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我叫张瑶，今年五十岁了。在五道沟镇生活了近三十年。从我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儿沟多。我们是五道沟，上边还有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一直到十八道沟。有名有姓的沟就这么多，那些无名无姓的沟就不记其数了。在这漫长而又艰辛的三十年里，我是无时无刻都在想像着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时光流水，日月荏苒。这个念头一直让我坚持到了今天。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没有一段是多余的，没有一段是弯曲的。它笔直、健康、强劲、有力。我在这条路上奔跑。之所以能让我活到今天，我想这是一个很明朗的理由。

　　三十年前，我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那时候我还小。我说的小，不是那种年龄上的小，那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二十五岁的年龄在现在看来应该算个大人了，应该立世了，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主张。我们单位就有两个二十五岁的小职员，你看他们的为人处事接人待物，老道的简直就是一个小精灵。我二十二岁读中专，二十五岁才毕业，读中专之前，在一个名叫大甸子公社的**村里当民办教员。就我当时的那个水平还能当教员？奇了怪了。我教初一的数学课，初一、初二的物理课，三科。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你说我能教学生什么呀，其实就是照本宣科。更奇怪的是，一九七八年高考，我们几个老师居然和我教的学生们坐着拖拉机一起进入考场同揭皇榜。命运之神第一次垂青了我。可想而知，我这些可怜的学生们的命运了。扯远了。

　　二十五岁我还蒙懂，很单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家庭和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还是跟我自己天生的性格有关系。反正是二十五岁前我对男女的性关系一窍不通。也没有人教我，我也不感兴趣。那时候不叫村，叫大队。某某大队，一个村分成几个生产队，我们村就两个，一队和二队。我们家是一队的。我们那个队男女劳动力算在一起四十多个。除了喂牛喂马的以及那些个杂差，起码要有三十多人在一起干活。种地铲地秋收打场，一年四季三十多个男男女女在一起能不演绎出一些故事吗？我记得王守富就是这样，他三十多岁了，孩子都挺大了。他是个小组长，也就是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当打头的，他干的一手好活儿。在一次铲苞米歇气儿的时候，他就领着一个叫小兰的姑娘钻了树棵子。这事也活该他丢人现眼，我们歇气儿的时候都是坐在地头上，男的卷颗烟，女的唠家常，就有两个女人要去解手，她们俩也走进了树棵子，听着她们俩个蟋蟋籁籁的声音，一个小伙子拿起一块土块朝着这个声音扔过去，“是谁这么缺德呀？”两个女人说笑着又往林子深处走去。突然，一声尖叫，两个女人慌慌张张的跑回来了。我也不是好奇，既然她们都回来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方便方便呀。树林高大茂密，一钻进去就看不见人影了。我想往里走一走，反正是歇气儿，空气这么好，鸟语花香的，多让人陶醉啊。走进去不远，就听到了那种哼哼唧唧的声音。顺着声音望去，我就看见了花花绿绿的一团。最显眼的莫过于小兰的红衣服了，平时我就觉得小兰穿这件衣服很别致很漂亮，它在我的眼前飘过来飘过去，可是今天它居然火球一样堆放到了地上。我藏在一棵大树后，看着王守富跟小兰演绎着这场原始的性爱。这样的事在当时我们的生产队已经不算个什么事了。有的是这样的例子，今天你跟他好，明天我跟你好，也挺热闹。这也是一个好事吧？可在当时我就无动于衷，不是我生理上有什么毛病，我就是不往那上面想，就是想也是肤浅的，朦胧的，不像人家那么渴望。

　　现在想想，我挺佩服王守富的。他是我性教育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我说过，我五十岁了。五十岁的年纪是知天命的年纪了。艰苦过，奋斗过，拚搏过。到了现在，该成的成了，该败的败了。一天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也就说应该是混日子的年龄。睡了，醒了，那就是一天，睡了，不醒了，那就是一辈子了。也挺好，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匆匆忙忙为生活奔波着，很有些世事沧桑的味道。

