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书生涯难忘
师范毕业后,按县上规定,新毕业的学生都要上山,我就被分配到中条山腹地的泗交联校。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去过泗交,更不知道那里的山是个什么样子。报到那天,我坐在一辆卡车上,心里在想:开吧,越远越好,我要看看这里的山到底有多远、多高。到联校报到后,联校校长说,听县上介绍,我的语文水平不错,就把我又分配到距泗交还有十几里远的唐回学校,代那里的高中班语文。
从泗交到唐回不通汽车,只有沿河行走的小道。一路上,我看山望水,如同行走在山水画中,寂静的心在乓然跳动。
到唐回刚停了一天,刚刚感受到那里的河水常年流淌、昼夜不息,又打听到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之所以叫唐回,是因为当年唐代亲王李世民,为了**中原,平叛杀寇,就是从这里打马过河,凯旋回府。我便站在那哗哗奔流的河水旁,遥望它注入到远方一泻千里的黄河,仿佛听到了数万大军马蹄踏踏的声响和历史一路前进的脚步音。也决心在这一代名君和伟人留下足迹的地方,努力干一番壮丽的事业。
可还没有讲一节课,又接到县局通知,说学生放假,全县教师集中培训,并要求初中教师到庙前,高中教师到禹王报到。泗交联校只有唐回一个高中班,当然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在禹王高中的培训了。我不知道是孤单,还是自豪。
到禹王高中培训班,在听取几位辅导老师授课之前,负责人先要求我们,以联校和片区为单位,按教材分别备一篇课文教案。当时分给我们大庙、泗交和祁家河这个片区的课文,是吴伯萧的散文《歌声》,当祁家河高中的陈希文和泗交高中的文元还有我,几个脑袋撞在一起时,谁都谦虚地不肯执那个笔,结果,说了半天还没有理出个头绪。后来文元老师说,还是让这个年轻人一个人写吧,写完后咱们再通气。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我把写好的教案交给他们看时,谁都不想再动脑筋了。
在听完张天赐、张成年等几位辅导老师的授课后,要抽几名学员进行试讲,我们泗交片区推举了我。还要求备哪课就讲哪课。我们备得是《歌声》,就只能讲这一课了。可当我向负责管理教案的禹王高中教导主任李逢贤老师,要我的教案时,他先说那篇课确实备得不错,后又说找不到了,不知让谁偷去了(我怀疑是他不想给我)。没办法。我只好重备。
讲课的前一天晚上,培训班里放了一场电影,可我哪里敢看,要给全县所有高中的教师讲课,我不敢有任何马虎和大意,我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就一个人在教室里背教案。当同志们都进入梦乡了,我才回到宿舍。
第一节课下来时,车文保老师说:“你的七个排比句,一下子叫他们的眼睛都瞪了。”第二节课结束,走出教室时,又一个老师拍了下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再干三年,压过全县所有高中教员。”
吃午饭时,禹王高中的教导主任李逢贤,走到我跟前连说两遍:“姚老师的口才真厉害,姚老师的口才真厉害”。把我也说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与他毕竟还不熟悉。
晚饭前,我读高中时的曾文祥老师还给我说,几个辅导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价。说我把课讲得十分生动,而又**澎湃。
如果说那次讲课,还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听一位朋友对我讲,夏中的一个郭老师说我:“作为语文教师,连普通话的音都发不准,他还能算得上称职的语文教师?”
另一个是西浒村九制校的卫彦良,他是我高中的下一届同学,听说语文水平也很高,在吃饭时,他蹴在我面前问我:“你在运师是普通班吧?”我虽然没有回答,但我想:“也许我与人家还有很大一段差距,不然,他怎么就断定我只能是普通班呢?”
