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记得有一天，是星期一，王老师在第一节课开始时，很例外地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文化大革命”五个大字，我和同学们都莫名其妙。从他那严肃的表情里可以看得出，他这次的星期六例行“学区会议”，与往常不一般。果然，他传达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消息。学校任何时候都是紧跟上级的，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破四旧、立四新。”开始时，学校和农村社会一样，掀起了“学习毛**著作运动”的**。村里的青年群众，分期分批地去高里集中学习毛**著作，读语录、唱红歌，很是热闹。我们小学生每人要购买一本红宝书，即“毛**语录”。从此，学校不上其它课了，改读毛**语录，背“老三篇”（即毛**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上学和放学走路时，都要在脖子上挂着“语录牌”，手里拿着“红宝书”。如果碰见人，开口打招呼时先说一句“毛**万岁”，对方回应时也要先念一句“敬祝毛**万寿无疆！”然后才开始说别的话。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挂满了毛**像，贴满毛**语录，挂的、贴的越多越好，越多就越革命，越多就越忠于毛**。所以大家竟相效仿。我父亲是大队干部，自然挂的贴的比谁家都多，简直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的。后来上级政府号召大搞“忠字化”环境，家家墙上，凡是平整一点的都写上大大的“忠”字。有的别出心裁，在大“忠”字的笔画里还嵌镶着“敬祝毛**万寿无疆”的字眼，也很艺术。各村的山崖上，到处可见巨大的“忠”字，是用石灰刷的。生产队里，办起了学习毛**著作的夜校，我被生产队命名为学习“毛著”辅导员。我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召集社员读毛**语录，教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读“老三篇”。他们都是些文盲，我领读他们也读不准。比如说，我念“为人民服务”，有一位文盲老奶奶竟然老是念“华兰民做梦”，我真是没有办法，要让他们背下来，那真是拉牛上树难上难。不久，我又见一批一批的社员，挑着一捆柴火和一些玉米面，去高里镇参加“活学活用毛**著作学习班”。大兴“讲用”之风。他们回来以后，连口语都改变了。当他们出工时，路人问他：“你去哪儿干啥啊？”回答说：“我去干革命咧！”再过些时日，生产队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早晨起来，集中全队的社员搞“礼仪”，跳“表忠舞”，升国旗。社员们在哪里劳动，红旗就插到哪里。就是一家人，每当吃饭前，全家人把饭菜准备好后，先不忙着食，大家都站起来，先向毛**像鞠躬，然后按规定程序，读一段毛**语录，再读一段林副**（林彪）的指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然后始能吃饭。我记得，这种形式坚持不了多久，只半个月，就自然没有人搞了，大概是太不自然和太麻烦的原因。不过，上级也不强调坚持，也就不了了之。有一天，学校老师说：上级有指示，不再上课了，老师要停课闹革命，学生们也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老师叫我们自由参加生产队的“革命运动”，还说可以多上街，看看革命形势、看看“大字报”。我们小学生，不知所措，回家时刚好帮父母干活。我有时也跟一些同学到高里街去看形势。我看到街上到处有红旗，到处有语录，到处听到高音喇叭的广播，到处有集会。街上时不时有比我们大的学生，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拿号筒，向街人大声大声地读些什么，又说些什么，我们小孩，不关心他们讲的话和他们宣传的内容，我们主要是看热闹。我看见有三五一群的小朋友，他们在街道的骑楼上，用报纸卷做号筒向街人用力地喊着，不时将他们手里的红、绿、蓝纸片向街人洒下来。街上的人们纷纷去检来看，但有许多赶街的农民根本不识字，他们不理会这些，只管匆匆来去。我也好奇地去抢夺那些从楼上飞下来的各色小纸片，我仔细地读着，原来上面印着的都是我们经常读过的毛**语录。我听旁人说，这些小纸片叫“传单”。再过些日子，我又上街去，这回又比以往不同了，街上有很多人，一簇一簇地围着听一些大哥哥们声嘶力竭地鼓动。