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大概猜到我们之间的对话了。他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没关系。我们做餐馆这一行的睡得都比较迟。”我却更乐意能和他接着谈下去。因为他的坦诚令我勾起了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欲望。
“那么就麻烦你再给我一杯啤酒吧！”他倒也爽快。
我给他满满地倒了一杯啤酒。他接过杯子，小心地吮了一口，**两边留下了两道白色的泡沫。
“做餐馆业这一行是不是你的理想职业？”等我重新坐到我的位置上后，大卫问。换了个新的话题，他不再那么颓废了，好像是突然来了精神。脸上写着是温暖、真挚，和那种一见如故的热情。
“才不是呢！餐馆业只是中国人在外国用来谋生的一种方式，谈不上是什么理想职业。”我觉得大卫很好笑。他可能以为中国人到了这里后会有人摆出一大箩筐的职业让他们挑选。中国人在国外走开中餐馆这条路根本是毫无选择的。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另外一个职业能让这些跟当地人沟通都成问题的黄皮肤移民活得更像样点的。
“那么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大卫追问。
梦想？我曾经有过吗？哦，那已是多么遥远的事了！我在脑海里寻找起那些尘封了许久的记忆，
“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很多。想过当作家，当画家，当越剧明星。”我说：“不过这些青天白日梦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做了。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我们能有个饭碗就已经不错了，还敢有什么奢想？”
被激活了的童年记忆，在似乎已被遗忘的遥远地平线亮起一片天光，照亮童年时代曾纷纷扰扰经历过的一切。
记得出国的前一个月，我听到广播里面关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招生的启示，很为动心。但是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前去应招的。且不说出国的事已是箭在弦上。单单我父亲那一关就过不去。他的思想老套，总是告诉我，戏子和**之间只隔着一堵墙壁。这戏曲嘛，在家哼上几句玩玩还可以，但是不能搞真的。听说我长大后想去唱戏，他非常生气，骂我没出息。
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的姐姐考进了县越剧团。我对她很羡慕，拉着她的手一次又一次地问考官是怎样考她的，都出了些什么考题。私底下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如果我偷偷地跑去应考，等考中了后，把录取书摆到父亲面前，得意地对他说：“爸爸，这戏我是唱定了！”，那时他的表情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还记得，广播里说到招生的要求是不超过十七岁。我扳着指头计算过，等到十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出国四年了，肯定赚够了钱。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背上背包，气昂昂地回国去敲小百花的门，然后告诉他们，只要能教我唱戏，我愿意替他们白干！
一个还未谙世尘的小女孩的梦想是多么的幼稚啊！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努力，不怕不会实现你的理想！”大卫一本正经地说。
我看着这位连越剧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外，觉得他有点天真。我们这些移民在这里只不过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要是我也像他一样是在这里土长土生的，享受着一切社会待遇而不用为居留担心，有着一切我想要的文凭，那么，我也会天不怕，地不怕，踌躇满志的。
好像是看出了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大卫接着说：“意志可以决定命运。我知道你有很多天赋。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
“你这话难免有些恭维了。我和你除了今天晚上以外从来没有聊上过几句话，你对我根本就不了解。怎么会知道我的能力强弱呢？”我毫不客气地讥笑他。多年来，父母总是教导我们，对所有的夸奖都要有戒备心。要么夸你的人真的对你欣赏，要么他对你有企图。