培训结业刚回到泗交没几天,就从山下传来一股风,说李逢贤跑到教育局,要我到他们禹王高中去代课,联校的几位领导也说,我在泗交呆不成了。可我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个同学劝我说,禹王高中都开始要你了,你也不赶紧给人家联系联系,还坐在山上干什么?我说,我还没有看够这里如画的美景,享受大自然山水的沐浴,还是等两年以后再说吧。
一个老教师给我介绍说:“禹王也是个好地方,那里是我国奴隶社会第一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就是从那里起源的。至今,那里还保留着禹王古城的遗址。”我说,那好,我就等着到禹王高中的调令吧。
可结果为啥没下去,听人说李逢贤向教育局长要我时,局长说了这么一句:“他刚上去,就让他下来,谁顶他?”
就这样,局长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在泗交这个大山深处贡献了七年宝贵青春。虽然,我至今也无怨无悔,但这官僚主义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从七七年九月到七八年八月,在唐回干了将近一年。记得,登上那个高中班讲台的第一节课,我是这样讲的,我说:
“同学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了,并兼任你们的班主任。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一个月前,我也象你们一样,还是一个求知的学生。现在也同你们一样,都还很年轻。所以,我们不仅是师生,还应该是朋友。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把我所学到的知识,都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你们,因为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明天的希望!
为了明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奋斗,用天天都有新的收获和进步,迎接每一个旭日东升的太阳!”
可还没等把那批学生送毕业,联校的高中班取缔,学生归到了窑头高中。在和那批学生分别时,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很多同学都哭了,我说:
“原以为,我会把大家代到高中毕业,再送你们上大学,可是没想到,还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一年来,我们象兄弟一般学习、劳动、生活,产生了十分美好的友谊和难以忘怀的感情,可以说,你们成了我的精神依托。多少个星期六的下午,望着你们一个个回家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就感到空荡荡的,而多少个礼拜日的傍晚,我就站在校门口的那道山坡上,盼望着你们早点归来,真的,我离不开你们。
可是现在,这种盼望永远不给我了,我心里真不知有多难过。明天,你们就要到另一个学校去,但愿你们无论走到哪里,离我多远,都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兄长般的老师在思念你们,思念着与你们一年来朝夕相处的那份情谊。”
送学生们走后不久,我就被调回到泗交学校,做了七年级(也叫初二)的语文教师。在唐回学校时,还有这样一个又甜又苦的小插曲。我也想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人。
这就是师范毕业时,我把我写的那部电影文学剧本送到了县妇联巧便姐那里,她又送到了分管宣传的副县长裴志杰手里。一天,我从泗交开会回来,学生们都告诉我说,你走后,一辆小车开到了咱们学校,从车上下来个高大魁梧的人,看起来象个大官,说要找你,我们说你开会去了,他就坐在咱教室里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一看,信是裴县长写的,大意是说剧本他看过了,写得不错,结构也很合理,但还需要修改。还让我有时间到水电站找他。而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人家。但一个副县长,能到这么远的山**学校亲自找我,着实让我感到一种特有的荣幸。
没有多久,学校开展勤工俭学,项目是到山上砍土梨木。因附近山里的那种木头都快砍光了,我就和我的一个学生到几十里外的武家坪山上寻找。走到武家坪村口时,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转悠,我的学生告诉我,那是水电站的陈主任。一听水电站,我就想起了裴县长给我的信。于是,走到那位陈主任跟前,我问:“陈主任,您知道裴县长在哪里吗?”没想到,他斜着眼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问:“你是谁,找裴县长干什么?”我说我是唐回学校的教师,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你听他又怎么说:“噢,你就是唐回学校写电影的那个教师?写个电影有什么了不起!”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不知道我是生活在人间还是走到了地狱。再低头看看我当时的打扮,一身土布衣,手里拿着把斧头,腰里还缠着根绳,真比土农民还土气。难怪这个陈主任这样看不起我。我怔在那里,不知道是进还是退,眼圈都红了。学生见我又气又恨,赶紧安慰我说:“姚老师,你别生气,陈主任就是这么个人,说话凉得很。”我还是没有动,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说了不起啦,你这样一个魔鬼!要不是裴县长那一封信,我就一斧头劈了你!”
