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跟奶奶去拜佛，奶奶总是很虔诚地上柱香，然后说，求神保佑我的孙子考上大学。在我高考之后，奶奶往庙里去得次数越发勤快了。我说奶奶，你这么大岁数别东奔西走了，要是拜佛能考上大学，那还要上学干吗？蹲在家里天天拜佛就是了。奶奶也不理我，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我们这里的人就有这个怪毛病：一边信佛，一边信科学。比如小时候我感冒了，带我看医生拿药是肯定少不了的，但是“站水碗”和烧纸钱也是必有的内容。所谓的“站水碗”，就是将三根筷子放在水碗中，如果念到某个先人的名字能将筷子站住，那说明那个先人来“看过我”了，要烧纸钱拜他，否则吃再多的药也好不了。即便是我小时候，对于这一点都是很怀疑的，如果烧纸钱能够让感冒好转，那为什么还要吃药呢？而且假使先人看过我，我应该更加有精神才对啊，怎么会感冒呢？所以我从小到大就不信这一套。有时我故意跟奶奶闹着玩，把已经站住的筷子弄倒。每当这个时候，奶奶总是恶狠狠的说，你这样做会遭天打雷劈的。
奶奶不理我，我也不理她，我要好好享受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暑假，于是我玩得特开心，用我们家乡话说，就是玩得头都忘了。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总是忐忑不安，在家里呆着不敢出去，等待着命运的降临，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直接杀了我得了。
而我的父母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办法，家里就我一个，我就是皇帝。呵呵，当然我自己从没有这样想过。母亲托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也就是她的表弟，给我打听分数，因为他在省教委里面；而父亲则足不出户，天天在家里翻《考生报考指南》，看看哪个学校好哪个专业好。我高考时是大综合，几乎所有专业都可以报考，这可急坏了父亲。每天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地上到处都是报纸和纸条。最后他敲定了学校和专业，拿给我的时候，我看都没看就说好，好像是他高考而我是老子似的。
不过后来也发生了一次冲突，就是我想报生物工程。因为我非常喜欢生物，我的生物也相当好，但是我父亲强烈反对。他认为生物工程没有前途，要让我报土木工程，说某某某是土木工程出来的，待遇很好。为这个我们还特地请教过我们的生物老师。后来还是拗不过父母亲，第一志愿报的是南京工程大学生物工程，第二志愿报的是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第三志愿报的是石油大学土木工程。报社会工作是母亲的意思，她说，葛家已经几百年没有出过大官了，社会工作像是做官的，肯定有前途。
我的志愿表上的三个志愿代表了三个人的意愿。我说，好像不是我在填志愿，而是全家人在填。而且也有押宝的意思在里面，三个志愿风牛马不相及，工科理科文科都有，真是邪门了。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文理科的区别，否则我打死也不会报文科的。
分数出来的时候，我也足足捏了一把汗。当我得知考了547的时候，我高兴得跳起来，因为我想我可以去南京读我喜爱的生物工程了。我平时一般就考500分左右，有时能考到520分就不错了，考到547真的很意外。我发现我的运气一向很背，但是遇到大事的时候，往往就有好运。
不料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得相当快。我晚上知道分数的，第二天我到村东头钓鱼的时候，别人已经知道我考了多少分，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好像比我还清楚。再问问，他们居然还知道村里其他人的情况。然后我就听说朱琳和华只考了四百四十多分，我突然一下子没有了心情，扛着鱼杆回了家。
我们村里就是这样，有个什么事，村东头发生的事情半个钟头村西头就知道了，尤其是那些敏感或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高考成绩就是他们最爱谈论的内容之一，我有时真为他们的无所事事感到悲哀。在这件事上朱琳和我有同感。
上次见到朱琳，是我去姜堰市填志愿的时候，她正在她舅舅家还没有起床，慵懒的眼神和小小的幸福到现在我还记得。可是再见到朱琳的时候让我非常吃惊。她那美丽的前额从朴素的刘海中**来，显示出那种未曾与社会接触的单纯与圣洁，但她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未曾有过的创伤与迷茫，还有更多的是惶恐和伤心。高考的失利，男朋友的分手，再加上父亲的病重，恐怕无论谁都无法承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安慰的话到了嘴边却变得索然无味，最后两个人都沉默了。我只好回了家。
华比我分数低一百多分。当初我们从姜堰市填完志愿回家的时候，我说，恐怕以后我们都不会来姜堰了。他说不一定啊，万一你要来复读呢。很有戏剧性的是，弄到最后他回市里复读了。
我一下子好像成了功臣，因为我的分数在村里除了一个复读的就数我分数最高了，而且远远高于其他人。左邻右舍都来庆祝，好像我做了什么大官似的，说什么我们这后面你是第一个大学生啦；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从小我就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怎么玩成绩都好（其实她以前总说这个孩子这么爱玩，将来一定没有出息）；这个孩子从小就聪明，父母不在家没人管教他，成绩照样好……