“林男小姐，这只是你的片面认为。其实，我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大卫一付不甘示弱的样子。
“我不相信！”我说。
“韦伯先生，你在初中时的班主任，是我的表哥。还有，你高中里的数学教授就住在我附近。有一年你曾经为所有向你求画的同学义务画他们家长的肖像，好让他们能给他们的家长送上一个特别的圣诞礼物。在那年圣诞节的弥散会结束后，全村的人几乎都在称赞你的画技。”大卫的眼睛里闪烁着得意的神情。
真是活见鬼！怎么我认识的那些人都和他有一定的瓜葛呢？世界真的是那么的小吗？他说的话有证有据，我不得不相信。
在德国，十四岁以下的孩子都要去上学，不管是去什么学校。刚到这里的时候，我有幸进了村里的那所唯一的中学，做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语言不通的滋味可是真的难挨。我做梦都想摆脱这个聋哑人的状态。抱着那本厚厚的德中词典，我硬是把教科书中的每一个德文单词都一个挨一个地翻译成中文。
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用我还不流利的德文要求老师也向我作课间提问了。在那些不怎么爱求上进的，一天到晚只知道玩的学生中，这可算是破天荒的一个举动吧！
韦伯老师是教语文的。我是他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六四事件发生以前，这里有好多人都不怎么清楚中国到底在哪里。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遥远的，充满了神奇的地方。在我们三姐妹来到之前，这个州的人大概还从来没看见过二十岁以下的年轻黄种人，因为这个地方也太偏僻了。韦伯老师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特别的学生十分关注。他让我坐到第一排，好常常抽空教我一些德文。上别的课程的时候，他总不忘叮嘱任课的老师，要多照顾我。
我来的第二年，韦伯老师教我们学约翰-歌德写的一首《金冠鬼王》的诗歌。他要求我们在半个月之内能把它背诵出来。半个月以后，他对我们进行抽背，发现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韦伯老师对此很恼火。这时我举起手来，自动要求背诵这首诗。在大家狐疑的眼光下我一字不漏地把《金冠鬼王》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地听着。他们那本来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韦伯老师未等我背完最后一个字，便叫全体起立，给我鼓掌喝彩。他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听说从此以后，他每次教新的学生学《金冠鬼王》的诗时，总会提起我。认识韦伯先生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个故事。
升到高中后，我有一次在数学大考的时候只花了一半的考试时间就交卷了，而且还答对了所有的题目。惊讶的数学教授和同学们一下考场马上把这个当作传奇故事传了出去，令我一时名噪全校。大家从此对我以神童看待。其实哪里是我特别聪明？分明是他们的教学课程太轻松了。在德国高中里学的理科知识我基本上在中国还是初一的时候就已经学得滚瓜烂熟了。
“还有你的拉丁文老师我也认识。他在人前总是说，说拉丁话说得最好的人是中国人。他指的想必就是你这个中国人吧！”大卫对自己的消息灵通感到沾沾自喜。
拉丁文是靠死记硬背的。我还记得有好多次周末我一边在餐馆里洗着碗，一边背着拉丁生字，父亲没少骂我装什么死样子。
“我想不通你们怎么会老是拿我来当作话题呢？好像我是个大明星似的。”我只知道在学校里老师们都比较喜欢我。但是我从没想到我的那丁点儿学习成绩会给他们留下那么深的印象。虽然由于工作天天和很多的人打交道，但是我很少和他们谈及我私人的事。满以为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应是个神秘而不可测的人，谁知他们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这个地方并不大。而且你那亚洲人的面孔在什么地方都显眼，人们对你的事也就特别津津乐道了。”大卫回答说。“你辍学的事让大家都感到震惊和惋惜。我的邻居库诺为此一个星期吃不下饭！”
“你不是在编故事吧！”他真是越说越玄了！我提出了疑问：“库诺又是哪位？他从来没见过我，怎么会知道我的事，还为我的事闹情绪呢？”虽然嘴上这样说着，我心里不禁有点发慌，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玻璃人。而他呢，似乎真的对我的事无所不知。
“我相信干你这一行的人肯定有许多你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你的人。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个顾客都牢记在心。库诺有时会和朋友到你这儿喝酒的。他有个女儿叫莎拉，和你应该是同班同学。”大卫有点诡秘的说。