那件事让我感受很深,也想着:任何一个人,要是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自尊心,那怕一个最没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也不知要给人家造成多大的伤痛。这伤痛,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什么官,尽管我的性情十分刚烈,但我绝不会、也不能去莫须有地伤害任何一个无故的人。
二十年后,我在一家企业厂长的办公室里,又见到了这个早已退休的陈主任。我问他:“陈主任,你还认识我吗?”他把我打量了好一会儿说,好象在哪里见过。我说:“我就是那位写了个电影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他这才说:“噢,想起来了,唐回学校,唐回学校……”
我们两个都笑了。
调回到泗交学校教初中后,好象课程的难度比高中小了,但好几所学校初中班的相互竞争,却给我增加了很大压力,因而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特别是校长王武魁的争强好胜,每次考试排队都想拿第一,一旦考不好,他这一关先过不去。
实在说,现代文学我还比较得心应手,可古文却懂得很少了。而后来考试,恰恰古文的内容份量又很重,这就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记得在讲王安石的一篇作品时,我自己先是看不懂,甚至连其中的很多字都不识,越看越烦,越看越气,一个人在房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古人怎么这样写文章,涩口难念,吉倔熬牙,想着想着,不由自主愤怒地喊了起来:“打倒王安石”喊过之后,连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尽管在泗交学校任教的四年,我没有给学校和校长丢过人,但也确实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在泗交教书的日子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这就是在统考中,外校的一个初中教师,因私改考卷被发现了,联合校长便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对他批判,就让我发言。
也许那个批判发言太尖锐了,或者太深刻了,在所有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让那位教师对我心怀不满。好长一段日子,都不与我说话。我真后悔我不该对同事那样锋芒太露。
在教学的课余时间,我除了没有忘记对我那部电影文学剧本《仇恨的火焰》修改外,又创作了一部《悲惨的命运》。更难忘的是,82年4月14日,还在《运城报》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一个受害灵魂的颤抖》。引起了全社会的巨大的反响。
如果有人想知道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可以告诉大家,那就是对那两个道德罪犯的审判,把他们永远订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审判!
文中有这样几段话,我至今还能记下来,这就是那个被抛弃的妻子的申诉:“我的好言相劝,终将还是被他们的灭绝人性所击碎,他们不仅在其他大队放映时,偷偷地鬼混在一起,还把丑事干在我的家里,又在招待所私下暗住,被服务员捉拿,送回了公社。”
我也觉得和这样一个负义薄情的人生活下去,会是我终生的痛苦,我便最后决定离开他,离开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我们两个受害者相互安慰,又相互鼓励,一定要铲除这人间的不平,替滴血的灵魂申冤!
我这样继续申诉,不是对他的依恋,也不是对他们“幸福生活”的嫉妒,是我不明白,天下还有没有公理,人们还辨不辨是非,正义和邪恶还有没有区别,道德还有没有准则。我要叫社会、叫人们、叫我们党的报刊,替我说一句公正的话,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从而使我们的全民族,特别是广大的青年一代,懂得真正的真、善、美!”
