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命运的曲线
正当我的人生和事业,象一台开足了马力的小火车,正一路奔突、一路欢歌,向前勃发时,却突然路遇障碍,半天无法行进。
那是九0年七月一日前,政工书记董保林,安排我为裴介镇拍一部党员议、联、评活动的电视片,说是给党的生日献礼。经过三个晚上的奋斗,我将《党旗在这里扬风招展》的本子完成后,找全国人大代表冯宏章,让他的摄像机拍摄,(当时县上还没有这套设备),他问我都拍哪几个地方,我告诉他后,他说:“其中一个地方,一个月刚拍过,就不要去了,免得重复劳动,还叫人家反感。”结果,片子制作完成在电视台播放后,惹下了一场大祸。
组织部一位领导,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谁让你用我们的那部分资料?”我说:“冯宏章,董书记也给你的科长打了招呼。”没想到,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辛辛苦苦拍了一回,倒给你做了一锅好饭。”
这句话,象在我的脚下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使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目旋。昨天,不,前天晚上,我还在他的卧室与他长谈到半夜,而且谈得那样默契,连他困倦了躺在**,我要走他都不让。还要我继续和他聊天,并说“别看我躺在这里,其实我并没有睡着,还在听你说话。”可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怎么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条鸿沟?
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我一直在想:注名“夏县县委摄制”的片子,难道就不包括组织部吗?我只是一个组织者和撰稿人,到底又错在哪里呢?
后来,在我们宣传部长的通融下,将片子的注名做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监制一栏,又在我这个撰稿人后面,多加了一个名字,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之后,省、地组织部来人,都看了这部片子,还给了很好的评价。不久,在地委组织部组织的电教节目参赛中,又获了三等奖。至今,那张奖状,还贴在组织部的电教室。
尽管如此,同年9月,县上干部大面积调整,通讯组副组长的位置空着,我也没有当上。
也许,这是人生有意给我安排的一道坎。
如果说,在我感到最迷茫的时候,还有一点精神欣慰的话,那就是,事后不久,政法委一位叫武曙光的干部找到我办公室说,他们单位的领导点名让我把他们的一份材料修改一下,还说,不管我升没升职务,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很有位置。
尽管如此,我还是困惑了好长一段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也努力寻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错误。我想起了89年入党时,我就犯了一个错。那时,县上正开展整党活动,要我们全体人员给部领导提意见。我总认为,即然是整党,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心里话说出来。
该我发言时,我说:“部领导应该多关心同志们的政治生命,让大家都有一种热情和积极性来干工作。”还举例说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南开大学毕业,一个在部队就是营教导员级别,可在单位都干两、三年了,科长、副科长的位置空着,可他们现在还是科员,部领导应该给他们提一提。又说到了我自己,三个多月前,就说我加入组织的事已经研究通过了,可到昨天才开始调查我的社会关系。
那次会后,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的入党问题还不成熟,等过一段再说。
接着,整个县委都议论起了这件事,说我胆子不小还替领导给人安排位置。我在县委办工作的一个同学说我:“你呀,在这么关键时刻,怎么还给领导提意见,人家说好话还来不及呢,你竟然还拿着棍子……”
我还想起了,一次,一位县委副书记指名要我为一个单位写部电视专题。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如何写时,这位副书记说:“题目应该叫个,‘真抓实干,重塑形象’。”而我则说:“不行,这就不是专题题目,只是个报道题目,何况提法已经过时,太陈太旧。”至使最后那部片子再也没有让我参与。
事后,一位当过多年广播站编辑的同志见我说:“你真胆大,竟然敢否定领导的意见。”我问他:“你怎么也知道了?”他说:片子剪辑时,他也提出那个题目不合适,还想把它改过来,工作人员说,正是因为我提了那个意见,都不让我参与了,你还想和他犯同样的毛病?