　　2

　　我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我坐在我办公桌前的时间要比我回家吃饭睡觉的时间还要长。我也能坐住。从早晨上班开始一直到中午下班吃饭，我都这么一直坐着。甚至有时候连中午饭都不吃。可能是九九年吧，省文化厅以扩建文化馆的名义给了我们很多的钱，把我们整个馆舍连同文化局的每个办公室（文化局跟文化馆在一个楼上）都装修的跟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样美观漂亮。壁灯吊棚大理石复合地板。我说这些不是说别的，说别的我郁闷，你们有谁相信我们文化馆从九一年到现在差额开支才百分之三十九啊。我不知道人家全额的开多少，反正我的工资是少的可怜。我说的是复合式地板，那复合式地板真好，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踩在上面。你知道东北原始森林里的榆树吧？小叶榆，只有小叶榆锯出来的花纹才是这个样子的。我结婚时王守富送我的那对箱子面就跟它的花纹一样，不过那上面有一个黑点，是树上长的死疖子弄的。这复合地板就没有，圆润自然完美无缺，这真是一个造假的年代。它一块接一块，一片连一片。整个地面瞬间就在褐色的木纹之中了。我就在这样的地板上看我的书写我的小说和辅导我的学生。有一天在我擦地板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的桌子下面有两块脚印大的淡黄色块，中间清晰，边缘模糊。它在裼色的地板上是那么呛眼。这是我双脚踩踏的地方啊。它竞磨漏了。**了淡淡的鹅黄。上班下班，起来坐下，就把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板磨成了这样？为这事，我特意察看了整个文化大楼里坐办公室的，包括那些挺大个官的，没有一个能坐出我这个标记的。

　　我在编织着一个个离奇古怪的故事。杀戮、情欲、**、阴谋诡计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我为我愚蠢透顶或高尚无边的故事感动着。当然，我写的并不十分好，能发表的小说很少，我还是愿意写，我喜欢指挥着千千万万个汉语字母，用纸和笔渲泻我的情绪，我在白纸黑字间畅游，无力自拔。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要疯了啊。

　　正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中专时的同学李湘来了。我们是亲同学，一个班的。高中时我们俩就很要好，毕业回来后我们俩又到了同一个县城。他几经奔波跳槽最后到了农业局。在农业局做专职书记工作。我五十，他五十一。去年县里搞一刀切，五十岁的副科级一律回家。李湘正在杠上。我记得当时李湘这样说的，狗操的五十一，早知道是这样，我在职的时候怎么也找个地方啊。李湘咬牙切齿，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切下来。县里的杠是截止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李湘正好是十二月三十生。差一天。差一天就下岗了。人啊，你再强，也是强不过命的。在职多好哇，天天有饭局，你不请他请，没有掉着地上的时候。现在可倒好，他只能找我了，再也没有谁拿他当盘菜了。

　　李湘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李湘看起来还很年轻，不像老朱，老朱也是我的亲同学，跟李湘同岁，他就不行，个头本来就不高，又驼背了，头发也像冬天里馒头山山顶上的茅草一根连着一根。倒像六十多岁的人。

　　李湘说，还看呀。

　　我也是瞎翻腾，眼睛在书上，心里却想着农业银行让我写得那个三句半小节目。农业银行这几年一有联欢会就找我，不是我写的太好，是他们用着顺手。我呢，也乐此不疲，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人家银行也有钱，哪一回也没有让我白干的。

　　上哪啊。我看着李湘。

　　找老朱。

　　3

　　我们坐在康妮鲜族冷面店的房间里等老朱。这个饭店挺雅观也挺肃静。李湘在位的时候是他们吃饭的点儿。总来就熟了。熟了就不见外。我们跟店老板和服务员说着一些不咸不淡的话。说着唠着老朱就来了。老朱更熟，荤的素的什么都说，把老板娘弄的很开心，傻嗬嗬地跟着我们一起笑。

　　离中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决定打麻将。今天我也算了一把手。以往，我看的时候多，我牌技不行，我不想把钱白白的送给他们。今天不同了，今天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原因就是农业银行的那个小节目三句半，这样的曲艺形式我写的很少，我怕给人家写砸了，他们这么信任我，我就不能糊弄。我要放松放松，缓解一下我心中的压力。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玩麻将。

　　我们这儿的麻将打斜了。一元的麻将能翻到一百多，再加上杠，挺吓人的。也不是把把这样，一局下来，有个一把半把就够人受的。我是没糊过这么大的，可我让人家糊过。我给人家点的炮。当我一脸哭相把钱点给人家的时候，跟我错了光儿一起输钱的同胞们不愿意了。他们就差嘴上没骂我了。这是在牌桌上，要是在平时的话他们都敢揍我。我屈不屈啊，输着钱，挨着损，赔着笑脸，还得装着跟孙子似的。

