他人一个个喊回到家里去睡。尽管这样，周围的人们中，没有发现谁被偷被抢过。
那个时候，那些当干部的可就触了大眉头。经常被押下来接受批斗，而会场往往就设在学校。我们学校一次就开了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公安局长王万成，副局长安少清，县委副书记钱玲以及公社里的书记社长共七八个人，个个都戴着高高的纸帽，上面用红笔写着打了叉的各自的名字，脖子上挂着大黑牌，写的依然是打了红叉的名字。而钱玲的黑牌，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在黑牌上还画了自己的漫画；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镜，瘦瘦的脸，再就是他个子矮小，非常的滑稽，一见就让人发笑。他们出来时，没有像其他挨批斗的人那样被抓住头发，手臂被反背抓在后边推着出来（那时，人们把这叫住坐喷气式飞机或燕儿型飞机）而是自己排着队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这大概算是因为他们的级别高而对他们的优待吧。会场上，揭发的人义愤填膺，下边的人好像那几个挨批斗的曾经把自己的儿女丢进了井里或夺走了自己的老婆一样的愤怒。“打倒某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声震云霄，震耳欲聋。会议开到一半，会场突然骚动了，原来是一个叫童树章的年轻人坐在了桌子上，另外的人叫他下来，但是他却不听招呼，于是人们再也不能够容忍了。马上就把他揪了上来，并很快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大黑牌，上边写着同样颜色格式的文字：小爬虫变色龙童树章。那个场景至今都叫人发憷！
有时，人们对那些芝麻大一点的官也不放过。就连生产队队长在看到不顺眼十也要弄出来批斗。记得是一个很热的盛夏的晚上，人们刚吃完晚饭，就被叫到公房里，说是要开会。大家抬着凳子来到公房时，会场前面已经有两个人低着头站在了那里：一个是称之为四类分子的魏甫林，他在今天晚上只是个陪同。主角当然是另一个，这主角我们队的队长，算起来是我的远房表亲，平时他是个光头，现在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分外地刺眼，他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用以散热更用以驱蚊，可是在被愤怒烧昏了头的人们看来，简直如奸污了自己的母亲一样的不近情理，
“拿掉他的扇子！”一个饱含怒火的炸雷炸开了沉闷的夜晚。
“对！”
“打倒谭明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天晚上，谭队长，也就是我那表叔，不仅饱受了大家的愤怒声音的轰炸，**上饱受大家拳头脚头的亲密接触，大家所揭发的无非就是哪天你对我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哪天在路上走时我招呼你，你却连蚊子声都没有，哪天我看见你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滔天罪行。蚊子们也同样叮他的肉，喝他的血，和人们一样表示对这个坏蛋的愤慨。
那个时候，我对那些的所谓的坏人简直是不可理喻：为什么放着好好人不做，而偏偏要去做坏人呢？我们生产队有一个被称之为坏人的四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魏甫林，据说他曾经到过印度，当过国民党的排长。我平时都远远地躲再他，生怕他就把我抢了杀了或把坏人的毒素传染给了我。但是看他平时也是瘦高清秀的个子，慈眉善眼的，说话也是轻言细语的，并不像传说或电影里说的红眉毛绿眼睛。我单独走来与他碰上了，也不得不怯生生地叫一声：“魏大爷”，急忙就跑开，害怕他因此就来把我拖住，让我做坏事，教我反对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可跑了一段路后，见他没有追过来，也没有要追的意思，我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和性命！
有一次，我们那些女知青，在路上看到了他，看他那么大的年纪了，也是慈眉善眼的，同样叫了他一声“大爷”，这位大爷满脸的激动，低下眼皮，嘴角抽动了几下，头不断地点，可就是不敢应声。女知青走了不远，就被人告知，那人的身份和地位，女知青个个都像被人骗奸了似的一脸的愤怒，原本面如挑花的白嫩脸蛋扭曲得比小鬼还难看。
以后，大队、生产队也常常开对四类分子的批斗会（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几类中，如果被告知摘了帽子，那你就享有了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然，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坏人）。那些坏人在接受批斗时，头也都尽量埋得低低的，腰同样尽量弯成九十度，张起耳朵听着大家揭发的新的和历史上的滔天罪行，耐心地回答着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或哪怕就是诚心刁难的问题，因稍有不如问话人的意，轻则是一顿愁骂，更多的是一阵拳打脚踢，精神和**都会触及到，有时还是非常深刻，叫你一辈子都得记忆犹新。那些与时代不合的人们，哪怕就是钢铁般的身子骨和意志，也不得不低下你那高贵的头颅！