同年7月31日,又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一个善良人的悲剧》,后来不久,《运城报》开展“我爱河东”有奖征文,我又写了篇《绿色的希望》,不但发表,还获了个二等奖。
记得那篇获奖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是这样写的:“我从姚暹渠畔的老家来到中条山泗交工作,已有五个春秋了。五年来,每当我踏上山岗,眺望阳光下那郁郁葱葱的松林,抚mo着微风中那一株株点头致礼的翠柏,我仿佛抱着鲜花迈步在长安大街一样,感到幸福、自豪、心头充满了希望。”
而在结尾部分,我这样写道:“一抹霞光透过云层,映照着中条山的茫茫林海,俨然一幅壮丽迷人的画卷,置身于这画卷中,我的心儿完全陶醉了,不由自主地掏出钢笔,翻开日记,激动地写道:我不走了,我离不开这块美丽的土地,她使我永远充满着绿色的希望……”
文章的屡见报端,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尽管我生活在大山深处,但却觉得就象站在天安门广场一样,周身时时奔涌着一股豪情。
在那段日子里,还让我感到一点精神慰籍的是,我用我微薄的积蓄,从那里为我的两位兄长,购买了几车价格很低的山木建筑材料,使他们也盖起了五间住房。
82年秋,联校的初中班全部取消,我又被分配到西灭沟小学。安排课程时,我说,我不想代语文了,我要教四年级算术。就这样,我在那天更蓝,山更绿的西沟,和一群孩子们教学相长了二年。
有意思的是,我这个西沟小学的算术教师,却被临汾地区的《作文周刊》,聘请为辅导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通讯组长,还到联校对我做了一次考察,我为窑头村支部书记陈贤胜,写的一篇读者来信,又发表在《人民日报》。还为那里的群众,用一篇稿子争回了60亩土地。
84年六一前夕,联校通知让我马上回联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让我回联校干什么?谁也不清楚,有人猜测:可能是让我去写份大材料,也有人说,可能把我调回联校工作。
回到联校后,新任的联合校长王武魁对我说,明天全联校的师生,都要到泗交街上进行“六一”活动表演,要我在**台上主持,做即席讲解,还说:“找一个出口成章的人还很不容易,只有你能担当此任。”
意料之外,我松了一口气。我真怕他让我写那又长又厚的材料。
他还告诉我:公社分管教育的王建国书记,还想找我谈谈,说把我调到中学去。(原来的高中,后变成初中)。
这时,有几个教师说:“人家都在山上停七年了,你还计划把人家的骨头也埋在这里?”
这句话,好象一下子提醒了我,使我猛然感到:在这个大山深处,我已经献出了七年青春岁月。在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回想我从唐回到泗交又到西沟的生活经历,是的,多少次上下山,没有客车,常常为搭拉木头的敞车,还总是受到司机师傅的呵斥和白眼相看。有时大雪封山,为了按时返校,就迎着寒风,一个人在几十里荒无人烟的山路上徒步行走。
又有多少天,都吃同样的土豆菜,连葱花都没有,还上山背柴、采药,帮山里的乡亲搞夏收。
更难与人言的是,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我刚上山那会还是教师代表,在全联校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言,又教高中课程,而从高中到初中最后却成了小学老师,步步走得是下坡路。可以说,我是在壮志未酬、信念不灭的挣扎中,度着自己从生活到精神最艰苦的岁月。
但我没有倒下,依然生活得还很快乐,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踏上这条路,千山草色青,走着这条路,校传读书声,寒来暑往四季歌,唱给学生听。也不时地问自己,七年了,我到底给这里的大山留下了什么,青山绿水间,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结果还算比较满意,有无言的苦,有说不尽的乐,更有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与我结下的深情厚谊。我经受到锻炼,更接受了考验。不论未来走到哪里,也无论遇到什么生活困苦和精神风霜,有酿造七年的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六人生的转折
84年8月,母亲突然病重,在县医院做了手术,
妻子说,你该调回来了,不然,母亲也会对你有意见。我这才找到县教育局。一见面,有关领导先夸我:“文章写得不错,老在报上发表。”我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把我这块金子埋在山上,七年时间都不理我,就永远不计划让我闪光了。”
那年9月,我被调到山下的尉郭中学,在那花园一般的学校里,我给同学们见面的第一节课这样讲道:
“踏进这所学校,我看到的是一朵朵艳丽无比的花;站在讲台上,我望着的是一张张充满期望的脸。而你们就象那五彩纷呈的鲜花,正迎着朝阳开放。
世界是你们的,祖国的前途要靠你们的青春装扮得更加锦绣壮美。我已经人到中年了,但为了你们明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愿用我的肩膀当阶梯,扶你们登上人类科学的峰巅,去采摘知识宝座那颗最灿烂的明珠,把它拿回祖国,奉献给人民!
从现在起,我开始挺直腰板,等待你们的奋力攀登。让我们都鼓一把劲,咬紧牙关,为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做出我们共同的努力!”