　　我算了，我打了这么多麻将还没有赢过的时候。我不会计算牌，不会察言观色，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我的心绪不对。人家玩牌都是心情愉快，一看到有牌局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我则是带着一肚子的心事，有时是小说里人物的性格不对，有时是工作的烦闷，还有的时候就是生活中的无奈了。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些急需我解决的问题坐到牌桌前的。有句俗语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我身子在牌桌上，心思却若即若离。所以啊，每次的输钱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饿了。吃饭吧？我说。

　　才几点啊就吃饭？李湘掏出手机看了看：还不到两点，再弄一会儿。

　　李湘永远都是一个好战分子。别人不提散局，他是绝对不会提的。

　　吃饭就吃饭吧。老朱这是赢了，不赢的话他也不会这么说。

　　老板娘无所谓了。她站起来，吩咐服务员弄菜。

　　于是，这一局下来，一天的好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弄了四个小菜：黄豆芽、尖椒干豆腐、黄瓜凉菜，外加一个木须鸡蛋。

　　三个同龄的中年人。一瓶当地的老白干。一堆时下的新话题。

　　酒是男人的胆，酒是男人的命。大城市我也没去过，我不知道大城市的男人还喝不喝酒，象这种辛辣醇香型的纯粮小烧酒是否上得了他们的桌面。可我们这儿是少不了的。山野村民还是以酒论英雄的多。我们这个小县城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农村，两山夹一沟，我们就在这个沟里，苞米年年不断，老酒天天都有。

　　李湘，你家不是买电脑了吗？宽带接上没？三天前，李树跟我说过一嘴。我才想起这个话茬。

　　接上了，这个话提让李湘兴奋了。他说，上网真好，那里面什么都有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老朱说，操，有美女吗？

　　你真是不懂啊老朱，哪天你上我那儿去，你想要多少都有。我帮你找个最满意的，一百多万网民你随便挑。可有一样儿，我给你弄成了的时候你再买小烧鸡可得带我一份儿。

　　老朱嘿嘿笑。

　　我也笑了。李树湘说完也止不住乐了。

　　老朱说，哪壶不开你提那壶。

　　你也是。就那么点破事儿也跟老婆说？老婆是啥呀，是醋坛子，老婆就对那种植事儿最敏感。我说。

　　不是我说的。老朱说，我倒血霉了。我＿＿

　　你啥你呀，李湘说，你就不承认她还能把你怎么的？

　　都是我惹的事。去年春天，我记得已经很暖和了。暖洋洋的太阳让我有一种不适的感觉，漫长的冬天无休无止。冷的吓人，可说暖和一下子就暖和了。那天我干什么了？肯定是百无聊赖，看书看不进去，写小说没有思路。天气又突然的这么好，每当这时我都要发疯的。我会去打麻将输钱，我会去逢场作乐。现在没有窑子馆，要是有的话我想我也会去的。想归想，可我能做的也只能是找他们几个。那天是不谋而和了，我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正找我呢。

　　我找他们是我无聊郁闷，他们找我的目的似乎还多了一层意思。这是我事后才体会到的。

　　第二章

　　4

　　那天是在李湘的朋友家里打麻将的。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玩上了。我一看那阵势，两男两女，挺好的一个局。李湘跟我介绍说，这是我朋友小阎子，又指了指另一个女的说，小阎子的朋友。你看老朱跟她多好。我知道李湘是在调侃。

　　我跟小阎子对视了一下，那种表情只有我们俩知道。

　　我便嘿嘿一笑。看来你们是请我吃饭了。

　　小阎子不到四十岁。她的朋友跟她差不多，一般个儿。老朱个儿就不高。跟老朱比的话，俩人儿倒是挺般配的。

　　刚打完一把。老朱说，张瑶，坐我这儿吧。

　　你呢，你要干啥？

　　老朱说，我们俩绑上。

　　老朱跑到小阎子的朋友边上坐下。说，你玩儿，我看。咱们俩赢他们。

　　小阎子的朋友光笑不说话，默默地打着她的牌。每当赢一把的时候，老朱一边收钱一边说，看看，又赢了不是？

　　小阎子坐在我的对家，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看的清清楚楚。她看我的时候我不回应，我看她的时候她也不接茬。我们在默契中打牌，彼此了然于心。