他们说什么“伍派”、“韦派”的话，然后散发大张大张的传单，上面写着什么“战报”。还有许多漫画，画那些人都很丑很丑。我见有一张叫什么“抬韦图”的，莫名其妙。再过许多天，我又上街看，情况又变了。街上有许多青年人吵架，有时甚至大打出手。我害怕了，我不敢靠近这种场面。我心里想，好端端的一个街，乱轰轰的真不合我的意愿。因为我认为，街上是最好玩的，现在变得不好玩了，我有些失望。后来情况更糟了，街上有许多人在游行，他们押着一些头戴纸高帽，胸挂大牌子，牌上写着“牛鬼蛇神”、“走资派”，这些字还被打上了大大的红叉。那些被押游街的人，双手被反绑着，不时被群众打巴掌，抽鞭子，有的鼻青脸肿……，街头街尾，屡见不鲜。当时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这样干？那些被押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犯了什么大罪呢？为什么受到如此大的侮辱？那时候，我心中非常纳闷，难道大人们不能团结一些，为什么要互相打斗呢？从此以后，我上街少了。
那时我上街少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害怕；二是家人的教导，说现在街上有些乱，不安全；三是街上传闻，世上流行一种可怕的疾病叫做“脑膜炎”。关于“脑膜炎”我早知道了，因为我在街上，常去看那些宣传栏。那些墙报都有预防“流行性脑膜炎”的办法。那段时间，大约是一九六七年春季，人们谈“脑”色变。群众赶街，每当走到街头，都被一帮人拦住，先得喝他们熬制的一碗茶色的极难闻的桉树叶煎的水，才能进街，谁也不能例外。有时不用喝那种药水，而是被他们向你的鼻孔里喷一团呛人的药雾。我听他们说，这是普及预防脑膜炎。我常听人说，有人患这种病死了。每当我上街时，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怕受传染。每当上街回来，我都偷偷地按“宣传栏”上介绍的方法，自我检查一下身体。那时节，我心中有许多解不开的结，我看见有许多老师挨斗了。因为那些老师我认识他们。那是我曾经去高里完小参加学习班和讲用会见过他们的。他们当初生龙活虎，在晚会上，唱歌跳舞，和平常人一样。想不到如今也挨批斗游街了。我心中想，好人和坏人是谁定的呢？好人和坏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变化。我知道那时盛兴“×××红卫兵”、“×××战斗队”他们的革命行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武力化。有一次，我去漓河村我大表姐的出嫁婚礼，在宴会上，一些宾客们竟为了什么“×××组织”和“×××组织”之事几乎打架起来，主家的干涉和制止，几乎无效。有一次，我从外头回家，走到“之康”村的时候，远远地听见公路那边传来“红卫兵”队伍行进时打的宣传鼓。那鼓声虽然远远传来，但颇有节奏的沉重的咚咚声，一下一下的震撼我的心。我的心绪很乱。细听那节奏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仿佛那鼓一阵一阵地敲打着我的心。我很难想像，将来形势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正在文革热潮的时候，我又得到老师的通知，学校又要“复课闹革命”了，我及同学们又恢复上学了。老师们不断地给我们传达“最新指示”，不断给我们传来各种“最新消息”。有一天，老师从外头弄来几十棵小桉树苗，领导同学们在操场周围挖坑种树。我一听说是种桉树，就特别起劲地挖坑，我挖的坑比谁都深。我领到一棵似乎特别好看，特别精神的稍带些黑色的小桉树苗，我疼爱地小心翼翼地种下它并按老师的要求，在小树上挂个小木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当我干完这些后，我去巡视别的同学种的桉树，我总觉得自己种的那棵特别的好看，特别精神，我的小牌子上的名字也写得特别的显眼。我希望老师能像我一样地发现这些。希望老师像平时一样特别关注我的作品，特别表扬我一下。可是我的积极性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他平淡地从我的小树旁走了过去。我有些失望，默默地看着我的小桉树，心里说，老师不表扬，这没有什么。使我还是愉快和满足的是，从此那平原的气息传到这里来了，平原与我相距不是很远了。过了十多天，小桉树不但没有枯萎，反而长得很青绿，我心中非常高兴。