再后来,一位更高的领导对我说:“你不应该一下子就直接否定人家的意见,婉转一点,用商量的语气该多好。不然,人家的面子往哪儿放。”
的确,太直了,是会伤人感情的。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教训。
在忏悔着这些过错的同时,我并没有消沉,也一刻也没有停下我手中的笔,反倒在那段很少出头露面的日里,修改和完善了我在泗交教书时,就创作下的那部反映旧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悲惨的命运》。以歌颂党的伟大和它给人民带来的解放。
我之所以如此这样,是因为我觉得,为崇高的事业奋斗不止,是一个有志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把个人的情感,溶入到党和人民象大海一样波澜壮阔的胸怀,任何个人迷惘和失落的痛楚,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还会变得充满**。
如果读者有兴趣知道我这部电影概况的话,我可以把片头和片尾在这里记叙出来。
乌云、狂风、杂草飞舞。广袤而凄凉的荒原上走来一个孤寂寂的人影。“妈妈———”随着一声嘶哑的呼叫,霹雷加着闪电,发出一阵可怕的吼声。人影奔跑起来:“妈妈———”汹涌的怒涛翻卷起奔腾的浪花,一条大江挡住了她的去路。
狂风中,散乱的头发飘摆,撕烂的衣角飞扬。她两牙用力一咬,嘴角流出了一道殷红的鲜血。
银幕的一角迭印出一个可怜的中年妇女的身影,她呆滞地站在那里,象是在听女儿的呼喊。随即出现片名:悲惨的命运。
而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剑斌读到这里,脸上已经挂满了泪迹。他一切都明白了,眼前的姐姐不正是那个讨饭的小彩吗?
正在这时,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走进门来,剑斌跑上前去,一头扑倒在她的怀里,喊了声“妈妈!”
头上已经有了径径白发,脸上已经刻下了道道皱纹的李月件,深情地抚mo着他的头,激动地说:“孩子,要永远记住过去的苦难,牢牢记着党的恩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的一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听党话,跟党走,革命到底不回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音乐声起。
在这音乐声中,一轮红日普照大地,母子三人,迎着朝阳,一阵阵心潮激荡,热血奔涌。他们向党举起了宣誓的右手。
完成抄好让牛部长看后,他说不错,还支持我打印成册,寄给了各制片厂。
第二年九月,牛守正部长调到政府那边做了副县长,宣传部又来了个新部长。不知是她从别人哪里听到了什么,还是从观察中看出了什么,第一次开全部人员会议,她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那次会议,我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更不知道开会的内容。结果迟到了5分钟。开始开会时,新部长板着面孔,用钢笔在桌子上顿了一下说:“让来迟的同志先发言!”我问:“什么内容?”主持会议的副部长说:“就是谈谈自己前半年的工作和后半年的打算。”
当时,我手里正握着一卷材料。我说:“好吧。今天的会议我比大家迟到了5分钟,主观上讲,我不知道今天开会,客观上讲,我来时从文印部取了下这份材料,因没有装订好,耽误了一会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新部长召开第一个会,我就迟到了,总是对她的不礼貌,这里,我首先向新部长表示道歉,以后还要引起特别注意。”
接着,我讲了自己前半年的工作,还有后半年计划干些什么。我既不神气十足,也不自惭形秽。二十分钟的发言,讲得很具体,也很动情。
这种情,在欢送牛部长走的座谈会上,我就动过,他说他两眼都**了,赶紧把墨镜戴上。
也许跌到低谷的曲线又该上升了,就是那次发言之后,新部长不但认识了我,而且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县委下乡办要我为省、地驻夏县的工作队写部《工作队之歌》的电视专题,给我们新部长打招呼时,部长说,给我半个月时间。
结果我只用了三天,就把写出的本子打印好给部长送了一份。从此,她对我更信任了,而且后来对我非常器重。不但别人给她写得讲话稿,都让我修改,就连她主抓的“全县村村通广播工程”竣工后,要向省厅汇报的电视片,她也点名要我写。
当那部《谱写在大地上的音符》写完后交她审阅时,她除了说,把写她的那部分再删些,其余她都满意。
在录成音,放给一位更有身份领导听后,他对我和播音员梁天佑同志给了更高的评价。
没过多久,部长又让我写一部反映扫黄禁赌的电视专题,说是向地区公安处汇报。我先是感到为难,说:“这不知要得罪多少人?”她告诉我,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把那种现象写出来就行了。结果,《一夜春风百花开》写出和由文明办与电视台拍摄完成后,使所有看了片子的人都说:“即反映了黄赌的危害,又反映了扫黄禁赌的成绩,很是不错。”
一次,她对我说,看我搞电视专题很在行,部里计划购置一套摄像设备,让我来掌管。我没有答应。并解释说:“我只是你代管单位通讯组的一名干事,掌握部里的设备不合适,何况部里还有好几位副部长,这不是没事找事,让大家对你、对我有意见吗?制造这样的矛盾没有必要。”
我没有接受她给我的权力,倒使她非常感动。她曾这样感慨地对我说:“我刚来时,听一些人反映你高傲孤僻,还自以为是,想着你这个人很难打交,没想到,你这样顾大局、识大体,还把问题想得这么周到,我真是误解了你。”
在后来一年多时间的交往里,她不但评价我的文章“来得快、语言新,很有气势,读起来朗朗上口。”还评价我的讲话“幽默、风趣,还能打动人情、抓住人心。”同时,说我是个非常有事业感和责任心、能信得过、靠得住、正直而善良的人。
我问她我的毛病是什么,她笑着说:就是不善于与领导套近乎。说她刚来时,别人几次看她,可我只去过一次,还是随大流。
说完,我们两个都笑了。