　　那天玩儿的挺热闹。老朱不失前言。请我们吃了饭。老朱这是遇上知己了。话也多，言外之意还有再玩儿下去的意思。李湘跟小阎子也赞成。

　　我说你们玩儿，我要回家了。

　　李湘不干，老朱也不干。非要让我陪他们一起玩儿。

　　那一夜我没回家。他们四个打对家，我就在一旁看着他们打。他们边打边说着一些不浑不素的玩笑话，我也跟着傻呵呵的笑。在我看着笑着的空档，我就吃他们买回来的香蕉、桔子和苹果。我想我已经吃了他们的饭，又吃着他们买回来的水果。我没有理由不跟着他们一起疯。我看看表，都已经下半夜二点了，他们还在没完没了。他们真的是玩儿疯了。我拿了一床被子，在她家的小炕上躺下，我困了。小炕烧的挺热乎。听着他们那些暧昧的言语，想着我老婆在家等我回家的样子。我真不敢想下去，我老婆肯定着急了，她一着急就睡不着觉。．．．．．

　　突然的寂静让一下子醒了过来。我睁开眼，感觉很不对劲。窗户外边有一些亮色了。屋里的东西却朦胧着，我一骨碌爬起来看见他们四个人时我才想起自己不是睡在家里。他们什么时候不玩儿的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睡的我也不知道。

　　有了这一次后，老朱就跟小阎子的朋友好上了。具体再怎么个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直到有一天，老朱的媳妇找到我和李湘，把我们俩臭骂了一顿我才明白，原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李湘说，我们几个是在一起来着，可我们也没让他干呀，谁知道她对人家就下死手了呢？

　　我在一旁直乐。

　　老朱媳妇说，他可真是不要脸了，跟那个女的俩个人买了一个小烧鸡，鬼鬼祟祟的就上馒头山了。他们以为谁都看不见啊！

　　我说，不可能。大白天的，谁能那么干呀，嫂子，你不是看花眼了吧？

　　老朱媳妇说，什么看花眼了，要是我看见就好了，是孩子她**看见的。肯定不会错了。你说老朱他还要不要脸呀！

　　李湘也说，没准儿看错了。

　　老朱媳妇说，我就知道你们会帮着他说话。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朱就是让你们带坏的。你们俩等着，我回去就跟他离婚。我让他买小烧鸡烂搞女人！

　　当然，离婚是件大事，不是说离就离的。吵过闹过也就过去了。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老朱足有半年没敢跟我们俩联系。

　　老朱端起酒杯，看看我，又看看李湘。说，再也别提小烧鸡的事了，我觉得很没面子的。我倒霉就是了，要是没有让她们发现的话，不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说，什么好事到你那里也完了。让我们俩也跟着你受连累。

　　李湘说，我再给你弄一个好的吧。小阎子的朋友哪儿好呀，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头。

　　老朱说，我怎么听着你就象是开妓院的老鸨啊。

　　5

　　锣鼓挠钹敲起来

　　我们四人走上台

　　说说农行的人和事

　　应该

　　呛呛嘁咚嘁咚呛。呛呛嘁咚嘁咚呛。我想象着四个人上场时打的锣鼓家什，开始给农业银行写三句半。

　　农业银行宣传科的科长在给我材料的时候说，张老师，你写词的时候，把我们行长也写进去，我们行长可不容易，带病坚持工作，有时候打着点滴还给员工们开会呢。科长又说，其它的工作业绩都在这材料上，你看着写就行了。

　　我得好好写写我们这位可爱的农业银行行长。用我最美好的词句，用我最幽默的语言，全县农业银行的职工四百多人，在这个欢庆的联欢会上，欢歌笑语一片连一片，你说是多么激动的时刻啊。那些行长的上级领导，那些行长的同僚，那些行长的员工，笑声歌声掌声，就能把整台晚会烘托起来。就能把整台晚会的主题-----《农业银行是我家》烘托起来。想想啊，领导们乐了，家属们乐了，孩子们还差啥呢。

