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庄并不大，岭上岭下零落地散布着几十户人家。都是种田的农民，农闲时，有的去城里拉马车，比如我的父亲；有的干泥巴匠，比如三叔；有的跑到深山里挖山药，比如我的母亲。我很小的年纪就背着沉重的镢头屁颠屁颠地跟着母亲跑遍每个山头，那时往往天不亮就出发，我总是打着哈欠半正睁着眼睛晃悠悠地跟在母亲身后，心想着无论在哪里躺一会该是多幸福的事。中午肚子饿了，就吃母亲连夜做好的面饼，干巴巴的没有油水，渴了，就在旁边的溪水涧里饮一大口，清冽甘甜。而我渐渐开始讨厌这种生活，我想我的伙伴，想跟他们一起到河里捉鱼，在村口大树下跳皮筋，折纸飞机，或到深山残断的石垒里逮蛐蛐。但我害怕母亲用眼愣我的模样，她会说，从小不争气，受不了苦，将来长大一定没出息。她还会说不要我，把我扔到深山里喂狼。我不敢跟母亲倔嘴，我只有一个人躺在巨大的青石板上，双手抱着脑袋，遥望蓝天，蓝天总是很蓝，很蓝，几乎纯净成一种空洞，白云一直飘啊飘……我和伙伴们骑在白云的脖颈上，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总爱做这些漂泊的梦，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流浪。我想不明白，那些伙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时间贪玩，他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让他们也到山上挖药呢？那样，我们至少就可以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了。我还是孤单的自己，醒来时，母亲时常已站在我跟前，手中拎着一根胳膊粗的木棍。

直到我九岁的时候，这种生活才宣告结束。因为我要上学了。后来，我在城市里看到那么多孩子早在五六岁甚至三四岁就进了校园时，我问母亲，我入学怎么那么晚，母亲就说我小时很笨，到了九岁时连十个数字还查不过来。我忘了查数字的经历，自从入学后，数学从没有超过八十分便是事实。但我没埋怨父母，其实在贫穷的农村，孩子上学一律是很晚的。比如伙伴陈默、小白、阿华和林静，也有一天学也没上的，比如篾匠老张叔的两个儿子，至念还目不识丁。

我童年的乐趣是从上学开始的。我再也不用跟母亲到深山里挖药了，即使我背的书包是母亲用粗布缝的，即使我的**补了好几块补丁。学校在县城一个偏僻的角落，背靠一个被关闭的造纸厂，人去楼空，高大笔直的烟囱直指云霄，是县城曾经最高的建筑物，后来听说污染了淮河，惹出了好大官司。但我们不关心这些，那荒弃的院落里，草深林高，有我们喜爱的大蛐蛐。

县城虽小，但城里每一件细小的事物都牵动着我们这群乡下孩子，那里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卷走了整个童年。我、小白、陈默、阿华四个人每天上学手挽着手一路又蹦又跳，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心却在窗外热闹的街上溜达。放学后更像野马似的跑遍每条街，喜欢一头扎进小商店里，东瞧瞧西摸摸，口袋没有一分钱却乐此不疲。直到触摸到那香味浓郁用牛皮纸包装的夹心饼、脆果子时，才突然感到饥肠辘辘，待回到家时，饭已经凉了，这难免又被父母一阵训斥。我爱玩的天性在进入学校之后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似乎已习惯这种生活，开始很晚回家，甚至一次比一次。每次挨打，我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背过父母，任凭他们在我屁股上打多少巴掌抽多少马鞭，我都一声不吭。等他们打够了，才一个人跑到黑暗的角落里默默流泪。大人们都说我不爱哭，是个好孩子，然而他们从不知道，在我内心窝藏着一种比哭更要深刻的隐痛。我其实是个倔强的孩子，表面温和，内心叛逆，从来抗拒着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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