而刚在那里呆到年底,把几十个老师认全,经县妇联会巧便姐的推荐,县委书记尉世秀把我调回到县委通讯组,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写作工作。
巧便姐之所以推荐我,是因为她与我三姐是同学到妇联会后,曾多次让我为其帮忙写些材料。其中那篇《革命红嫂献身记》,不仅在县上引起了反响,有领导派人还专门向她打听,那材料是谁写的,最后还被选送到省妇联会。
说起工作调动,有时候就很难,难于上青天,有时候就很简单,简单到也不就是一句话吗?这决定的作用,就看一个领导识人、用人的品德和政治素质。
刚调回通讯组时,我的整个身心都处于兴奋和激动中。也决心在这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空,雄鹰展翅,翱翔万里。
恰巧,进通讯组时,我接待的第一个记者,是《运城报》的梁明虎。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又有很好的气质和风度。后来做了《山西人口报》的总编和临汾市委副书记。但他还很有点“牛气”,一会儿叫我把炉子捅旺,一会儿叫再倒杯茶水。
他问我:“你是怎么进到通讯组的?”我说,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又问“都发表过什么文章?”我给他一一做了说明,在说到《绿色的希望》还获了二等奖时,他也没有反映。最后我说:“还发表了篇《一个受害灵魂的颤抖》。”
没想到,他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用手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那是你写的?那篇文章在我们报社轰动很大!”
三年前的这篇文章,还能让记者记忆犹新,而且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我给自己订了个写作计划,一天一篇,每月30篇,即使采用1/3,一个月也有10篇稿子见报。然而,奋斗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我想得太烂漫了。寄出去的稿子,不是泥牛入海,就是偶尔发表一篇,也被删减得只有“萝卜条”那么长了。
对此,连我自己也对我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就真的胜任不了这个工作呢?
为了寻找发稿的秘诀,我曾给见报率很高的河津县委通讯组杨志龙和稷山县农民通讯员黄平远,分别写了一封求教信。甚至还产生了“吃不了这碗饭,就回学校去,干自己的老本行”。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给一些朋友时,他们却说:“县委这个大门,有人想进都进不来,你好不容易进来了,却怎么会有这么个想法?”还说,县委那么多人,他们都能干出很大的成绩?尽管如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却总是生活在“成绩太小”的苦恼里,整天闷闷不乐。
虽然,进县委不久,《山西青年报》在同一张报纸上,就发表了我两篇人物通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和《狗娃新生记》,山西电台在“改革的浪花”征文中,又首篇播发了我写的《他使工厂起死回生》,但都没有让我扬眉吐气起来。因为,这种有长度,有影响的稿子,在最受读者关注的《运城报》上,一个都没有发表。所以我总感到,我远远没有尽到责任,实现自己的价值。
庆幸的是,后来《运城报》开展“为政清廉”和“河东百名企业家”两次征文,我才象鱼儿入了大海,在《运城报》**了头角。《我家抽屈里的那条人参烟》,不仅获得了一等奖,而且13篇企业家的人物通讯,在全区近百名的写作队列里首屈一指。
这13个企业家的稿子,一篇文章一个基调,有的用第一人称,有的用第二人称,有的用第三人称,还有的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使用;有的用散文诗般的抒情语言,有的用凝重浑厚的情感叙述,还有的象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还给我鼓舞的是,这十三篇企业家的人物通讯,有的还在国家级的《集体经济报》和《中国农机化》报上也发表了出来。
更有意思和不能让我明白的是,山西电台好几次在同一个栏目里,连播几篇通讯,竟然都是我一个人的企业家稿子。让我又高兴、又好笑。心里说:“难道除了夏县的姚天高,全省再没有人写这类稿子啦?”