那一年,在她向县委书记陈天源的极力推举下,我当上了通讯组副组长,填补了那个空着的位置,步入了领导干部的行列。
在我的任职宣布前,组织部长还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谈了次话。他先问我:“听别人说,去年你没有任上职,是我把你压住了,你也这样认为吗?”我说:“那是别人的说法,我没有这样认为,我只是感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还不够条件。”
他这才笑着说:“你不这样认为就好,其实咱们的关系不错,我怎么会压你呢?”他还说要和我合写一部嘉康杰的电视剧。
过后没几天,在三楼会议室,组织部长宣布我这个职务时,我还着实激动了一阵子。过后,我屈指一算,从八五年进入通讯组,到任上职务这一天,又是一个七年,刚好是我在泗交山上呆过的时间。
也许从那座山上下来,跨入县委这个大门,我就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只是感到,干好事业、多出成绩,让社会认可,才是我最大的追求和一生夙愿。
当上副组长不久,县人行请我和县委办的副主任等同志,给他们全体人员培训,讲怎样写信息和通讯报道。
那天,我没有用稿子,结合我的写作实践和体会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在讲到15分钟的时候,我问行长:“这样讲法行不行?”行长连忙说“行,行,你看我们的人,都把耳朵竖得象兔子一样,听得多入神。”
那晚,他请我们在一块吃饭时,50多岁的行长还叫我“老师。”我说:“我这么小,你那么大,叫我什么老师。”他却说:“人有志不在年高”还说,你看你讲得多有理论、有实践,把我们各股室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现在人人是磨拳擦掌。
九二年三月,县委书记换岗,陈天源调到运城农校去当校长,永济县长黄喜元来到夏县,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初识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他到夏县如火如荼干了一个月后,我在《运城报》上发了一篇“夏县一手抓整顿,一手抓工作。”不久,新书记第四次上山,我也随行上去,回来后,我把他前三次上山的情况,也从侧面进行了了解,又发了篇《黄喜元四上中条山》,才使新书记认识了我,了解了我,还和我开玩笑说:“跟我上一次山,就把我四上中条山的情况都写出来了。”
没过多长日子,我又写了篇《禹都精神夏县人》,是根据他同我一次谈话的感受写出的,发表后,很多人都说:“那篇文章非常优美动人。”那我就把“优美动人”的几段写了来:
苍茫绵延的中条山耸立着一座巍峨的瑶台峰,巍峨的瑶台峰下挺立着一座秀丽的禹都城。站在瑶台峰顶一览禹都大地,那林网田格的锦绣良田,那南北横卧的峨嵋丘岭,那司马光墓前相传千古的杏花楼,那凤凰一般多姿多彩的温泉疗养院,会使你感到祖国分外壮丽,江山如此多娇。
这就是古城禹都,这就是如今夏县。
禹都之所以叫夏县,是因为夏朝在这里建都,夏县之所以称禹都,是传说大禹在这里治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如”这个流传不朽的故事,就是从这里起源的。”这是开头部分。中间一段这样写道:
“节水工程的建设促进了科学农业的发展。极目四野,这一条条银色的玉带,这一片片幔帐般的白帆,向人民展示着夏县人科学种田的壮美画卷,也把一批科技兴农的的骄子推上了令人瞩目的社会舞台……这些曾经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儿女,如今成了河东大地的璀灿的明珠。正是在他们的示范下,短短的几年功夫,蔬菜搭棚和地膜覆盖,几乎把夏县田野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而最后我是这样写的:
“无须讳言,由于工业基础的薄弱,这里还显得十分贫困,但正如一届又一届县委书记所说:夏县困难大,潜力也大。这潜力就是全县人民人心思稳,人心思富的品质和追求。只要全县上下齐心协力,真抓实干,扭住经济不放松,夏县走向富裕并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指日可待!”从而,也确定了我在这个县委书记心目中的位置。
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全省政法战线,要开展一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演讲比赛,要各县出一名代表。检察院女检察长对我说,她让他们单位的两名大学生,为她写这个演讲稿,写了七天她都无法满意。最后她给县委书记黄喜元打了个电话,说让他选一个最能代表夏县水平的人,帮她这个忙。
黄书记叫我们单位的人,给我传话说,让我来写。
在黄喜元的眼里,我成了最能代表夏县水平的人。
演讲稿写完让他们拿回去后,那个北京知青出身的女检察长瞿北安,还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说她看后拍案叫绝。亲自来就是想认识认识,为她写下这么好演讲稿,而她还不认识的人。
那次演讲结果,在地区获一等奖、在省获三等奖。演讲者还说,若不是她最后挥手时碰翻了桌上的杯子,被扣掉几分,也一定是一等奖。(检察长说,因要求脱稿演讲,她没时间背,最后让一个年轻的女检察员代她演讲)
事后有人透露,黄书记要解决我通讯组长的职务。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热切地期待着。我虽然没有官瘾,但我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进步。
谁知,快到年底时,国家却把我们县,做为全国改革试点县,要黄喜元动大手术,拆庙减神,机构改革,为全国作出样板。
确实说,黄喜元不仅有水平、有能力,而且很有气魄,12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县机构改革的重大使命。在这次机构改革中,通讯组也由局级变成了股级,组长调离,我这个副组长接任。虽说解决了组长之职,但却由副局变成了正股,不是进了一步,而是又退了下来。
