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也许年龄小的缘故，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象并不太深，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现在想想感觉那阵子就是一个字“乱”。是真乱。到处都乱哄哄的，没个消停地。那些大人们就好象都患了间歇性精神病一样，平常好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但犯起病来就不说人话，不干人事了。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千八口人的一个村一下分成了好几派派。还都有名称，什么这战斗队那敢死团的，名堂特多。一群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人人手里都拿本红皮皮毛**语录。也不正经下地干活，天天一伙一攒的在一起神神密密的开会，然后就找茬互相攻击打斗，简直好笑透顶。不过当时我们看到大人们也像我们小孩一样分成了几伙没白没黑的在那里闹腾心里倒是蛮高兴了。心想：“这下可热闹了，大家可以一起玩了。”
虽然现在看来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个扯蛋的事，不过它倒给我们小孩们当时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鲜的乐趣。我们乐此不疲地看大人们是如何摘下平时的假面具和我们小孩一样**脸皮的在尽情表演。明白了平时大人们见面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那样子原来都是装出来的，其实骨子里也是和我们小孩一样，为仨核桃俩枣就能**脸皮地打。这就对了。咱们本来都是一个物种，身上的家什都一样，就是不一样大罢了，你们怎么就能比我们强呢？就应该也像我们小孩一样，那能让别人欺负呢？说啥也不能让自个吃了亏，碰到啥事甭管那么多，抹下脸来，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该哭就哭。那样才叫一个真显自我呢。
经验证明，几乎每一次运动冲在最前面最活跃的一般都是一些好事者。实际上他们就是一帮子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地位没地位日子过得不咋样的主儿。这些人惟恐天下不乱，见不得好人一生平安，巴不得找个机会泄泄私愤。运动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这就好比一只猴子正抓耳挠腮地瞅着一跟杆在跃跃欲试呢，突然这边锣一响，它嗖地一下就窜上去了。
有段时间春生爹就很活跃。他正好是属于这种人，也就是后来批的那“三种人”。每天手里拿本红皮皮走东家串西家的拉帮接伙的闹“革命”，有时还顺人家个煎饼、窝头的吃吃。一到开会的时候上窜下跳，整个一个能不够。我问他，你又不认识字拿本红皮皮干什么，他说，红皮皮是毛**托人给他捎来的，不拿怎么能行呢。后来有人检举他，他把毛**捎给他的红皮皮的瓤撕了卷烟抽了，结果被上面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公安给绑走了。等几个月回来后，只见头发老长，人瘦得皮包骨，跟个要饭的似的。总算消停了。
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老村长和书记也被打倒了。经常和几个陈年老地主、富农们一起被村里的造反派们押着游街示众或在村头的麦场上开批斗会。据说他俩其实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国民党大特务。这下可不得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村里居然还有国民党特务，而且还在村里掌了这么多年的大权，这也太危险了。把他们抓起来以后，就关在生产队一个牛棚里，外面派两名全副武装的民兵日夜把守着。他们的家隔几天就被各派轮番去剿一遍。我们也曾经混进一些派系去他们家去翻腾过几回。但好象也没发现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和平常老百姓家一样，破破烂烂的。大伙都有点不死心，总觉着他们既然是国民党特务，家里怎么也得有点象样的东西呀，绫椤稠缎、古玩字画，最起码和台湾联络用的电台、密电码什么的总得有吧。搜。再继续搜，最后连猪圈茅房都挖开搜遍了，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心想，这阶级敌人实在狡猾狡猾的，把罪证藏得也忒严了。
上级为了配合文革还给村里按上了广播。扩音器就放在村革委会办公室里，高音喇叭挂在村头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刚装上时我们小孩每天都坐在树底下仰着头听里面唱戏、念书。我们比较喜欢听里面唱戏，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样板戏。它唱上句我们大伙就能跟着唱下句。下来就是一些叫什么《社论》的文章，好象是一个叫什么“新华社”的人写的玩意儿，国内的、国外的，天上的、地下的他什么都知道。都觉着这个人一定学问很高，云山雾爪的很能喷。