北京一个叫黄长江的某报编,还在《编读往来》上撰文,赞扬我出手快,功底深。
从此以后,我在《运城报》上发稿也日渐增多起来。甚至把我对大哥的感激、二姐的赞颂、父亲的回忆和母亲的胸襟都写成了文章,在《运城报》上发表了出来。
就是从那以后,我才觉得天也宽了,地也阔了,心情也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感到自己也才真正象个县委干部了。
几年后,在与一位友人,说起那13篇征文的采写经历时,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连我都没有意识到的感觉。他说:“这不仅说明了一个人的写作水平,更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交往的能力。”
88年7月,我还为一个年轻的农民蔬菜工作者,写了一篇通讯《建华,你为青年一代赢得了荣誉》。在山西电台播出后,我在运城市委工作的一个朋友说,那样的文笔和情感,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这就是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员冯秀娟乘着列车,专程到夏县视察和看望她的得意门生赵建华和他的事业时,我这样写到:
“冯秀娟,你不愧有一双科研家的眼睛。此刻,你坐在急驰南下的列车上,也许正在焦虑,请你闭上眼睛放心地睡上一觉吧,赵建华没有让你失望。过不了一时片刻,等你下了火车,步入他蔬菜研究所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一串串挂满枝头的黄瓜,一行行鲜红、美丽的蕃茄和一颗颗硕大无比的甜椒。”
同年9月,我又为夏县粮店的保管员李春生,写了一篇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稿子,用的是第一人称。最后,我抒发了这样的一段感慨:
“听完他的汇报,我陷入了良久的沉思,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能有一个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乐在其中的青年,我曾困惑,实在让我难觅。而他,我面前的这位采访对象,却给我做出了最满意的回答和解释,从他的身上和他的思想里,我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楷模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不能不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并祝他和他的同龄人,在为人民服务未来的征途上,跑得更快,走得更远。”
那段日子,我还写了一篇评《运城报》部分编辑和他们作品的文章“各领风骚别样红”。分别评述了8位编辑的写作风格和他们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的鼓舞。没有涉及到老总,寄给报社后,听一些编辑说,还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一部分编辑说,写得真实、准确、还很有文采,要公开发表,可老总却说:“一个通讯员,有什么资格对我们编辑评头论足”。不能刊发。
尽管最后没有见报,但却让编辑们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不久,一位部主任,为地区制版厂写了一篇洋洋万字的大作,获他们报社特等奖后,来夏县采访时,还邀我为他的作品写篇评论。我说:“你们报社都是什么人,我敢在鲁班门前抡斧头?!”可他还是执意要我写。
结果,我就写了篇《克礼,河东大地上的一面旗帜》,在他们报社办的《新闻与经济》杂志上发表时,那位老编辑笑着对我说:“擂这两下子,可以,很有一种英雄气慨!”
那期《新闻与经济》杂志还未发行前,我曾给制版厂的总经理刘克礼,也就是我那篇评论的主人翁,写了一封信,说我在那上面发了他一篇文章,想让他们企业多订一些那期杂志。
可他不但没有给我回音,还说:“一个县级通讯组的人,能写出什么有味酒的东西,只能是又把我糟踏一顿。”还说很多省、地记者都采访过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不是数字错了,就是名字张冠李戴,甚至连一些实事都不对,叫他啼笑皆非,也非常反感。