生活又要我经受考验。
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我这个其中被改革掉的一员,却还在《运城报》上头版头条发新闻,写颂扬文章唱赞歌。又受黄书记的特别点名指派,写下了夏县机构改革纪实的报告文学《禹都大地涌春潮》。
有人讽刺我说:“你这恐怕是边哭边写,带着怨恨违心完成的吧?”其实,我根本不是那种感觉,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受党多年教育的人,我知道,‘位卑未敢忘忧国’。只要国家兴旺、人民富足,我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我还知道,做人与做官,哪头重哪头轻这个最起码的道理。不然,怎么连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玉良,都会对我的那篇作品赞口不绝呢?
九三年,也就是我担任正股级通讯组长那一年,我领着年轻的大学生吴朝晖,风风火火地干了一年,其中与柴坤龙、李宏学这两位后来成了副总编的《运城报》主任,联合发表了一篇六千字的大作《风雨兼程拼搏路》。
同年七月,我还做为优秀青年党员,参加了县上的演讲比赛,并获了二等奖。记得演讲的开头我是这样讲的,我说:“我父亲是党员,又曾是村里威望很高的党支部书记,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父亲是党,党就是我父亲。”
下面听众都笑了。
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我官运不通,是个倒霉蛋子。但我还觉得:“是阳光为我送行,鲜花伴我成长,在党的旗帜下,我是一路欢歌一路唱,一路蹦跳一路笑。”
演讲结束,有领导还表扬我“演讲得不错”,也有人说“想不到,你还是个乐天派。”
不久,我还当上了第10届夏县政协委员。
那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黄喜元书记亲自同我谈话,把我安排到宣传部做了副部长。
八事业的转型
当上副部长之初,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只是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影子,比过去长了一些。原来干通讯,现在管通讯。名曰是管,实际上又管谁呢?文字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了。原来的小朝晖,又退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到县委办公室去了。王文秀还搞他的摄影工作,我不懂那个行档,又怎么个管人家呢?
我还犯了一个思想上的错误,曾认为:都当部长了,还拿着笔,整天跟在人家后面采新闻,多掉价,哪里还象个部长的样子?那么部长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连我也不知道。在这种困惑下,我精神空虚了很长一段日子。也许,我还没有学会当“官”,也许我这个副部长的官太清闲了,无事可做,倒让我感到非常难受。
不久,我们单位更迭了的一把手,安排我分管理论教育和党员教育。
工作的特点发生了转型,我开始寻思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理论学习是空对空,党员教育没人听。我就想让•08•让生命的火炬永不熄灭它有声有色。于是,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特长,用有立体效果的电视艺术,来反映改革开放中,全县涌现出来的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和精神文明的带头人。在党员教育的舞台上,演一出活龙活现而又催人奋进的大戏。
95年5月,我根据全县10个农村红旗党支部的先进事迹,以组、宣两部的名义,撰稿、拍摄了七部电视专题片。详细内容就不述说了,都是党支部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两个文明的事迹。有人说,那片名就挺鼓舞人。我就把片名告诉给大家,这就是写鲁因党支部的《为了群众的微笑》,禹王支书的《无愧支书20年》,埝掌和南大里村的《两面竞相飘扬的旗帜》、阴庄村的《花果山的见证》,郭道和大洋村的《写在青山大地的名字》,其毋党支部的《为了烈士的瞑目》,还有苏村支书的《大写人生铸辉煌》。县委书记薛吉祥还亲笔撰文,写下了序言。在全县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组织部拿上那部《大写人生铸辉煌》的片子,赴地区参赛,还获了奖。
这七部片子的主要章节,我本想引用出来,但考虑斗转星移,人物已非,只能把其中的一些情感语言记录下来。
“带着感慨,带着激动,我们行进在这春意融融的大地。这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海,在干旱无雨的时节,长得如此茁壮齐刷,给我们以蓬勃向上的鼓舞。”
“当我们踏上这块青山,遥望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花椒园时,我们的心头也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在赞扬这个党支部为这里的人民栽下了满山的收获时,也感谢这里勤劳的人民把大自然装扮得如此山青水秀,江山秀丽。”
“当我们走进这个党员活动室,望着一排排、一行行挂满墙壁的锦旗、奖牌时,我们似乎走进了荣誉的世界,禁不住热血沸腾。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辉煌的过去,也看到了一个灿烂的现时。”
“离开那里,告别这位党支部书记,我们一路想了很多。从他的境界和行为里,我们不仅找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当好一个支部书记的答案,也找到了他20年如一日,扛着红旗永不倒的真正原因!”