那个时代，敌人是随时都可以产生的。整个人们，整个社会，完全处于宗教的迷恋和**之中。
人们不管在做什么事之前，都要进行一种仪式：在一片《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没有乐曲就用口唱，）洗干净手，拿着《毛**语录》本，端端正正地站在毛老人家的相片下面，一边有节奏地挥动着红语录，一边虔诚地呼颂着：
“敬祝毛**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每天至少三次，有时七、八次十来次不等，特别是在吃饭，做事之前，是绝对不能少的，这叫天天读雷打不动。这一仪式完了之后，才可以做你该做的事情。
我们队里有一个叫李世方的，年少的时候当过大队的通讯员，满脸的麻子，人是比较的活泼，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或遇到了需要帮忙的，只要你叫他或者他听说了，绝对跑得风快，可就是嘴巴很糟，凡是生产队的哪家发生的一丁点二事情，有他的地方，就有他那唧唧喳喳的刺耳的声音，就有这事情的寒风凭空刮起；不管是什么话，别人嘴里是没法说出的，但是在他嘴里全都能够溜出来。他为了这嘴巴也吃尽了苦头。一次到彭山，看见好多的地方都摆放着毛**的石膏塑像，他却老大不敬地说：“你看那个娃儿塑得好好看啊！”这恰好被同路的人听到并记在了心里。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吃饱饭的，一天能够吃上两顿，能够吃饱，哪怕就是清汤稀饭，就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要是一天能吃三顿，那无疑比解放前的地主还要霸道了。李世方当然也同样是吃了上顿缺下顿的，有时实在饿得不行，就舀一大碗冷水咕隆咕隆地吞下肚子骗自己的肚子了。经常这样，别说肠胃受不了，自己的膀胱的负担也特别地重。一天早晨，生产队打钟出了工，人们不管吃没吃饱，手里还在做什么，都必须拿起锄头扁担鸳兜跑到田里干活，当然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这是雷打不动的。这天，我们的主人公又来迟来几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田里时，大家正在祝毛**万寿无疆，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可就是膀胱不争气，俗话说“屎尿不留情，不拉胀死人”，为了不死人，他只得离开行列背着大家解决尿的问题。当然他没有狗胆能够停下这个仪式，哪怕是在小便。所以他只得一边摆动着那个小玩意，一边呼着“敬祝林副**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事情简直比挖那些善良淳朴的人们的祖坟还大的罪恶把大家的愤怒撩得难以遏制了。
又是大队开大会，会场设在刚修的大队办公室。本来就不宽敞的屋子挤满了一屋的人，人们分两行坐得整整齐齐，中间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前面的中间有一张高桌子，桌子上方悬挂着一幅墨汁未干的白底黑字的横标，上面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看这气氛，大人们停下了咳嗽的声音，更不用说讲话。就是最调皮的小孩也往母亲的怀里直钻，把小脑袋**地贴在母亲的胸口上一动也不动，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是眨巴着眼睛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到来。
大会刚开始不久，一声把“新生反革命分子李世方揪出来！”。三个彪形大汉就一个往李的脖子上套黑牌，另两个如老鹰抓小鸡似的抓住了他的双手，一下就反背在了后边，挂黑牌的汉子又一下揪住了李的头发往后一拖，李的头自然就往后一昂，三个大汉就把李世方跌跌撞撞地推上了那张高桌子，他们三个就站在那早已准备好了的条凳上，不改任何姿势地揪着李世方。那黑牌上依然是白底黑字的大字：新生反革命分子李世方。名字依然是用红笔打着叉叉。揭发的人依然是异常愤怒地列举住李的前面所说的种种罪。李听着听着，喉咙里涌出了口痰，没法吐出了，粘粘的口痰只得顺着嘴角流，结果弄了自己一脸，使本来就麻的脸更让人恶心了。他回到家里，足足在**躺了三天三夜，一个多星期，才能够出来干活还经常喊头疼。