可在他真正看了我写他的那篇评论后,却想邀我到他们的企业里看一看,再认识认识。
当报社的那位部主任,给我说了这些情况后,我说:“这么伟大的人,我不想见他了。”至今,我也没有去过他们的企业,也还不认识“河东大地上的这面旗帜”。只听说,他们的企业更加发展壮大,已经遍及到全国各地。
说起《新闻与经济》这个刊物,确实让我非常感激。因为在这个杂志上,我不仅发表了好多长篇通讯,象《大写十年展辉煌》、《心系农业一片情》、《**,点燃希望的霞光》等,还发表了我几个电视专题解说词,如《振兴农业的希望所在》、《一路凯歌,一路行》,甚至把我写夏县机构改革的报告文学《禹都大地涌春潮》,也在上面一字不改地发表了出来。
遗憾的是,那个杂志只办了几年,就寿终正寝,我•75•六人生的转折再也没有了唱大戏的园地,只能在报纸上发些不过千字的新闻稿和小通讯。
如果说,后来我多少还有点安慰的话,就是我写夏县种鸡场赵家申夫妇的那篇电视专题解说词《黄土地的风流》,竟然在《山西农民报》上,连形式都不作变动地在头版头条位置发了出来。
而为对台办写的那篇《望穿双眼盼亲人》,还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使夏县籍的在美华人看到这篇文章后,还专程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夏县的上冯村老家,看望了思他、想他,盼着与他相见的父母双亲。
这都不知给了我多少兴奋和鼓舞。
可不久,我的工作中,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麻烦。那是水头镇付家庄一个村民,因与邻居发生了一桩人命官司,就到《运城报》社找他的老乡,说为他写份申诉材料。结果,他的老乡给他写了张条子,让他到我住的气象站找我。我帮他写完后,问他满意不满意,他还高兴地说:“满意”。可我将底稿抄了一份,寄给报社得以发表后,他却说稿子里有两个字对他不利,还跑到报社告我。
编辑打电话把我叫到社报,问明情况后说:“你就爱管这闲事,找这麻烦干啥?”我说:“是你们另一位部主任让我写的,我连他认识都不认识。”他这才笑了。
说起给别人写打官司的稿子,在当教师时,我就写过很多,而且还一写一个准,都胜利了。其中,在西沟学校为陈贤胜写的《一车煤,竟少称1500斤》,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那个煤矿的矿长,还专门从几百里之外,来到夏县的泗交山上,向陈贤胜赔礼道歉,说把煤补上。而城关镇全村一个叫史高高含冤回家的老干部,在上诉了15年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让我为他写了篇申诉材料,半年后就得以平反,还每月领到上百元工资。只可惜,他好运不长,平反后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归西。
另外,那几年,我还为好几个医生写过稿子,在各种报刊和电台刊发播出后,引来了难以数计的患者,短短的两年时间,被我宣传过的医生们,都成了住楼房,开小车的最先富起来的人,而我还住在妻子的单位气象站,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掏着捏手捏脚,还在报上批评学校的收费太多。
想想,真觉得让人可笑。
谁叫我只是个一斋书生呢?
但我并不后悔!
我老执信,钱算什么?精神富有,受人尊敬,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九0年三月,县上召开党代会和人代会,领导安排我为大会写电视解说词。到现在,我还能记着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片断,党代表开始选举时,我是这样写的:“心儿呀,请你莫要跳,握笔的手啊,不要再颤抖,请端端正正在历史的横标上填写一笔,让这一笔习习生辉,大放光华。”在他们投票时,我又这样写道:“在这里,他们投下了信任;在这里,他们投下了希望;在这里,他们投下了寄托;在这里,他们投下了崇高的敬意!”
在写人代会解说词时,我开头这样写道“党代会刚刚闭幕,人民代表大会又胜利召开,这一个接一个的特大喜讯,在强烈地告诉人们,夏县丽日蓝天的上空,是七彩的霞,是胜利的歌,是吉祥的云,是艳丽的花。”在写到投票选举时,我又这样写:“一张张选票投下去,一缕缕希望升起来。这里,将诞生一个伟大的生命;这里,将放射出一道耀眼的金光;这里,将出现一个光辉的群体;这里,将展示夏县的锦绣前程!”
