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车与辙

夜晚，空气清凉。

走出宾馆的大门，我们去一家小商店购买洗发膏。售货员是一位40余岁的男子，我们已记不清他的模样，但却深深记着他的表情。听说我们是来采访孔繁森事迹的，他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嘴里唾沫四溅：“孔繁森，我认识，我认识。那么大的官，心太好了，今天这种干部太少见了，我真为他难过了好几天。”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他一转身，拿出一摞报纸：“这几天报上登了许多孔专员的事，好多报纸被别人抢去看了。瞧，这还有一张。”

我们拿着这张《聊城日报》，看到一篇《是长辈，更是挚友》的文章，忍不住读了起来。“您这样匆匆走了，千千万万颗仰慕您的心未能把您挽留。我等待着，等待着再次与您相偕同游。”

这位叫葛敏的作者，对孔繁森一腔真诚的感情流淌在字里行间：

“还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衣锦夜行的情景吗?那是一个秋季的清晨，您来到我家。约我同您一起去一趟老家一一堂邑。我问您有汽车吗?您说：‘今天是星期天，让司机同志好

好休息。咱们骑自行车去，既能节省点汽油又能看看田里的庄稼。’骑车去堂邑往返七八十里路，对我们从事机关工作的来说，是有点苛刻，春您态度坚定只好从命。我们一边骑车，一边观看田园风光，谈笑风生来到了家。老母亲高兴地用手抚mo着您，重复地说：‘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开完会了?’在老人家的心目中，儿子有永远开不完的会，干不完的事。她没有太多的企盼，只想多看儿子几眼，能享受到一个母亲应该享受的菽水之欢。您援藏3年凯旋而归，本应尽尽孝心，多陪陪老母亲，怎奈忠孝难以两全。在西藏工作遥遥数千里，与亲人只能梦中相见。到了行署工作还是忙，难得回家一趟。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使您牵肠挂肚。在母亲身边停留片刻又去探望村里的孤寡老人。询问有没有过冬的衣服，身体状况。不断地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点钱来偷偷地塞在老人的衣袋里和枕头下。小孩子看到了您跑来了，您给他们留下买书的钱。老的少的、病的残的都是您接济的对象。这些钱都是您从工资里省下来的。您常说：自己少穿一件新衣服、少买一双鞋就能给老百姓解决一点困难。一个堂堂的县级干部回家探母骑着自行车，往返七八十里路，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我陪您这样去了几次?我已记不清了。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廉洁自律、光明磊落的崇高品质。您常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济世安民，乃男儿所为’。您已是儿女绕膝，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可您以民族团结、党的事业为已任，毅然决然地又一次来到雪窖冰天，水继陆绝的世界屋脊，从事您伟大的事业。在您最后一次探家时，我看您黑了许多，老了许多，不知用什么话才能挽留您。几次欲言又止。您却慷慨地说：‘小敏，等我完成任务回来，你还要陪我骑自行车回家，我比你骑得快’。我等啊等，想不到等到的竟是您以身殉国的噩耗。怎不让我泪如泉涌、悲痛欲绝?多少年来的鼓励与扶

掖、义海山恩、义方之训怎能忘怀?”

看罢报纸，售货员对我们说：“像孔繁森这样清政廉洁，党风、社会风气就好了。而现在有些干部抬腿动脚就是汽车，你们听说过民间的顺口溜吧，是坐着轿车转，隔着玻璃看，下车就吃饭，拍拍肩头道声好好干。”

偶然之间，听了这位售货员一席活，令我们感慨万端，人间事，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就说车子吧，孔繁森总是骑着陈旧的自行车，默默奔忙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孔繁森为什么成为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风景线!他从不留恋那狭窄的空间，而是在老百姓中间体会着真情与纯真，感受着空气的自由和新鲜。