高音喇叭还有另一大功能就是经常向大伙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好象那个时候老人家经常爱发表一些指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高兴了就来两句。大伙只要听到喇叭里的人预告几点几分有重要广播，就知道他又有什么新指示了。都自觉的赶点来到大槐树下直勾着脖子等着听。听完了，还要敲锣打鼓的上街庆祝一番才回家。毛**的指示有长有短。长的时候，我们听众在下面都困一觉醒了，播音员还在那里不紧不慢的念。短的时候也很快，两句话就完了。我记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例如：“多思。”另外毛**还经常写一些诗词发表。听起来前后很压韵，但理解不了。只是觉着他很有学问，说的话我们连听都听不懂。
通过喇叭我们了解到很多外界发生的事。它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一些很多重要的地方都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领了。他们好象还成立了一个什么司令部，为首的头目就是那个和毛**在一起的大鼻子刘少奇。他们明里暗里的反对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想复辟资本主义。想让我们广大的贫下中农受二茬罪，吃二茬苦，去过水深火热的日子。你说，咱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没招你惹你的，连面都没见过，谁也不认识谁，你们这是干嘛？再说，我们这日子过得本来就不咋样，一家家都缺吃少穿的，怎么还不放过我们呢？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我们坚决不答应！要不是毛**发现的及时，一声令下大伙起来把他们打倒了，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了，那可怎么得了。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听说苏联就成资本主义了，好象他们资本主义生活还不赖呢，整天吃土豆烧牛肉。这我就有点想不通了，都资本主义了怎么还能吃这么好呢？。其实我打心眼里还是想尝尝土豆烧牛肉是什么滋味。大喇叭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和台湾人民一样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在翘首起足的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出来，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解放出来。大喇叭还告诉我们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只是我们还不太知道他们是如何给欧洲人民指路的，估计是他们国家人手一盏灯笼，一到天黑就统一点着。那得糊多少灯笼呀。
后来人们发现那玩意真的是个好东西，通过它还能把人的声音一下放大很多倍，十里八乡的都能听到。于是有几个造反派头头来劲了，经常没白没黑地在里面装腔作势地咋呼。有的家里丢个鸡丢个羊的也用它喊一喊，甚至还有一次半夜不知是哪个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混蛋玩意儿在里面大叫着让大伙起来撒尿。好象我们几个还翻窗进去捣鼓了好几次，但没捣鼓响。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大伙越闹越凶了，全村几乎人人都起来了，地里的庄稼也没人管了，草比庄稼长得好。大伙一门心思闹“革命”。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姊妹之间有时都不是一个派别，饭桌上还挖空心思地互相打探对方的消息。有的甚至反目为仇，大打出手。
我们家还算是老实人家。两个姐姐就知道里外的干活，父亲也整个一个顽固不化的中间分子，对“革命”丝毫不感兴趣，人家在外面轰轰烈烈闹革命，他窝在家里“吧嗒吧嗒”地抽旱烟，哪一派也不想参加。他一这样可倒好，哪一派又都想来拉他，家里白天晚上的经常有人来轮流做他的工作。小之于情大之于理，软硬兼施、苦口婆心、威逼利用，什么招数都用上了，他就一个死不吭声。有一回，我在一旁听得实在过意不去了，就说：“看你们这么热情的，实在不行我替我爹去你们那一派得了。”他们居然对我不屑一顾。“你小孩懂什么？一边玩去。”我心想：“别不识抬举了，不就是分成两伙玩吗，谁不会？”