“从东南到西北,从平川到山区,我们一路采访,一路感慨。这些党支部犹如一面面鲜红的党旗,不仅高高飘扬在夏县的大地上,而且由它折射出来的万缕霞光,已经照红了全县整个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旗帜!”
回想那一个多月的昼夜兼程,白天采访,晚上写稿,第二天就领着摄像人员拍摄,还作现场指导,而且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第一部片子刚刚完成,又转入第二部片子的采访、拍摄。虽说非常辛苦,但却使我的精神充实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电视专题不受“版面”限制,我可以最大限度地挥洒自如,展示我写作的文彩和**。
那一段日子,我尝到了工作的快乐,也感受到了人生的豪迈。还结识了许多党支部书记和各界要人。
在那段时间里,有两个给我鼓舞的小故事,我还想叙述一下。
在采访苏村支部书记金官吉时,他说,他是个出口成章的人,几次即席讲话,都博得省级领导的赞口不绝,县上还几次调他到文化局当副局长和武装部办公室主任,他都没去,立志扎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听他这么一讲,一种胆怯感油然而生,我真怕写出来的东西会让人家嗤之一鼻。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写好的稿子请他审阅时,没想到,他看完后却说:“咱们昨天晚上仅谈了那么一会儿,你就写这么丰富,而且句句紧扣主题,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还说,他们镇上采访了他十几年,每次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如他说得那么生动。
又是这个支书,一个月后到我办公室见我,我问他这些天都在忙于什么?你听他说:“天天都在忙着宣传你,写得就是好。”
我觉得他这是言过其实,有点受不了。
还是那次到南大里乡拍摄时,一个老干部跑到他们书记的办公室问:“听说姚部长来了,我还没有见过,我想看看姚部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书记张兴龙指着我说:“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就是姚部长,我的老同学。”那位老干部握着我的手,又是说又是笑。
那天晚上,老同学不让我回来,同他在一张**长谈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在上厕所的路上,那位老干部又对我说:“姚部长,你知道你在下面,是多受人尊敬吗?”我淡淡一笑问:“尊敬我什么?”他说:“你写了那么多文章,而且写得那么好。”
至今,我虽然还不知道那位老干部的名字,但他对我的鼓励,却时时让我铭刻在心,并成为永不歇步的力量源泉。
九个农村党支部的七个电视片完成播出后不久,县物价局局长贾金星,找到我的办公室,说让我也为他们写部向省里汇报平抑物价的电视片。那部《扼住猛虎的咽喉》写出供他们拍摄后,还在《山西物价报》上得以发表。
意想不到的是,裴介联校校长也找到县委,说全县教师要在他们那里召开“三笔一话”现场会,让我也帮他们写部这方面的电视汇报专题。尽管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最后还是写了。
尽管在我看来,那部片子写得很粗,有种外行人说内行话的感觉,可事后,进修校校长,我完小时的樊学贤老师还说,那个片子写得不错。
说到写电视,我还想起祁家河乡党委书记王武魁,九二年,他带领群众发展烟草种植,获得大丰收后,在全乡的表彰总结会上,县电视台为他们拍摄了个新闻,在回县城的路上,他竟然提出新闻解说词要我来写。还说,我写出来的东西才能鼓起他们的士气。我说:“那根本不行,电视台那位老记者的面子往哪儿放?”他却说,他给人家说。当时电视台的记者就同我们坐在一个车上,他也真的给人家说了,人家没有答应,弄得连我也觉得十分难堪。
过后,他还专门邀我为他们写了部电视专题,让县委书记题写了片名《希望之光》。至今,他说,他还把那部片子,做为最珍贵的东西保存着。
那以后,我还为县电业局和禹王水管站这个全区出名、全省挂号的单位,分别拍摄了《光明赋》和《大禹•58•八事业的转型的传人》两个电视专题。
又是那一年,县人寿保险公司,写了份准备赴省介绍经验的材料,请我修改。我改完后,他们那位写材料的人问我:“你又没干过我们的工作,你怎么知道该这样干?”我说:“不这样干,你能把工作做好吗?”他这才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套在你的圈子里。”
就是这位写材料的人,后来到永济市人寿保险公司做了经理。今年六一前夕,为指导一篇很小的讲话稿,还专程从夏县把我请去。一月之后,他从电话里给我汇报说,那个讲话,在永济市的千人大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会后还有领导专程跑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赞扬。