去五里墩，孔繁森数次骑自行车，来回40公里。

下乡检查工作，孔繁森骑自行车。他用自行车驮过上访的老大娘、上学的小孩、病人，边骑车边和人谈心，怎能不心灵相通。

当拉萨市副市长时，除了比较紧急的工作．或到较远的地方办事外，孔繁森总是骑着自行车。

人心那么空旷，那些川流不息的豪华车没留下任何痕迹，人心又那么敏感执着，几十年过去了，孔繁森那细窄的自行车辙迹却仍在延伸着。

聊城长途汽车站的李保林回忆起这样一件事：70年代的一个腊月二十六，正是春运最繁忙的时期，旅客如潮水般淹没了聊城汽车站。车少人多，许多人滞留在车站上。开往邯

郸的是河北省邯郸汽车三队的解放牌客车，定员40人，但人们蜂涌而上，超员了5个人。13点，李保林上车进行安全检查，在6号座位上，他看见了孔繁森。因为孔繁森是聊城地

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保林又在汽车站作宣传工作，他们很熟悉。

“繁森，你又自己排队买票了，怎么不打个电话，我给你提前留一张?”李保林连声责怪。

孔繁森回答：“我去堂邑老家看老人，大家都排队，我怎能搞特殊!”

两人正说着，车场内传来一阵悲凄的哭声。李保林跑去一问，原来是一位老大娘从寿张乘车刚到聊城，准备去邯郸看当兵的儿子，在车站不慎把车票丢了，再买票只能是明后

天的了。怎么办呢?李保林去和司机商量，司机为难地说：公司春运有规定，最多只能超员5人。

这时，孔繁森从车上挤下来，认真地对李保林说：“老李，咱们都是当过兵的，军人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妈妈。这样吧，我不走了，这票给老妈妈吧。”接着，他对随车的售票员说，

“给大娘补张长途票吧。”他掏出两元钱，替老人补了票。车开了，李保林才如梦初醒，他说：“繁森，我去给你借辆自行

车。你平时那么忙，无论如何，你今天也要回家去看老人。”

正巧，客运公司的一辆货车去冠县送货，路过堂邑。李保林安排孔繁森搭车，并要去退票。孔繁森却笑着说：“不用了，人民汽车人民坐。货车也不能白坐。老李，检票吧。”

握着那张五角钱车票，李保林呆呆地立于风中。几十年后，在李保林脑海中，孔繁森仍像雕塑一样，被时间雕凿得益发完美。

这是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如滴水会轻易地蒸发掉。然而，正是一滴滴水汇成一条条溪流，从大地上流过，滋养出一派生机……

这水的源头在哪里?

1966年9月，他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拳头，“为了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镰刀和铁锤，在他心灵上刻下深刻的印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引着他的一言一行。

我们奔走在聊城的大街小巷，采访着一个个和孔繁森接触过的人，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激动，不仅掉泪，感慨，且有一种倾诉的欲望。

是的，不仅仅是车有辙迹，一个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也有“辙迹”，它延伸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

一些老同志这样描述早期工作的孔繁森；一双袜子缝了又缝，一条蓝**，洗得发白了，还舍不得扔掉，破了补上几个补丁照样穿。身上只有一件上装，夜里洗，白天穿。一次下雨天潮•夜里洗了天亮还未干，他只好借来一件穿上。

那时他的月工资仅有34．5元，爱人和3个孩子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身上经常带着个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缝补。

衣领烂了翻过来穿。后来已是莘县县委副书记的他，还经常穿着一双带补丁的皮鞋。通讯员看到他穿的一件背心烂得不能再穿了，就偷偷地扔掉了。他发现后，捡了回来，补了补，又继续穿在身上。

1977年11月的一个星期日，在地委当公务员的崔化军同志，把一付仅是穿脏了的套袖顺手扔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墙角里，却被孔繁森发现了。他把这付套袖捡起来送到崔化军手里，对他说，这付套袖又没补丁，只是脏了一些，你为什么扔了呢?洗干净还能戴一年，你真不会过日子。崔化军信服地接受了批评，又继续戴了一年。