要不怎么说都疯了呢，连我哥哥那样的老实巴交的孩子都参加了一个叫什么山的组织。有一天他美滋滋地戴着一红袖标胳膊端得老高腰杆挺得直直的横着回来了。我有意问他：“你是不是干活扭着腰了？怎么这么个走路法。”
他把胳膊夸张地在我面前晃晃：“嗯。嗯。”
“什么呀？让我戴一下，就一下。”
“不行，这是我们组织发给我的，你别给我搞脏了。”
“你们是什么组织呀？”我腆着脸子问道。
“井冈山战斗队。”
“哦，听说过，好象毛**当年在那打过游击。”我自言自语地说完又问他：“那你们是不是将来也要去井冈山？”
“嗯，有可能，看组织上怎么安排了。”
“什么时候去？能带我一起去吗？哎，哥，你就带我去呗，以后我归你管了，全听你的，行不？”我央求道。
“不行不行。你小孩懂啥？”我哥耀武扬威地把红袖章捋了捋说道：“唉，忙呵，下午还有个会。”
“我让你有个会！让你有个会！”父亲上来一把摁住他三两下就把红袖标给扒了下来了。我哥边挣扎还边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
“打！打他的屁股！”我在一旁高兴地跳着给父亲助威。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父亲一脚踢过来，没有踢着我，鞋飞了出去。我嗖的一下跑没影了。
二秃娘仗着根红苗正识几个字也拉起了一个叫什么派的组织，到处招兵买马，网罗一些中老年妇女投奔她的队伍。其实叫我说，不论什么组织只要让这个妇女娘们们一搀和进来就基本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她们的革命动机往往搀杂了许多个人感情色彩和一些小恩小怨。本来挺大挺严肃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让他们说着说着就南辕北辙的具体到针头线脑上了，什么某年某月谁谁偷了她家一棵葱，某年某月谁谁又打了她家的娃了，东家长西家短的，没个正题。有时候说着说着还闹起内讧，互相嘻嘻哈哈地指责对方家的男人什么地方的东西大呀小的，搞不清楚她们在说些什么。好端端的一个革命运动让她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小非给搅和的变样了。别人是为革命而战，她们是为葱为蒜为家里男人东西的大小而战，显然不够档次。我曾经列席参加过她们几次会议，会议内容确实有些乱，经常跑题。唧唧喳喳、嘻嘻哈哈，哪像个组织样子，整个一个无政府主义。这时我才明白舞剧《红色娘子军》中为什么还要有个党代表洪常青了。我感到二秃他娘这一派当前就急需一个这样的人，而我就是最好的人选。
别看他们这么一派那么一派的，原来其实他们每个派别在上面那都是有组织关系的。公社里、县里、甚至省里都有一级一级的领导组织，结构也是非常严密的。各个派别就像当年军阀混战一样，想法设法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拉山头搞宗派。就像发了情的动物一样白天黑夜地没个消停。那时游行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动不动就拉起队伍到处去游行示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甚至县与县经常你来我往地互相游行。我们年龄小一般不跟着游行队伍到其它村去，再说，大人也不让我们去。我们平时主要是在本村迎接其它村到我们这里来游行的一些队伍。一帮子灰头土脸的土豹子手拿各种颜色的小纸旗、敲锣打鼓，有的时候也押着个把走资派，一进村就声嘶力竭的呼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围着村子穷转悠。刚开始大家还有点新鲜，他们一来既有人夹道欢迎、又有茶水伺候，耀武扬威的很神气。后来时间长了，来的次数多了，也没人理他们了。有时只有我们一群小孩和几条“汪汪”乱叫的狗一路嘻嘻哈哈的跟在他们后面起哄看热闹。呼口号不但没人响应还反倒引来我们小孩的讥笑声，这样他们转不了两圈也就没劲了，在我们的一片嘘声中把小纸旗往路边一扔，撒鸭子走人了。
文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村里来了三个带红箍的外乡人，说是上面专门派下来指导运动往纵深发展的。那几个人的嘴脸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胖子俩瘦子，胖子脑门上有一道很长的疤，估计是在家偷东西还是调戏妇女让人用刀砍的。每人一身黄军装，一个挎包，上衣口袋上别着两只钢笔。住在大队办公室里。吃饭有人专门给他们送，也有的时候自己在院子里支起个铁锅做。有一回我家的一只大芦花公鸡莫名其妙的丢了，后来我在他们住的院子里的墙角跟见到了一堆鸡毛，估计我家的鸡就是被这仨土崽子给逮住吃了。还有春生养了一条半大狗也不见了，说不定也是他们干的。从此我们对他们就没好感了，口口声声地说是上级派来领导革命的，怎么能偷老乡家的鸡呢？混蛋玩意儿。为这我和春生二秃曾经背地里收拾过他们，晚上趁他们睡着了从后窗子里往他们房间里砸石头、扔土坷拉块。把他们支在院子里的铁锅掀翻砸烂。甚至有一次我们还趁他们不在溜进他们的房间每人往他们的暖瓶里撒了一泡尿。气得他们在大会上咬牙切齿地说：“看你们这个村阶级敌人猖狂到什么程度了，公然对我们革命干部下毒手……”