后来，人们在总结时说，历史上的反革命并不可怕，那是死的；最可怕的是新生的反革命，因为他在天天产生，随时地破坏着我们美好的生活，还想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听到这些，我，同样也包括相当一部分人，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天一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成了坏人，那可就惨了！
前边说了，我是非常胆小的人。如果到了晚上家里没有人，我无论怎样都不能够自己在家里：四周黑黢黢的，昏黄的煤油灯光一闪一闪的，自己的阴影就映在了身后。看到这种情况，我忙把门一关，也顾不上吹熄灯，惊呼着跑了出来。
有一年，我家的出山的当头堆满了稻草，有人发现草里有蛋，就把蛋拣了出来打碎一看，里边是花花绿绿的小蛇，他吓得不得了，就把这些小蛇丢在了堆草的地下，后来我已看到了。从这以后，我一个人根本就不敢走那里，非走的话，都要绕道走或在另外的地方等有人来时再过。一直过了一两年我才一个人敢走那里。
还有一次，为了帮助家里挣工分，我就自己去扯一个田的胡豆，那个田大概有三、四分，我已经扯了一半多，突然发现田里有一条条的毛毛虫在胡豆杆上爬动着，黑黄的身子来回蠕动，我又恶心又害怕，扔下手里的胡豆杆就往田埂上跑。跑到田埂再回头看，看了又再跑。第二天，第三天，每次走到那个地方都要扭头去看一下。直到那胡豆被人全部扯完搬走为止。
我们常去玩耍的地方有一口井，说是里面淹死过一个过路的人，死人浸泡得胀鼓鼓的，样子非常吓人。井处在一条很多人走的大路口上，井的三边都是非常茂密的竹林，走那里确实是有些阴森森的，但是那又是人们的必经之路，况且那井里的水又是很好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走那里。我们每次走到那个地方，都感到特别的害怕，怕井里的死鬼抓我们去抵他，自己好去投胎。要走到那口井，大家都要放轻脚步，猫再腰，蹑手蹑脚地过，只要一过那里，大家就飞一样地逃了，生怕就被井里的鬼发现而跑来把我们抓去。当然，如果有大人一路或者小孩很多，那我们就不用怕了，那死鬼是斗不过我们的。如果我一个人，自己就只有绕道或者寻找各种理由不走那里。
我外祖父由于做牛生意，跑江湖，自然就长期地餐风露宿，爱结交朋友，自然就爱好喝酒，因而就造成了很多的疾病，再加上据我母亲说是在解放前他曾经得罪过恶霸地主帅朋章，被帅朋章放在蒸笼里蒸，叫喊声非常地凄厉，家里人一边凑钱凑物去赎，一边在家里许上整个猪的愿，外祖父才得以生还。这看来是真的，因为我看见外祖父的小腿上总是有着无数条弯了扭去像蚯蚓一样的青筋绽得老高老高的。他到了老年，胃子就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打嗝上，吃的东西嗝不久，就吐了出来。他由于有病，家里人就经常煮冲鸡蛋给他吃，他无法吃或者吃不完时，家里的人就叫我帮助去解决。这一方面是疼爱我，因为只有我最小。另方面也给我今天有洁癖，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就想呕吐种下了祸根。再后来，他就完全的刚吃进去，马上就吐，医生说是他年轻时喝的酒太多，火太重，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到了他七十三岁那年的春天，他就去世了。他去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当时，我父亲还在田里干活，就被风速火速地喊了回来，说是外爷快不行了。父亲回来不久，外祖父就断了气，我母亲连忙煎了一片鸡蛋放在外爷的嘴巴上，其他人就用一张纸盖在外祖父那苍白而瘦削的脸上。外祖父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他去世的相当有段时间里，他那盖着白纸的脸只是在晚上的梦中出现，我也经常被他吓醒，并常常出了一身的冷汗。
外祖父走的时候，我的舅舅年仅十七岁。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舅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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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荒废了的少年』
（一）到了一九七０年，我们公社办起了中学，高中初中都有，而校长就是曾经～放到我们生产队的侯仲祥。说社社办中学，是为了贯彻～～的“学制～缩短，教育～～”的伟大教育方针，是为了方便贫～中农读书～学。我们队里，有一个～魏明建的就成了我们生产队的第一个公办中学的中学生，（队里也有几个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但是那～是人们不承认的）他好生让人羡慕！明建一放学回来，就与我们讲中学的生活如何如何，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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