更使我高兴的,也还是那一年初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与《山西日报》架通了桥梁,后来在这张省一级的党报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其中发表有公安局、法院、三星律师事务所、工商银行、烟草中心、环保局和文教卫生战线上的主要单位:教育局、卫生局、夏县中学、示范初中、示范小学以及防疫站、妇幼站等单位先进事迹的稿子。
除此之外,带照片的人物访谈录又发表了六个。有运输公司经理、有供销联社主任、有邮电局长、有两个企业的厂长,还有工商局长。
说到工商局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经历。这就是:我为他拍摄的那张照片连同那篇访谈录见报后,他竟然看中了我的摄影技术,说照出了他的精神和气质。半年后,省里要他一张模范人物的照片,他还把电话打到我家,说要我来照。而我那台价值203元的红梅象机出了毛病,就从照像馆给他请了个摄影师,照了几张后,他还非要我拿着人家的象机,再照几张,他才放心。
现在这位工商局长已是政协副**和统战部长,与我还成了拐弯亲戚。
在生活的实践中,我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工作是我的精神支柱,写作又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一旦放弃,我生命的源泉就会枯竭,而不再生气勃勃。
当上副部长不久,有一件事让我感受很深,也使我更加珍惜和热爱这个虽然没有实权,但却还受人尊敬的职务。
那是电影业很不景气好几年之后,我小时候十分尊敬的电影公司老经理,想调动他的工作,除给县委领导和我们的部长说了多次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开头还称我:“亲爱的姚部长。”
当时我看他这封信时,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也一直在想,这么一个老资格的人还这样看得起我、尊敬我,我要是辜负了这个称号,连他都无颜相见。
这也是我做好自己工作的一个动力。
同年10月,《邓小平理论纲要》出版,党中央号召全国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并做为行动的指南。县上也举办了两周两期的科级干部培训班。做为分管理教工作的副部长,我当然成了这次活动领导机构的成员,不仅担负了一节讲课任务,还负责会议主持。
三个半小时的《纲要》辅导。结合我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认识,我讲得津津乐道又慷慨激昂。使所有学员不仅对小平理论有了进一步深刻理解,对我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他们只知道我会写文章,但从没有听过我讲课。
那节课下来后,政府系统的党委书记卫学孔和庙前镇政工书记张官保的两句话,至今还叫我记忆犹新。走在人群中的卫学孔说:“这节课确实讲得不错。”张官保却说了句:“不是不错,而是很好!”
我在泗交教书时校长,现在的纪检委副书记王武魁却说:“这还不是他的拿手戏,要是讲起文学来,那才叫你们真正说好哩。”
他们把我夸上了天。
然而,在第二期培训班上,我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精神考验。连我们的科长王国庆,也为我捏了一把汗。
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期培训班动员会结束时,组织部的领导,也是这次学习领导组的副组长对我说,为了把培训学习搞得活些,中间可以进行一次体会交流。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学习结束的前一天,让各系统推举一名代表作大会发言,不巧的是,党委系统的人因第一期已经结业,没有再来,我只好让局长们负责一下此事。
不知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们自己感到为难。叫第一个局长时就卡了壳,说那是系统党委的事,不该他管。尽管我说了很多解释的话,他还是不肯答应。接着叫其它局长时,都说不该他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我感到极大尴尬而又骑虎难下时,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想着想着,我管不住自己了,盛怒之下,叫着一个局长的名字,狠狠地对他们发了一统火,还指着教室后面说:“教室的门,现在就开着,这件事定不下来,我看你们谁敢出去!”