其实就连我们小孩也能看出这是些心怀叵测的人，他们到我们村来压根就没按什么好心，主要是来搞挑拨离间鼓动大伙闹事的。什么狗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全他娘的扯蛋。他们这是乱中偷鸡摸狗。村里各个派系在这几个人的挑动下可算是找着事干了。天天在村革委会的院子里每人手里举着本红皮皮的毛**语录对着吵，一个个吵得脸红脖子粗，也不知到底吵什么，为什么吵。连我们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都觉着特没劲。心想，你们光这么吵有啥意思，有本事直接打一仗拉倒了。结果还真让我们说着了，真的动手了。一大群人手拿铁锨镐头乒乒乓乓的干了起来。我发现他们大人打架和我们小孩打架是不一样，我们小孩打架完全是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俩人搂住在地上打半天除了滚身土以外，基本没什么伤害。大人们可不是这样，一场械斗下来，造成的后果比我们严重多了，总有那么几个断胳膊断腿的被哼哼唧唧地台下阵地。
别看二秃他娘那一派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妇女，但真动起手来并不怎么吃亏。她们最拿手的就是专掏男人们的裆。一打起来，一个个躬着腰上去一把就把男人们的下身死死抓住不松手，得空还能在对方的脸上划拉几下，你再看那些男人满脸都是血道道，上下交困，几个回合下来只好跪地求饶。“你就把手松了吧，疼死我了。我服你了还不行？”
打。一连几天都发生集体械斗，很多人都被打伤了，有的伤还很重。后来村里老人都出来说话了：“乡里乡亲的，有什么值得这么打？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双方打完后，就回各自的根据地写大字报。内容除了表白他们是如何站在毛**革命路线上，如何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外就是互相指责、漫骂对方。全是些什么坚决打倒、猛烈炮轰、誓死血战到底之类的词。大街小巷的墙上凡是能贴纸能写字的地方都被他们刷满了。一层盖一层，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害地我们小孩饭都顾不上吃，天天在街上看大字报。累了顺手扯下一块垫在地上小哥几个打扑克。
我们家的院墙上不知被哪一派用红油漆喷上了好几段毛**语录，到现在还依稀可见。内容好象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还有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等等。
当时最时兴的是身上戴毛**像章。每个人胸前都别一个。有的还别好几个，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乱响。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小的比衣服扣子还小。论材质的有：铁的、铜的、铝的、瓷的、纸的、塑料的，论形状有：方的、圆的、扁的、长条的、五角的、六角的、八角的等等。大伙以拥有多少枚毛**像章论成败，整天都挖空心思地到处淘换。一些大孩子经常结伙在路上抢我们小孩身上的像章。害得我们见了他们要两手护着胸膛躲着走。
梅子家在外面有个很有门路的亲戚，隔几天就给他们家寄一布兜兜像章来。我和春生二秃几个人的像章大部分都是她给的，她前前后后可能给了我不下二十几枚。就这我只要发现她身上戴一个还立马就上去给她抢过来，反正她家有人给寄。最后搞的她这个供货商都没戴的。后来她一见到我就挺着胸膛对我说：“没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说什么没了呢。
运动让大人们一个个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不已。自己折腾还不够，就连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也要拉上。学校三天两头的就组织我们去参加社会上一些各种各样的集会和游行。那个时候的会特别多。有纪念什么发表的会，有庆祝什么联合的会，有掀起什么**的会，还有什么誓师的会等等，当然最多的还是批判大会。
公社大院后面有个很大的广场。可以容纳几万人，是群众专门集会的场所。平时除了放电影和演戏以外，就是开会用了，各种会议几乎天天不断。
实际上不论什么会主要是给他们大人们开的，让我们小孩去完全是凑数而已。我们什么又不懂，到了那里除了能把会场秩序搞乱以外基本起不了别的作用。再说我们也真不愿意参加那些什么狗屁会，冬天冷夏天热，路途又远，在那呆上一天又累又饿，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们经常是去待不了多长时间趁老师不注意就溜出来满世界的疯去了。