　　写完没？王义武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伸长脖子看我稿纸上的字。

　　才写了三段儿啊。早着呢，起码得十到十二段儿才够用的。我先给他们排舞蹈吧。你慢慢写，赶趟的。

　　王义武是我们文化馆文艺辅导部的主任，跟我同龄。以前在县剧团了，人长得标准，典型的奶油小生，戏也演的好。是县剧团的顶梁柱。都说剧团不可靠，文化馆才是唯一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一九八六年调入了县文化馆。当时文化馆缺能人，全县的文艺尖子人才，凡是文化馆能用上的一律绿灯。我记得当时文化馆没有一个是吃闲饭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顶上去。那是文化馆的鼎盛时期，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物有物。都是全县乃至全市最好的。现在看来，这一切好象都是多余的了。吹拉弹唱你演绎的再好也不行，没人能拿你当根儿葱了。全民都在抓经济，一切向钱看，有你是五八，没你也四十。

　　今天我就写完了，我们边排边改，你说是不是得这样？

　　行。王义武说。你不用写的太好，胡弄胡弄就行了。只要给他们写，就对得起上边给我们的差额工资了。

　　王义武说胡弄，其实他才不胡弄。王义武不管给哪个单位辅导，都是一丝不苟。王义武常说，总得对得起这声老师吧。

　　不光是王义武这样，包括我在内，文化馆的其它老师都是这样，对待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的严肃的，不带半点的埋怨。

　　我们俩正说着话，馆长走过来。说，下午一点开全体馆员大会。有要事相商。

　　王义武说，是不是我们的工资有指望了？

　　馆长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扭头就走了。

　　我看看王义武，王义武看看我。

　　怕是有什么事。我说，以前馆长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管那些。王义武说，先把农行的这台晚会弄好再说。

　　6

　　也许是这次会议太重要了吧，连平时总愿意迟到的几位同志也早早地来到会议室。他们坐在那儿，窃窃私语。脸上一副困惑的表情。

　　下午一点，全馆职工大会准时召开。馆长面目表情复杂。说复杂，是因为你根本分不清他是严肃、悲愤还是无奈。

　　馆长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不是长工资的事。长工资跟我们无缘，我们差额工资要差到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好。

　　馆长说，我们现在的工资每个人才二百多元钱，家属又没工作的多。我们怎么办？总不能饿死吧。

　　馆长说，现在中央提出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县，我们文化馆的学识水平，工作素质，业务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上次，全市文化馆艺术考核。我们十八个人有十四个获一等奖，全市综合素质我们文化馆第一。我想我们是先进的，我们是全县的最好，我们应该是我们县的骄傲。可是－－

　　馆长手里拿着一支笔，转过来转过去。

　　馆长的声音突然小了许多。馆长说，可我们不是重要的，我们为县里挣不来钱。我们没有赚钱的能力啊。我们只会写写画画拉拉打打弹弹唱唱。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买我们的帐，全国的县级文化馆没有一家被砍掉的，要是有的话，第一家被砍的就是我们了。想想也是，把我们灭了也是很正常的事，光吃饭不干活。谁也受不了的哇。

　　馆长说得很伤感。他把我们的工作成绩总结了一遍，又把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做了分析。是啊，这么下去肯定是不行的。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三天五天能坚持，十天八天也可以，可时间长了二百来块钱要养活一家，是活不了命的。

　　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在文化馆工作快一辈子了，除了吹拉弹唱这些玩艺儿，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还会干什么。

　　馆长接着说，刚才，我把大家的名字又一个个写了一遍。每个都是好同志好馆员。我打心里佩服大家。可是，就目前这个现状是养活不了大家的。上面就给这么多钱，实在是没法子啊。如其说让大家在这儿坐以待毙。倒不如网开一面给一条生路。

　　呛呛来呛呛去没有好办法，上面的拨款就是这些了，文化馆又没有别的来钱道。

　　馆长说，我们放假吧。只有放假我们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添饱肚子，总不能让我们饿着肚子搞艺术吧。各位，艺术是什么东西，放下吧，添饱肚子才是我们第一重要的啊。这样吧，我们大家来抓阄儿。抓着上半年的就上半年上班，抓着下半年的就下半年上班。

　　看来，馆长是想了多少天才想出这个办法来的。也真难为我们馆长了。

　　馆长把事先做好的阄儿从一个信封里倒出来。阄儿是用大白纸做的，撒在桌子上白花花一片。

　　抓呗。王义武上去就抓了一个。

　　我也走过去站在了馆长的桌子前。那一堆阄儿白的有点耀眼，也好象有些份量，我似乎有点抓不住它们。我的手在这一堆阄儿上游走了半天才抓到一个。

　　我慢慢地把它打开，铺平。于是，上面的字就很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了：没有办法，下半年上班吧。