“哦，他是莎拉的爸爸！我对莎拉有印象。她人长得很漂亮，很爱出风头。没事她老是用眼睛悄悄地盯着我看。想不到她也是你的邻居！”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全村的人都是大卫的邻居或者亲戚。
“莎拉对你很崇拜，在家里常常提起你。后来你辍学了，库诺很生你父亲的气！”
“我父亲又怎么了？”我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作为自己也是一个父亲，库诺认为你父亲没理由为了想多赚点钱而剥夺你继续进修的机会，毁了你的大好前程。何况你在学校里又是那么的出色。他对你父亲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想不通。”
我不由地倒抽了一口气。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当地的人对我们的存在与否是漠不关心的。谁知恰恰相反。他们隔着一定的距离观察着我们的每一个举动，用他们的世界观来评论我们的生活。可惜的是他们只看到好多表面的迹象，并不清楚事情的实质。比如说对我父亲的评价就是非常的不公平。我父亲对我的学业何曾没有注重过？是我自己在我们家产生家变后，在面对着生存和学业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自动提出退学的。
“大卫，我不许你们这样没理由地责怪我父亲。”我向他抱怨。
在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中，能念上书是一件莫大的荣幸。多少人甚至于没有身份证，天天东躲西藏的，为了能赚口饭吃受尽凌辱！我们家姐妹中就我一个人有幸能进入学校。她们两个大的都要在家里干活。
几年前，父亲离开德国到东欧国家去继续发展。在华沙落脚后，他让我的两位姐姐轮流去帮忙。先是大姐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小伙子。父亲不许他们往来，把大姐撵回德国，希望这相隔着两千公里的路途能把这两个年轻人拆散。二姐奉命代替我大姐去了波兰，偏偏也在那里和一个名声狼藉的浪子交往上了。在再三的衡量下，父亲又把大姐从德国叫去替换二姐。
二姐回到德国家里后，父亲更是责令母亲监视她，别让她和她的男朋友有任何鸿雁往来，免得藕断丝连。
母亲这个监督员非常的尽职。她一步不离二姐的左右。要是有人打电话来了，一听是讲中国话的，她马上会要求二姐把电话筒给她。有好几次因为二姐不肯，她们两个为争夺电话筒而厮打成一团。后来母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要求二姐把电话筒递给她了，只要是有她认为可疑的人打来电话，就一声不吭地去拉掉电话线的插头。那几天家里的气氛整天都充满了火药味。二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白炙化。
二姐一边装作无事一样地天天上班下班，买菜，扫地，一边寻找每一个机会和她的情人联络。
看到一家人折腾得慌，我暗中帮助二姐去给她的心上人用传真发情书，用电话传口信。其实我倒不在乎她和她的恋人最终是否有结果，更多的是觉得父母对我们管束得也太严了。说到底，为二姐争取恋爱自由也就是为我自己的将来争取自由！母亲被我们俩弄得有点防不胜防。
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总有一天火山会爆发的。
暑假过了后，我升到高三。再过一年高考后就可以上大学了。有一天早上，我七点半上学去的时候，发现一惯爱睡懒觉的，不到十一点半不起床的二姐的房门开着。我以为她上厕所去了，也没多想，就上学去了。
十二点钟放学回来的时候，母亲说：“阿男，你二姐大概出门了，怎么还没见回来。”
“没关系，下午正好没课，我来上班好了。”我说。
我们那时候只雇了一个厨师。忙的时候我妈妈在厨房后面做他的帮手。我呢，则是我姐姐外面的跑堂助手。一般中午的时候不是很忙。到晚上客人多一点的时候我正好放学归来，可以帮忙。
二姐到了晚上还没有出现。我模糊地感觉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母亲打电话向我父亲报告二姐失踪了的事。在电话里他们一致肯定二姐是回到华沙找她的浪子情人去了。
”天啊，才十九岁就这么贱了，是不是我祖上的坟瘫了，让我碰上这码事！“父亲暴跳如雷的声音响得我在五米之外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他们两个都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好。我一边默默地为二姐祈祷，希望她安好无恙，一边为她松了口气。她终于劈破牢笼，飞到她想去的地方了！