记得比较清楚的一回好象那一次是一个规格比较高的批判大会。我们去的晚了一些，刚被安排就位，还没站稳，主持人就宣布大会开始了。每次开会都一样，第一项是全体起立一起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伙稀稀拉拉刚把歌唱完，只听大会主持人突然声音抬高八度大喊一声：“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XXX等人带上来！”接着十几个胸前挂着白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的“走资派”被一帮带红袖章的“造反派”给押了上来，齐刷刷地在**台前站了一大排。随着“走资派”们的到来，会场一下沸腾起来，台下观众的议论声和口号声四起。我们小孩也“唧唧喳喳”地像一群鹅一样一个个把脚踮起最大限度的伸长脖子，希望能看清楚点台上那些“走资派”们的嘴脸。
听介绍这伙“走资派”级别还不小，大部分都是省里县里的大干部。其中中间那俩好象还是什么省长副省长之类的。我们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人物。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哪有这机会。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台上有人开始在带领全场高呼口号。
“打倒……当权派！”
“我们……要把……进行到底！”同学们一个个懒洋洋地掐头去尾的跟着吆喝，完全是在应付事。
“伟大……万岁！”我一把把二秃头上的帽子撸下来，向大家展览他的秃头。
二秃扑过来抢，我快速传给春生。二秃又转身扑向春生，俩人扭在一起……
“你俩咋这么淘？！”站在前面的秦老师回过身来奋力把俩人拉开，并每人赏了两个巴掌，
“还有他。”二秃把帽子歪戴在头上，脸白不拉楂的指指我。
“我没看见。”秦老师头也没回继续往台上望去。好象台上有些失控，几个造反派跳上台在让那个“大走资派”坐“土飞机”。
“大走资派”年龄已经很老了，满头的白发，穿一件掉了色的蓝中山装。他显然是实在无法完成“造反派”们强加给他的那些只有专业舞蹈演员才能做得出来的动作。“造反派”为此大声训斥着他、折磨着他。让人看了有些可怜。
“唉，人家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拾掇人家了。”
“就是，这些人咋这么狠呢？”
莲妹和梅子吓得不敢往台上看。俩人在下面嘀嘀咕咕地。
“不许同情走资派！”二秃幸灾乐祸地说。
“讨厌！”俩人白了他一眼。
“打他一个冷、不、防——”我一耳光朝二秃挥去，二秃猛一躲一下又正好扑在秦老师的大粗腿上，她连回头看也没看，一只大脚顺势往后猛一蹬，二秃顿时双手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脸憋得通红，半天没动静。
“哈哈，爽。真是太爽了！”我和春生高兴地笑道。
“再能？！”秦老师朝我俩高高扬了扬巴掌，但又落下了，继续往台上看。
**台上不断有一些戴红卫兵袖章的男男女女造反派上去发言。一开始都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套话，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等等，跟唱歌似的。套话唱完，然后就开始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的控诉走资派们的罪行了。几乎每一句话都不是在说，全是喊出来的。嗓门特大。字字苦声声泪，东拉西扯地不知咋呼什么。看那架势，估计是台上这些走资派把他家的祖坟给挖了，要不也不会生这么大气。
“唉，这些走资派也真够可怜的。”
“就是。你看还有俩女的呢。”
莲妹和梅子俩人继续嘀嘀咕咕小声议论着。
“别说话。”二秃小脸红红的装出一副正经相。
“德行。刚才老师踢的你又不疼了？”莲妹和梅子白了他一眼。
“小心，一会儿挨揍。”二秃向她俩比划着脏乎乎的狗爪子。
“老师——孙二秃又要打人了。”莲妹和梅子掐着嗓子小声喊道。听声音就成心没打算让老师听见。
“烦人，还有完没完？”尽管台上那些红卫兵小将们还个个像疯子一样斗志昂扬、热情不减。而我们对他们早已失去了耐心，只盼着大会早点结束。
大会终于在吵吵嚷嚷中要结束了。走资派们被吆喝着押下去后，大伙开始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固定的程序，不论什么会议结束后都要唱这首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等一会儿你还替我背书包。”我边唱边对莲妹说。
“我光背你一个人的。”
“不行。还有我的。”春生插话道。
“你负责背我的，不背就打。”二秃对梅子威胁道。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我们三个把书包往莲妹和梅子脖子上一套撒鸭子跑了。
那天我们几个跑散了。在村口的土捱上一直等到天黑才等到莲妹和梅子回来。俩人身上左挎右挎的背着几个书包。衣服扣子敞着，满头是汗，脸上就像画猫一样，画了好几道道。
