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记事时，桐柏还是一个很小的县城，简单的几条街道，狭窄而且坑坑洼洼，每逢下雨，街道上常蓄积着一片一片污水，行人就一手提着裤筒，一手前后摇摆掌握平衡，转过街角时，突然看见几辆拉砖的马车排着队闯过来，人们就赶紧颠起脚尖，贴在墙边等马车过去。“驾！驾”马夫挥舞着手中的长鞭，有些得意忘形。那些马个个彪肥力壮，主人一声吆喝，就会卯起劲头一连趟过好些水洼。待马车吱吱呜呜地终于走过去时，人们才发现自己刚换的新衣服溅满了泥点，“这该死的……”有人揣脚发起哀怨。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丢掉往日的温柔，更是连连骂开去，直到马车消失不见，还能听到她们的怨声。但也有默然无语的，他们扯着衣角抖抖擦擦，便了然无事。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就会偷偷溜到街上来。那时商店很少，隐约记得有几家卖烟酒和副食的，那时酒很少包装，只一个光溜溜的玻璃瓶，贴着储如二锅头一些商标。三叔是一个嗜烟如命的人，记得有次他忙不过来，特意托我到街上给他买烟。那时烟很便宜，四角五分钱一包，我就把剩下的五分钱买了小糖豆吃。从那以后，我似乎尝到甜头，有事没事总缠着三叔，让我帮他买烟。但那样的机会很少了，三叔毕竟是一个家穷得叮当响的人。他至今还是光棍，孤苦伶仃为人忠厚。那时县城还没有路灯，一到晚上阴森森的，很可怖。电是有的，但每到晚上就很准时地停掉，等电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梦想许多时了。

　　我家就住在离县城不到一公里的郊区，村庄背靠着巍峨的桐柏山，清澈的河流从村前绕过，然后流向更遥远的地方。我们曾光着脚丫逆流而上，试图寻找河流的源头，但都因无果而返。大人们曾嗔怪我们说，这就是河的源头，还去哪里找？我们都以为大人的话是骗我们的，他们担心这群幼小的孩子会被深山里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潭水给淹死，因为有过前例，我们还是有些后怕。但是后来，上了学，才听老师说，我们桐柏山就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流过村前的河居然是条举世闻名的大河，老师还说，山林深处有个水帘洞，相传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藏身之地。我们这群懵懵懂懂少不更事的孩子因此雀跃了好长时间，直到现在，这些都还是值得我引以为荣的。

　　母亲文化很低，只读完小学。而父亲却连小学二年级也没读完。听说小学二年级时拍了老师的屁股，被老师撵回了家，从此便再也没进过学校。他的脾气很暴躁，几乎不能容忍别人有丝毫差错，而自己却不论对错，只要我们违背他的意愿，总免不了被骂甚至被打的。我记不清挨过父亲多少次打，每次打我的时候，他很少用手，总是在最近什么地方捞个东西往我屁股上一阵痛打。但我已经习惯了，总是一动不动地任他打个够。我从来不在他面前掉一滴眼泪，只是事情过去后，的确觉得十分委屈，才独自一人藏到某个角落里痛痛快快地流了很多泪。我不敢像邻家的孩子那样在父母打他的时候抱头鼠窜。因为我知道如果逃跑了，等回来时仍少不了一阵痛打。父亲什么时候也不会轻易放过，仿佛只有打骂才是他唯一消气的途径。所以，我很害怕父亲，也从不愿接近他。只有母亲在看到他实在过分时才羞恼成怒地顶几句，骂他没有良心，不讲道理。因而，他们为此争过很多嘴，也打过很多架。我在他们的争打中渐渐学会沉默，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劝阻不了他们相互打骂，我只有流泪，默默地流泪。有一段时间内，我发现流泪的感觉真的很好，滚烫的泪水从眼中溢出来，视野变得一片模糊，我在朦胧中想象着未来：我漂泊在没有父亲存在的任何地方，没有人打，没有人骂，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

　　然而我不知是不是上天苛意安排，让两个脾气暴躁又没文化的人偏偏结合在一起。从我记事那天起，他们就为繁屑的生活进行无休止的争吵，而不知疲倦。记得有天傍晚，他们又开始撕打起来，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得一干二净，乱七八糟的发泄物仍得屋里院里到处都是。这个时候那些曾经常来串门的邻居好象突然消失不见了。我和姐姐躲在墙角，只顾自己哭得厉害，等哭够了，哭累了，再涕泗涟涟地毫无知觉似的看他们又打又摔。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如今仍记得清晰，母亲是个高胖的人，性格要强，与力量过人的父亲对峙一点也不惧怕，哭红的眼睛散发着无比仇恨的光芒，她的双手被父亲牢牢制住，却仍执著地挣扎着向父亲的脸上抓去，父亲一腿绊住母亲的腰际，用另一只脚狠狠地向母亲的身上踢，两个人就这样撕打得晕天地暗。姐姐一会儿抱着父亲的腿哭着哀求：“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一会儿又去抱母亲的腿。可他俩好象没听见似的依然纠缠在一起。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父亲终于走了，留下母亲在灶房里独自哭泣。谁知不多时父亲从哪又突然回来，“嗵”一声，用石头把母亲房间的木格窗户砸了个大洞，等天明母亲只好用稻草把断木条缠住，再从堰塘里挖些泥巴糊紧。我记得谁曾说过，窗户也是用来辟邪，万不能破陨。我和姐姐**偎在一块，默默注视这一切，直到天明。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仇恨而没日没夜地争吵，而忘记我们。仿佛他们这一生单是为了争吵才生活在一起。然而，这对于年少的我和姐姐来说，在幼小的心灵留下多深的伤痕？许多年后，只有我和姐姐清楚。那年夏天，母亲和父亲喋喋不休地闹着要离婚。没有人理解他们，也没有人理解我们。那年，姐姐十岁，我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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