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发展将会是怎么样，我暂时一边上学一边看店。早上我去上学的时候，母亲搞好店里的卫生。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正好赶回来招待客人。母亲不会德语。如果有时客人来得比我早，她就把菜单递给客人，叫客人把他们想要的菜用手指给她看。有时候来吃中饭的人多，我忙完了要去上下午课的时候才发觉自己一直都还饿着肚子。晚上基本上我十二点才下班。本来认为客人不多的时候可以做些作业，复习一下功课。其实我根本静不下心来。因为白天的工作都是草率了事的，到了晚上都还需重新再布置好。我像机器人一样一天到晚从学校赶到家里，又从家里赶到学校。除了睡觉的那七个钟头外，我一刻不停地干着活，念着书。
还有另外一个难题是我们家只有大姐和二姐有驾驶执照。如今他们不在了，我们虽然有车，但没有人可以驱车去买货了。而最近的那个菜场离我们店最起码也有四公里的路。
我只好央求我的邻居兼房东本雅明把我们送到菜场，等我们买好了货后又把我们和货运接回来。麻烦的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跑好几个菜场才能找齐我们所想要的货。在那个情况下，我得对我的邻居又作揖又鞠躬才能感动他送佛送到西天。也怪难为他的。毕竟他自己的事儿也很忙。而我们每次买货最起码都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
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电话铃响了。二姐在电话的那边说：“阿男，是我。我是前天到达华沙的。姐对不起你，耽误了你的学业。我……只是好想过来看看俊仔！你原谅我吧！我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话还没说完，我们两个早已哭得稀里哗啦的，好像是生离死别一样。
“你别当心我。我不会怪你的。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我呜咽着说完这话，把电话递给了早在一旁等急了的母亲。
母亲显得比我镇静。她问了二姐现在的住址，约好第二天和她在华沙见面。
通过电话后，母亲立刻上楼整理行装，当天晚上就乘上了去往波兰的火车。临行前她对我说：“明天是星期六。我最迟星期一早上回来。这两天你就一个人撑着吧。等我去把你姐叫回来你就可以像往常一样正常地上学去了。”
对于母亲给我的许诺，我并没有感到宽慰。反而觉得如果二姐真的会和母亲一起回来话，那我将会对她感到失望。这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莫名其妙的心理令我感到有些陌生。我应该是恨她才对呀！恨她不顾家人的死活，一走了之；恨她的不辞而别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不便。可是我心里却非常的平静，希望她既然已迈出了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就好好地去寻找她的幸福吧。
星期一母亲如期到家，但是没有带来二姐。她说她和二姐见面后把二姐带回了父亲的家。第二天，父母亲叫来俊仔，并召集了所有的在华沙的亲戚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父亲要求二姐在娘家和她的浪子情人两者之间挑选一样。二姐不吭声，到最后还是默默地低着头和她的俊仔离去了。恼怒和绝望中的父亲当众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我的心和我肩上那无形的担子一样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知道，现在是轮到我养家的时候了。
其实读书的事是随缘的。我并没有强求自己一定能有玉堂金马的那一天。要求父母去雇一个职员来干活，好让我继续安安逸逸地上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店的生意根本没办法承当这项额外的开支。父亲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最喜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家里的任意一个人出气，好像他的不如意是我们大家造成似的。他在我的身上找碴出气的时候总是会威吓我说要把我停学了。
有一次他从波兰打长途电话来，专门为了数落我们女儿的种种不是，我顶了他一句，他马上咆哮着说要连夜乘车赶回来打断我的腿，说供我念书是他一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要我马上休学打工去，好好地在劳动中体验生活。吓得我那天跑到一位同学家去过夜，好几天都不敢回来。
休学了后，父亲将少了一个整我的杀手锏了。
想定了后，我到学校办了休学手续。同学们和老师们都围着我不肯相信这是事实。他们喋喋不休地问我，该怎么帮助我才能让我不休学。美术老师更是对我说：“上美术课的时候都是下午。正好是你餐馆里不营业的时候。你要是想念我们了，可以照样来上课嘛!”