使我十分不高兴的事终于来了。有一天，老师对同学们说，我父亲是“当权派”，是批判的对像了。这一消息像一盆冷水直泼到了我的头顶，我的身凉了半截。天呀，从此我怎么在同学面前抬头呢？我的自尊心一下子扫地了。那几天我常见同学们背着我议论纷纷，谈论着我父亲的事情。我无地自容，真想钻到地缝里去。有一天，我惊奇地听到那个想长大了当炊事员的同学，就在我的小桉树边大声呼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随着也有几个大胆的同学也跟着喊起来。是老师把他们劝止了。以后还是有同学当我的面喊那些口号，以此来取笑我。我毫无反抗和争辩的勇气，只有低头和脸红而已。我常常走到我的小桉树旁，凝视着它，希望它能给我一些安慰。我知道它不会理解我的，也许它也同我一样感到十分委曲。
春节来到了，可是大队“文革小组”不给我父亲回家，还安排在大年初一批判我父亲。那年头，由于破四旧，大家不怎么过年。过年也不像过年的样子，没有放炮竹，街上没有炮竹卖。没有买肉，说是要过革命化的新年。如果是正常过年的话，我父亲被留在大队部不能回来过年，那该是多么伤悲的事啊。我母亲按习惯，大年初一做汤圆，她叫我用小铝锅装两碗汤圆送到大队部给父亲。我提着那外面烧得黑乎乎的小铝锅，忧心忡忡地往大队部走去，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了大队部，我看见父亲愁眉苦脸地在写东西，他问我为什么来，我说明来意。他没有表情地收下汤圆，并放到一边，没有吃着。他叫我赶快回家去，别在这里了，我顺从地走了。我知道他不好受，也不问他晚上能不能回家。就低着头，悄悄地离开那冷寂的大队部。后来我知道，那天他真的挨批了一天。此后他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队部的墙壁。我的生产队里也有一些人在冷嘲热讽。有的想乘人之危，有的想落井下石，他们胡乱地捏造一些罪名，到处煽动，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我只知道硬着头皮等着，希望事情不要太糟糕。我知道我的老师也受“大队文革小组”的“重用”，要他负责搜集我父亲的材料。他干得也挺认真负责的。我没有怪我的老师，因为我知道，那是“革命任务”，谁又敢不积极完成呢？后来听说大队有些造反派组成了暗杀队，要干掉这帮老大队干部，我更加害怕。可是这么一来事情又有转机了，那帮暗杀队暴露了，他们也被揪了出来，他们也被批斗了。我父亲艰苦地度过了一年。“公社革委”派来工作组，深入调查我父亲的事，后来又让我父亲继续当大队干部，只是不当书记了，当个大队会计吧。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恢复我父亲的书记职务。在他们批判我父亲的那一年，我高小毕业，刚要上初中，那时我父亲是“走资派”，大队初中部的老师们在我能不能加入他们成立的“49101红卫兵”组织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是我父亲冒险对他们说，“地主富农”的子女尚且不受家庭成分的影响，让他们享有新社会的同等待遇，何况对待一个干部子女呢？他们还是让我戴上“49101红卫兵”的袖章。我知道那个红袖章的分量，它不仅减少了我心中的恐惧，也意味着我不受牵连。不过那袖章我不怎么戴，总有些别扭的感觉，但我不轻易小看它。过了一年多之后，红卫兵的事没有多大意思了，何况我加入的是晚期的红卫兵，更没有什么意思，它被历史收拾了。
一九六八、六九年，学校又开始恢复了平静。学校恢复上课，我上了初中。学校强调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不过教材中充满了毛**语录。语文课本也不一样了，有些课文或课文中的某些段落，常见被打上大大的红叉，老师说，那些被划上红叉的是“毒草”，不准读。那时，上政治课多、劳动多、参加开会多，学文化知识的少。这时节，我的心情好多了，我到大队部时，再也见不到我父亲的大字报了，再也听不到要批判他的风声了。我父亲还是“大队革委”里的人，他仍旧领导着那里的群众，大搞“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运动。从此，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章已完结，下一章内容更精彩喔。
下一章“第4章：第四章我的初中生活”内容快照：
『第四章我的初中生活』
一九六八年，我高小毕业，到那个设在大队～～～江～校的学校读初中。那儿设有完小和初中班，总共大概两百多学生，七、八个教师。那些教师大都是本地人，只有一个是从马～县来的，其中有两三个还是民办教师。起初我和同学们一样，每天走读，学校～本没有宿舍。我的家离学校最远，得走五六公里的～路。我每天一早就煮些玉米糊吃了，并打了一～盅，在盅～放一些青菜，然后用芭蕉叶～～盅～，提着就～学去了。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