最后,发言的人选虽然推举出来了,但却让我心里很不踏实。那天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经委主任王金墩,他举着手,自报奋勇地说:“明天工经系统我发言!”
散会后,我做教师时的一位领导,关心地责备我说:“你知道吗?你今天的讲话反响很大,惹了那么多人,我看你明天的发言会怎么开?”
我说:“明天再说明天的话,这是党的工作,又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看明天谁不上来!”尽管嘴上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胆怯。
当天晚上,我和国庆同志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有关领导,也恳求他们第二天坐到讲台上来,为交流发言会压阵,给我壮个胆。
可是到了第二天发言会开始时,领导们因故一个也没有到场。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台上,心里好凄凉。我真不知道这个交流会还敢不敢进行,万一砸了锅,不仅使这次非常严肃的理论培训,成了一个长久的笑柄,给县委造成很坏的影响,连我这个副部长,也会在人们的眼里变得一文不值。进,前面会是悬崖;退,后面又是深渊,怎么办?重大关头,我选择了进,交流发言按时举行。即使身败名裂,也要英勇悲壮,决不能临阵逃脱,成为遗臭万年的可耻懦夫!
非常值得庆贺的是,县上领导依旧没一个在场的情况下,8位同志的发言都非常成功,交流会开得十分圆满。
会后,回到办公室国庆科长对我说:“刚开始时,我看你的腰都不敢直,第二个同志发言完,你的威风又上来了。”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
尽管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次心灵上的巨大震颤,至今叫我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但,无论怎么说,那是我当副部长后,总算迈过的第一个大坎。
值得说明的是,那次会上,我对其发火的几位同志,后来都成了我非常要好的知己,还在很多事情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96年元月,《三打运城》的电视剧正在全区火爆播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剧中的二排排长刘明生还活着,而且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然而,我采访他时,却发现他浑身染病,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采访时他都哭了。我就写了篇《别让英雄再流泪》。记得,在写他那篇稿子时,正值古历腊月28。县委大楼几乎空无一人,人们都忙着在街头办理年货,而我却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纷纷飘落的雪花,思绪万千,含泪书笔。
我知道,也许等我的这个稿子完成,街上的摊主都已经回家了,我连过年的肉和菜都来不及准备。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篇稿子的成功与否和这位老英雄未来的命运休戚相关,它比我一个普通家庭的过年要重要的多。而最后结尾我这样写到“听到这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的心灵一阵阵剧烈地震颤。告别老英雄,我一路流泪,一路从心底深处大声呼喊:在再现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要给活着的革命先辈再多一份关照,多一份温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慰黄泉下烈士的英灵。不然,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死去的烈士们交代!”
在《山西农民报》和《运城报》同时刊发(运城报又经编辑二次采访,刊出的题目变成了“当年英雄今犹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县长和县委书记不但到他家进行慰问,地委书记也从运城赶来看望了这位活着的英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先后为他捐款达8000多元。
采访时,我说,想通过这篇稿子,让社会为他捐款,帮他度过风烛晚年。他笑着说,如果有人能捐10元钱,也与我一半分。我说:“就是一万元,我也不会要一分钱。”
后来,他让孩子拿一千元送到我家,还说怕拿多了我不会收。我不但没要,还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如果我收下这钱,别说我连党性都没有了,就是连人性都没有了。还安慰他,不要多心,安心生活,欢度晚年。
至今,他还健康地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
96年底,我出了一本书,是影视文学通讯集,取名《我们在这里相会》。在前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很多人都说,既感到亲切,又受到了鼓舞。这就是:“我之所以取这个书名,是考虑不同行业,不同战线的近百个人从我的笔下走出,相聚在这本书里,不论熟悉还是陌生,都应该是朋友,这也是我这个作者对大家的一个美好祝愿。我愿以最深的敬意,将此书连同大家的崇高情感,献给我们亲爱的党和英雄的人民,以及培育我们成长的伟大时代!”