望着他们一张张热忱的脸我热泪盈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父亲特地为此赶到德国。他表示对目前的处境无力挽天，还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拜我二姐所赐，希望我能恨二姐。我无语地听着他数落我二姐的条条罪行，对自己说，我不可能要求二姐为了我的幸福而放弃她自己的追求啊！
所有人对我休学的事的反应都显得比我自己还激烈。好像这毁了的是他们的前途。唉，我们这是在外国！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求生存的。谁说就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活得像样啊？
就这样我一个人挑起了养在德国的这个家的担子。那年我才十七岁。
“对我来说，休学并不是一个悲剧，只是我人生上的一个转折点罢了。单单说我父亲不负责任是不完全对的。”我对大卫说。
“哇，好像是一个传奇故事那样惊心动魄！”大卫摇晃着头说：“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过，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我们德国人是父母对未成年的孩子负一切责任，你们中国人是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全家负责任。“
“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二姐现在怎么样了？”
“她和她的男朋友在华沙开始是练摊，后来钱没赚到反而欠了一身的债。在债主的**催逼中，那个本来在波兰就是没户口的俊仔买了一本假护照，和我姐到德国来了。现在我姐在德国西部一家中国餐馆里打工养着他。大家都传说她的那个俊仔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很擅长诈骗。但是二姐坚信她拾到的是块宝。可惜我姐当初闹得这样轰轰烈烈，到最后只落得遇人不贤，落人口实。”
“那你父母都健在，为什么是你养家的呢？这也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吗？”大卫又问。
“是这样的：我父母在几年前离异了。母亲带着小妹和我生活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由我养了。虽然母亲有时也在店里帮忙，但是她能力有限，德语又不懂，再加上年纪大了，所以这店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一人在管理。”我回答。
“有意思！你母亲看上去顶多五十边。我岳母六十多了还不服老，天天骑自行车到离家十公里远的厂里做流水线工作。中国人对老的定义原来也和我们不一样！”大卫好像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好像被人揭了底一样，有点狼狈。他的话好像是针对我母亲常用年老体衰的借口来逃避劳动这个做法说的。
“那么你父亲每个月给你付你小妹的生活费的吗？”大卫问。
“我们中国人在自己家人当中是不分得那么清的。我的钱和我爸的钱又有什么分别？再说我这个做姐姐的替父母分挑担子，带妹妹也是应该的嘛。”我不无自豪地说。
“嗯，我懂了。你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我们的不一样。”大卫说。他的口气里没有一丝我预料中的对我舍身为家的精神作出的赞许，反而带着嘲讽。“那么你们一家人的工资是怎么发的呢？”
对于德国人来说，问及陌生人的薪水是很唐突的。但是大卫的问题是带有两国文化交流的性质的，所以我不以为然。
“谁需要钱谁拿去用。一家人有什么你我之分呢？不过我们都是比较节省的，平时舍不得花钱。以前积攒起来的钱都让我父亲拿到波兰开店去了。至于现在么，实话说，时常是入不敷出。有时候生意好点了，一个月下来能积几千马克了，还来不及高兴，第二个月的生意偏偏又差下去了，或者什么机器坏了，硬是把前个月积攒起来的钱又折腾完。反正总是空欢喜一场。”承认自己店里的生意不好是件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不想在大卫面前打肿脸充胖子。况且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大卫歪着头想了想，没有吭声。
我看到他杯子里的啤酒喝光了，没等他叫，就给他又倒了一杯。
“答应我一件事！”大卫看着我认真地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你的，一定告诉我！”
我有些感动，一个自己都需要别人帮忙的人难得还记着别人的疾苦。我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表示听到了。
“我说的是当真的。”大卫见我反应平淡，有点急。
我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说：“你不知道，这些话可是常常有人对我说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大卫耸耸肩，表示他跟别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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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名字』
“对了，你的名字林～是什么意思？听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特别意义的。”这大概是～老师的职业病吧，大卫什么～都想～个清楚明白。好多德国人和我聊天没聊～三两句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会打趣地说：“这是国家一级秘密。”他们就会知趣地说：“哦，冒犯了。”其实也没什么。林就是树林的林，～就是～的～嘛！问题就是我不是一个～，为什么会被～～阿～呢？这是那些知道了我的名字的人通常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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