我看着父母乐呵呵的脸我忽然明白，原来我不是为自己考的，而是为全家人考的，考的是脸面，考的是荣耀，我觉得好悲哀。
后来得知“一本”分数线是552分的时候我才傻了眼，分数线比去年提高了12分。我估计去不了南京了，当我在网上得知我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回家跟妈妈说：妈，你中奖了。
后来我和我爸花了好长时间也弄不明白社会工作是什么意思，就我妈一口咬定：当官的，弄得我和爸没辙，最后只好作罢。
说实话，大学四年之后再问我这个问题：社会工作是什么意思？我会依然一脸茫然的说：不太清楚……
那个暑假我做20岁的生日，很多亲戚纷纷登门道贺。我也把我高三的一群狐朋狗友请来了，父母就任我闹，也不管，总是乐呵呵的。
之后我又接着玩，钓鱼、游泳、打牌，什么能玩的都玩，不能玩的也玩了。比如偷梨子石榴什么的，或者把偷的红薯放进砖窑厂里面去烤熟，更狠的是把人家放在河里的虾笼子里面的虾和螃蟹偷走。后来被主人知道了，那人却一点脾气都没有。我父亲向他道歉，他说小孩子嘛贪玩一点而已，况且刚高考完也应该补补，父亲给他钱他始终不要。但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个人，他种的桃树被人拔了，就一口咬定是我干的，非要搬我家的彩电。当时我家的彩电是村里唯一的25寸纯平彩电，四千多块，每次我犯了什么事别人总是想起这个彩电。人脸变得真快，就只是因为我考得好，因为我妈妈说这个专业是当官的。
朱琳和华却相反，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外面都说他们高三怎么贪玩，怎么谈恋爱，说得有模有样，好像亲身经历一样。
家乡的环境和气氛我喜欢，但是家乡人的吐沫可以淹死人，这一点我很反感。于是我忽然想逃，想尽快地到大学里去。
我和父亲决定提前一天去学校。于是2002年9月2日早上7点我们出发了，早上妈妈还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那天的农历确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记得相当清楚。那天真是一个黑色的日子，日历上肯定写着“不宜出行”什么的，要是我看了并且相信它的鬼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出发了，不过事实上——两者都不可能。
我们打算坐火车去，于是我们到了离我们那儿最近的火车站——镇江火车站。当我们背了一大堆东西从汽车站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到武汉的火车票。于是我们想，镇江没有，南京这么大，应该有吧。可是当我们屁颠屁颠的从镇江折向西到达南京，却得到一模一样的答复。于是我们只好又屁颠屁颠的折向东经镇江到达上海。在上海买到了上海到武昌的火车票。我当时特傻B，跟售票员吵了半天，我说我们到武汉又不是到武昌，你给我买到武昌的票干吗？她说武昌就是武汉。我说你别蒙我了，你当我是傻瓜啊。
直到旁边很多人说武昌就是武汉，武汉是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的合称，我这才停止了闹剧。于是在等待了四个多小时后，我们登上了上海到武昌的火车。直到现在为止，那次还是我坐火车最长的一次：整整17个小时。这列火车从下午四点钟坐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唯一可以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上饶的时候，吃到了上饶的特产——上饶鸡腿，五块钱一个，相当实惠美味，我发誓我没有做广告。
这次坐火车辗转往返，逛了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和湖北，简直是小半个中国，同时也花了不少钱，不过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第一次嘛，总会吃点小亏。这句话也成了我时常的借口。
到了武昌的时候居然有人接，这是始料未及的。他们帮我搬运行李，自始至终没有让我们手里拿一件东西。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学的气息。
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我做梦的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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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训』
刚～大学时并没有让我～几分惊奇，反而是失望，因为这里到～是～砖头的老房子，～土机忙碌着，到～在建路，给人很～的～。不过学校的面积大得让我们没得话说，7425亩，据说是中国第三湖北第一，这相当于我们三个村子再加～田地都不一定够。当我们从宿舍走到校医院～检的时候，～着太阳走了半个小时。我父亲英明决策，立即帮我到中百仓储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198元，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它的价格，可惜后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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