同时,受我的邀请,县委书记柴林山还为我的这本书写了这样一段话:“……近二年来,姚天高同志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东西,一个鲜明的感觉是:高扬时代旋律,歌唱两个文明,不论是人物通讯,还是电视专题以及散文、小说都可以看出他对夏县的一片情,对生活的一份爱。”并号召大家都能很好地读一读,从中找到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做人的真正答案。
那本书发到社会上不久,受到很多人的当面赞赏,说从我的书里受到了鼓舞,受到了感动。胡张乡税务所长在一次与我偶然相逢时说:他看了我书中的那一篇《二姐》哭得泣不成声,说他想起了他姐姐。并对我讲哲理说:“你知道吗?一个作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收到8封对我鼓励和赞扬的信。其中一封是公安局政委,说他在看了我的书后都流泪了,而且才真正了解了我,认识了我,还鼓励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停下手中的笔,继续写出人生的壮美与辉煌。
另一封信,是中条山深处的祁家河医院院长朱清水写来的,信的开头说:“几天前,是你一路陪伴着我到太原,还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先是莫名其妙,我啥时候去太原啦?
再看,他又写道:说他在去太原的列车上,一不抽烟,二没熟人说话,很是苦闷。偶尔从别人那里发现了我的这本书,就一路看起来,而且很高兴,很激动,连心情也兴奋了许多。他还要我有机会一定到他们那里去,哪怕是见一面,说说话,他也感到愉快。
有书结缘,我们成了朋友。
他是全区十大党员标兵,卫生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后来,我不仅为他们医院拍了部电视专题,又专门为他们全体职工讲了节课。还在《山西日报》上,两次宣传了他的模范事迹。
在写他的那部电视专题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他的妻子和很多人在看时,都受到了感动和鼓舞。
那段话是这样写的:“从医院拍摄归来,路过朱院长的家,我想,他把医院建设得那么美,他的家也一定是富丽堂皇的。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家除了几间砖木结构的老瓦房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外,连一件象样的家俱都没有。面对正在做针线活的朱院长的妻子,我真想问一问:玉兰大嫂,你做他这个一院之长的妻子,有怨有悔吗?
一路归来,我的感情又一次得到了升华,并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至今,我们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十分美好的友谊。
还是那一年,在山区村村通公路的建设中,我作为一名工作队队长,不仅为康家坪村争取资金一万元,又个人捐款500元。
98年,做为政协委员,在参观白沙河治理工程时,受总指挥仝玉安书记的号召,特别是看到这些领导们,为治理这条造福于人民的河床,烈日下脸都晒得又紫又黑时,我感动了,当场第一个报名,捐献500元。又在《运城报》上,写了篇白沙河工程建设纪实《白沙河畔鏖战激》。
尽管事后,我向家人要钱时,老婆还骂我是“喝醉了酒,在感情用事。”但至今,我为我的这一举动,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我知道我奉献给的是党的事业、人的事业,我感到崇高而神圣。
在这件事的一年前,我还做了一件很难说是对是错但却叫我道德上安慰的事。
这就是,县委某部门的一个年轻干事,在《运城报》上写了篇表扬某村干部的稿子。结果引起了这个村十几名老党员联合到报社上访,说那篇稿子纯属编造,那个干部根本没有做那些好事。
报社某部主任将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说明了以上情况后,问我认识不认识那个写稿人,还说因为这个稿子,总编扣掉了他全年的奖金,还不能评模范。说这话时,他显得非常生气,还说要给写稿人的单位领导打电话,对他进行处分。
虽然当时我和这个写稿的年轻人只是认识,并不很熟,但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又事关这个人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就对那位部主任说:“这事不要给他们单位领导说了,我给你处理一下好了。”
放下电话,我立即找到了那个年轻人,说了这个情况后,他也觉得害怕起来,就问我:“你说该怎么办?”
我让他写个情况说明送到报社,可他说怕写不好,再让报社编辑批评他一顿。下班时,他还跟着我,回到我家,在我家的桌子上写完后让我看,我看了第一句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写?竟公开说自己编了一个假稿。”看他实在不知所措时,我说:“好吧,我替你写。”
第二天,他死活要我和他一起去报社,我让他一个人送去就行了。可他怎么也不敢去。就这样,我又陪他一起到了报社。在那位部主任的家里,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整整替他给人家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才使那位部主任气消云散。记得最要紧的几句是:“他还年轻,而且动机并不坏,只是不懂得新闻守则。我知道你的心比我还软,不忍心因此而毁了他一生的前程,是会对他原谅的。”最后,那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就这样,我挽救了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了他们部门的一名科长,对我也还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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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人民,我的～帝!不知不觉,时光的长河～到了二十世纪的年末岁尾。站在这世纪的门槛～,眺望未来,回首以往,人民对我的情,给我的爱,给我的信任和尊敬,使我心～～～,～血奔涌,也感～到人生的壮美与幸福。我想起了97年我拍摄的12～电视节目和为十几个单位写过的演讲稿和朗诵诗。他们不仅在省、地参赛中都获了奖,而且每一个作品的完成,都给我留～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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