我们好象还在离公社不远的一座路边的小房子外面看见过一个自杀的老“走资派”。他是上吊自杀的。我们看到时已经被人放了下来，身上盖一张草席，外面只**一双没有一点血色的光脚丫子，上面爬满了蚂蚁。其实那个时候为这事自杀的人不在少数。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没人同情。我的一个姑父就是在文革中上吊自杀的。他当时是公社的一个会计，人挺老实的，成天就像个闷葫芦，不爱说话。后来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走资派，天天被拉出去开他的批斗会，几十斤的高帽子戴在头上一戴就是一天，后来实在受不了折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跑到河边在一棵柳树上上吊自杀了。这是我们家惟一一个能拿的出手的亲戚，还畏罪自杀了。
那个时候有句话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也就是说全国和我们村一样，哪个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都闹的很热闹，用文学的语言讲叫“如火如荼”。听说越大城市闹得越厉害。村里不少在外面工作的人都被打成形形色色的走资派被赶了回来，也有的是自己在外面实在待不下去逃回来的。我们家一个远在西南地区工作的伯伯因为被打倒全家就被下放回来了，他刚回来那阵子情绪非常低落，经常一个人跑到村头的**坡上坐着抽闷烟，一待就是一天。大伙怕他想不开也畏罪自杀，轮流躲在一旁盯着他，要不就去陪他聊天唠嗑，到了晚上各家杀鸡宰羊地轮流请他喝酒解闷。就这样他们大约在村里住了大半年，等时局有些好转后又举家迁回去过他们的幸福日子了。
我们对文革那些争来争去的所谓的什么政权并不敢兴趣，也不管它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那是大人们的事，与我们没关系，再说那玩意娱乐性也不怎么强，不好玩。我们倒是比较喜欢响应毛**关于停课闹革命的号召。学校只要一宣布说停课闹革命大家就一阵欢呼地撒鸭子回家了。但在家呆的时间稍微一长了就又盼着复课闹革命。感觉有段时间不见那些天天在一起打闹的同学还有点想他们。学校就这么一会停一会复的把我们整个学业一点点荒废掉了。现在想想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人生最值得后悔的日子。
我这人天生对数字反应迟钝，一直到初中也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先乘除后加减。如果再加个括号里括号外的那就更没戏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和其它同学一样，不但能把毛**许许多多的语录和诗词囫囵吞枣的通篇全背下来，而且还会用唱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但一些类似“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词句还是很让我们大伤脑筋，一头雾水搞不懂什么意思。而最朗朗上口又容易记住的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那些篇幅较长的诸如《老三篇》和《五篇哲学著作》等在让我们学会了不少字的同时还知道了很多事情。比如：古时候有个叫愚公的一家人硬是要想把挡在他家门前路上的两座大山给搬走（当时我就向老师提出过，他这样搬山倒还不如直接把家搬了省事），爷孙几个每天挖山不止，后来他这种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就使了个法术帮忙把山给搬走了。张思德同志是烧木炭砸死的。战争年代有个姓白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我们救治了不少伤员，后来因为不小心划破手指头感染牺牲了。还懂得了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却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以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坏事也能变成好事，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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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第4章：第四章”内容快照：
『第四章』
四那几年不知怎么了，家家～～好象都比着穷似的，你穷得没有一～锅，我就穷得没有半个碗，你穷得炕～没有一～被子，我就穷得没有半块席，你穷我比你还穷。～穷～光荣，穷得～彻底～好。隔一段时间，村里就召开一次社员诉苦大会，晚～明月当头，全村几百～子人坐在村头场院～听那些困难～挨个诉苦，谁诉的最～刻、讲的最可怜、最能引起大伙的同情，最好是能把大伙感动地陪他一起哭那他就会得到公社发的几十斤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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