　　我把这张写着“没有办法，下半年上班吧”的小纸片递给馆长。馆长接过去，在花名册上做了记号。王义武他们也一个个走过来，喧闹一阵之后，事儿就这样成了。

　　我下半年，王义武也下半年。也就是说，在上半年里我们几个就等于失业了。

　　半年，一百八十天。在这一百八十天里，我能干点什么呢。总不能呆着吧。

　　回到我的办公室里，我摸出一颗烟点着。

　　王义武跟着走进来，王义武说，操，什么世道。这半年我们能干什么呢？

　　回家呆着呗。我说，也挺好，不用上班了。

　　说是这么说，我心里也挺犯愁。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学辅导工作，说不让上班就不让上班了。怎么维持家里的生活啊。

　　王义武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我知道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孩子在读书，生活正处在爬坡阶段。可想而知，他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递过一支烟，给他点着。

　　我说，别想了，我们回家总会有办法的就是了。哎，农业银行的这台节目怎么办？

　　王义武抬起头。王义武说，怎么也得给人家把活干完啊。

　　第三章

　　7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反复琢磨着。这话怎么跟老婆说呢，说下岗分流了？分流也分流不到我呀，这些年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我在馆里的工作业绩和业务能力不说是顶梁柱也差不多。分流是不是应该是那些起作用小的或者是那些业务能力差的？说抓阎儿抓的？抓着谁算谁？是不是有点滑稽啊。

　　还没琢磨出个头绪来，就已经到家了。

　　老婆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立马就把电话挂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我正在给你们单位挂电话呢，儿子放学没回来。

　　那是和同学玩儿去了呗。都念初二了，你还担心什么。

　　不是啊。每天儿子放学都是按时回家的，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去看看吧。

　　在我眼里，儿子是个好儿子。在学校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可在家里从来不多言不多语。是让人觉得挺省心的那种孩子。学习成绩中上等。又没有什么大毛病，我还能管他什么呢。

　　我去了沈牧家。沈牧平时跟我儿子最要好，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回。他一定能知道我儿子的。

　　沈牧的父母都在家，还没等我问，沈牧的父亲说话了：我正想去你家呢。沈牧跟你家小欣在一起吧？

　　我也正想问你们这事呢。你说这两孩子放学也不回家。

　　沈牧的父母一听说沈牧没在我们家，当时就急了；小牧没在你们家，小牧他没在你们家？沈牧的妈妈推了沈牧爸爸一下，说，快去找呀，还等啥？

　　我和沈牧的爸爸一起走出来。天已经黑了。大道上的路灯眨了眨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车也少了，人也少了，喧闹了一天的小县城寂静下来。我们俩个去了学校、去了附近的游艺厅，去了跟他们比较要好的同学家。没有。就是没他们俩的影子。

　　现在的孩子这是怎么了，胆子就是大。你对他说点什么，没有个三遍二遍他是记不住的。放学就回家，她妈天天说。回回说。我记的我小时候，，父亲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我都心跳半天，哪还有不听的理。

　　是啊。家家的孩子都是六七个、七八个，最少的也是三四个，要是个个都像现在这些小冤家似的，父母早就完了。

　　我和沈牧的爸爸走了一路说了一路。沈牧的爸爸比我还感慨。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找不到没办法，再着急也没用。我跟沈牧爸爸说，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回到家，见门锁着，知道老婆也出去找儿子了。老婆比我急。她是一会儿见不到儿子也不行，从早上睁开眼给儿子弄饭开始，一直到儿子晚上放学回来，整个人的心思都在儿子一个人身上。可儿子竞有了他自己的想法，儿子是一天天长大了。

　　我刚坐下，老婆就回来了。老婆一脸的焦灼，找到了吗？老婆问，你都去哪儿找了呀？

　　我说该去的地方我都去了，老师家，同学家，游戏厅，还有哪儿呀。沈牧也没在家。

　　是吗？老婆说，那是沈牧跟咱儿子一起走的。他们俩到底去哪儿了呀？这两个小东西啊。

　　这些天报纸上电视上老说有的孩子离家出走，这俩小子是不是离家出走了呀？我刚说完这话就后悔了。

　　果不其然，老婆一下子就坐在了我的身旁，搂着我的胳膊不松手：张瑶，张瑶，赶紧找哇。找你的同学来，去火车站看看，是不是儿子在火车站啊。

　　我打电话把李湘、老朱找来。

　　我老婆泪水涟涟，她是认定儿子离家出走了。

　　李湘说，孩子都大了，别总说他。这一茬孩子不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我老婆说，我们也没说他呀。张瑶不说我也不说，你说这孩子咋这样不省心呢？