孔繁森到西藏后，为了能够更多地帮助藏族同胞，更是省吃俭用。几年来，内衣内裤都是带补丁的。每当同事说他时，他总是风趣地说：“反正穿在里面谁也看不见，并不影响市容美观!”孔繁森不仅自己节俭。对子女的生活要求也十分严格。1987年，他到林业部洽谈项目，在北京转了好几个商店，考虑半天，才花10元钱给女儿买了条**。有一次，妻子觉得手头紧，向他要钱，他只给了0．5元。可他进藏后，在每次往返之中，回来时除了给一些老同志带些西藏的土产外，几乎没有给自己的亲人带过什么东西；而回西藏时，从聊城、济南到北京，走一路买一路，为他收养的两个孤儿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置办一新，还为一些孤苦老人买了药品和衣物。

然而孔繁森也是富有的。他在阿里所有的遗物虽然只是10个纸箱。两箱书、两箱信件、两箱旧衣服、1箱照片、1箱石头、1箱鞋子、1箱被褥。他却拥有整个阿里地区人民的爱

戴和怀念。阿里地区为他修衣冠冢时，想找一件像样的衣服，唯一一件好点的衬衣领口也磨得起了毛，最后只好挑选了这件衬衣和一条普通军裤。这，正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财富!

孔繁森任地区林业局长期间，分管“项目办”，“项目办”有钱，但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一文。1987年年底，老家有人因急事用车，找到了孔繁森，共跑了40多公里路程，他

立即交了30元钱的车费。他用林业局废弃的管子架葡萄架，向局里交了100元钱。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1981年，他的大哥专程从聊城赶到莘县，让他给买点计划内木材盖房子，孔繁森一口回绝了大哥的要求：

“国家计划内的木材，按规定我们不能买，破坏规定的事我们不能办。”有个侄子结婚，请他买辆凭票供给的自行车，他拒绝了。一家很近的亲戚找到他买平价供应的化肥和柴油，他也没有办。他的外甥荣德茂从部队复员回来七八年了，他姐姐多次央求他给孩子找个工作，他始终没有办。他有6个侄子、两个侄女都在农村，没有一个农转非和安排工作的。凭着孔繁森的职位和权力，凭着他的人际关系，安排几个孩子并非难事。他的爱人、孩子多年在农村，第一次进藏后才按照国家规定转了户口。爱人进城后先后被安排在粮店、地委机关印刷所当工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调动工作。在孔繁森赴藏期间，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考虑到他的家庭困难，曾多次向他和他的家属讲，家中有什么困难只管讲，组织上一定帮助解决，可繁森和他的亲属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多年来，孔繁森就是这样不思索取，两袖清风，舍己为公，公私分明。

莘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徐继红记得：一次，莘县开党员干部大会，整顿基层组织。站在讲台上的孔繁森声音格外宏亮：

“一个共产党员在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面前，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既不能当泥瓦匠和稀泥，也不要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要当铁匠敢于硬碰硬。”

台下掌声雷动。

就在这一年，孔繁森到单庙乡帮助整顿基层组织，住了105天，他没有吃过一顿私人的饭。无论什么时候下乡检查工作，他总是自己买饭票吃大锅饭。回到县委机关误了吃饭，无论多晚他也从不找炊事员再生炉火，而是买个凉馒头、大蒜瓣一吃了之。有人心疼地说：“孔书记，您受苦了。”可他说：

“生活上不要太讲究，这比战争年代强多了。”

1991年，孔繁森已担任行署副专员，新盖的专员住房本来有他的一套，而且他远在西藏工作理应受到照顾，他却仍住在原来的3间平房里。行署办公室提出来要给他装修房子，

他谢绝了。孔繁森援藏前夕，一再嘱咐家属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1993年春，孔繁森回聊城期间，聊城师范学院邀请他去作报告，按规定师院付给他100元的讲课费，他说：“我回

来汇报一下西藏的情况是应该的，报酬绝对不能要。我只盼能有更多的人献身西藏，使西藏人民富裕起来。”，

循着这些深深浅浅的辙迹，我们能不进入孔繁森的内心深处吗?

生活的哲理告诉人们：每当人们困惑于物质和精神的贫乏，企图为摆脱困境挣扎，同时又无可奈何地活着时，就一定会在我们的山巅之上诞生英雄并傲视一切。

于是，我们的心灵总为曙光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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