会后,当我把这两个解说词打印成稿,送给有关领导时,我们的宣传部长牛守正,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叫我激动了好几天。他说:“王琦副书记看后说,这么高境界和水平的解说词,我还没有见过。”
更让我难忘的是,后来不久,组长要我到交通局,给其写部为省厅汇报样板水泥路铺设工作的电视片。还说,如果这个片子汇报成功了,省交通厅就为咱县拨付八千万元资金,让全县的路都打成水泥路面。
而当时,交通局长还不认识我,我也只见过他是个十分庄严而又高大魁梧的人。
在听取了局长的情况汇报,又观看了他们铺设水泥路的录相资料和施工现场后。回来,我熬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把本子完成。局长看了我的本子后,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哪个大学毕业?”我笑了下说:“我还不知道大学的门朝哪边开着。”
接着他又表扬我说:“你肚子里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而且段与段之间,就象大运公路的弯,拐得那么自然流畅。”
后来,他们的办公室主任还告诉我,他们的局长看了我的本子后,说:他干了几十年交通,也汇报不下这两下子。而这个本子,是他们的局长在请了五、六个人写过后都不满意的情况下,说出的最高兴的话。
也许,正是那个汇报本子,奠定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四年后,在全县山区村村通公路的建设中,我做为工作队长给康家坪修路时,在我们宣传部拿不出一分钱的情况下,我向他提出给点资金援助,他一下子就解决了一万元。
给交通局的片子完成后,我又了解到,司机出身的杨水生,在运输公司即将倒闭的情况下,受命担任经理,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一派繁荣,使我深刻地感到:企业改革,工人阶级,主宰沉浮!我就又给运输公司写了部《一路坎坷、一路歌》的电视专题。
别人对我说,那位老司机出身的副经理看了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就是那个小伙子写的?看着那个球事,还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真叫我有好气又好笑。
拍摄那天,我把自己装饰了一下,理了个发,又穿了一件尼子大衣。可在观看毛片时,我站在那里指挥拍摄的镜头出来时,又听一位职工说:“你看这个人,多象刁德一。”我知道刁德一是样板戏《沙家浜》中一个满肚子坏水的敌军参谋长。就扭头看了一下说这个话的人,他又赶忙补充了一句说:“多聪明,多有智慧。”他们就是这样表扬人。
还是这个运输公司的一个青年司机,后来用小车送我到中条山拍摄电视归来时,路遇他们单位的一辆满载旅客的大客车,先是问:“今天的生意不错,车上的人都坐满了。”等客车司机笑着开过之后,他却说:“拉一车人顶哩,全是废品。别看我拉一个人,却是精品,比你一车人都值钱。”
连坐在后面的一位乡镇书记都笑了。
倒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工人师傅们这种粗犷、豪放、甚至骂骂咧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情谊。以至几年后,他们单位的一辆客车在太原东观因故被扣,还请我出面帮其解决。
这么多人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使我常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写革命文,就做革命人,要绘灿烂画卷,先有壮美人生。不然,文章写得再好,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感情,那一年,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是那年初秋的一个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带孩子去上班,行至苗圃路段时,看见一位中年妇女用小平车拉着一个产妇,满头是汗,气喘嘘嘘地走,看样子心里十分着急,我赶忙停下来问明情况后,就让她坐在我的车后面拽住小平车,我送她们到医院。
当我带着三个人和一辆小平车,骑到医院门口,交给她在那里等候的丈夫时,我的浑身都湿透了。
事后,她的丈夫和母亲,还拿着点心,专程到我家感谢了我。还说,医生告诉他,如果再迟到5分钟,他的妻子和孩子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有意思的是,三年后,我到郭道警校去玩,那位产妇的丈夫领着孩子就在那里看守仓库。我已经把他和那件事忘了,可他还记着,并对我说:这就是你救的那个孩子。
望着那个虎头虎脑,而又活泼可爱的孩子,我忽然感到,人生是多么有意义。但我并不满足,我知道“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常常用毛**的这段话对照自己,并力求一生一世,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尽管,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我们党的英明领袖,他老人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已经多少年了,但他的思想和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不朽的著作,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和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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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七命运的曲线正当我的人生和事业,象一台开～了马～的小火车,正一路奔突、一路欢歌,向前～发时,却突然路遇障碍,半天无法行～。那是九0年七月一日前,政工～董保林,安排我为裴介镇拍一～党员议、联、评活动的电视片,说是给党的生日献礼。经过三个晚～的奋斗,我将《党旗在这里扬风招展》的本子完成后,找全国人大代表冯宏章,让～～拍摄,(当时县～还没有这套设备),他问我都拍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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