　　老朱说，行了，这些话以后再说吧。先去找孩子要紧。

　　李湘找来一个小面包车，我们直接去了火车站。

　　火车站也象这个县城一样小的可怜。小县城的居民散居在这条沟里，长长的一条街，有十里路吧。火车站就在沟口上，过了火车站，就又是一个叫不上名来的山岗了。它蜿蜒起伏斜**来，把十里长街就此打了一个死结。俯瞰望去，活像一个蓄了水的拦河坝。只不过蓄的不是水而是一些参差不齐的房屋罢了。

　　火车站就建在这个坝基上。

　　人不多，剪票口处的门开着。栏杆前站着两个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见我们几个刚进来，怕我们耽误了上车，连忙喊：去沈阳的剪票了，去沈阳的剪票了。

　　老朱第一个冲了过去。老朱对剪票员说，我们几个找孩子。

　　还没等剪票员说话，老朱就跑进了站台。

　　我和李湘紧随其后。就怕火车一下子开了把我的孩子拉跑了。

　　在站台上，我们几个在人群里穿梭。从后跑到前，又从前跑到后。仔仔细细的检查着每一个角落。

　　没有。就是没有啊。

　　李湘说，走吧，我们再到别处找找。

　　老朱说，我们去沿河公园看看吧。没准儿在沿河公园呢。

　　我说，他上那儿去干什么呀？

　　老朱说，兴许跟哪个小姑娘谈恋爱呢。

　　我说，净扯。他才多大呀？

　　李湘说，没准儿啊。你看他这个不着调的爹吧，一天天净想着怎么勾引女人，买个小烧鸡。。。。。。

　　我知道，李湘是在说老朱。在说我们以前的那个典故。

　　老朱没有搭这个茬儿。老朱说，十五岁了，也懂事了，我们还是去看看的好。

　　再也没有地方可找了。这个小县城就这么大，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去看看就看看。

　　这是一条护城河。河两边栽了树，种了草。也挺像那么回事了。小城镇不象大都市那么繁华，那么热闹。下了班，你可以上街心花园走走，你可以上动物园植物园以及那些赏心悦目的景点走走。在这小城你往哪儿走哇，前面是山，后边就是河。都是特自然的那种。

　　我们几个沿着护城河走。车灯开着，可以看清楚前面一片。车走的很慢，护城河里缓缓的流水声清脆入耳，亘古不变。

　　我看得很仔细。我害怕看到儿子，又害怕看不到儿子。难道儿子真像老朱说的，长大了，懂事了，懂得谈恋爱了，懂得男人的事了？我天天跟儿子在一起，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啊。他天天就是吃饭、上学、读书、睡觉。前几天，老家的王守富来我这儿，他是让我去喝酒的。他说他的大儿子下个月要结婚了，让我去写礼单。他说老家就你出息了，你在那儿一坐要比他们体面得多。王守富现在不是生产队的小组长了。生产大队取消变成村接着实行责任制，小组长就不行了。跟生产队长一样变成了村民。王守富自己用推土机推了一个蛤蟆塘养起了蛤蟆。他说养蛤蟆还行，效果也不错，也挣着钱了。在我家饭桌上，王守富还说，你家孩子不错，像他这么大又这么规矩的孩子不多。我们家老大，就是小栓柱儿，张瑶你知道的呀，从小就作，一直到大也没让我消停啊。

　　我想儿子不会有问题吧。肯定不会出格的。我是这样想啊。可万一他就在前面，又领着一个女孩子，你说我该怎么办？

　　河坝上倒是有几对年轻的恋人。看来是我们的车灯晃了他们的眼睛，都低着头背对着我们。

　　一路走过，没有看到我的儿子。

　　老朱说，我们再转一圈看看。

　　小面包车就围着我们这个小县城转了起来。

　　我们一直转到半夜。这个小城让我们翻了个遍。

　　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说，我们回家吧。孩子肯定不在这儿了，找也找不到的，真是麻烦你们了。明天再说吧。

　　8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不管怎么说，先找儿子要紧。单位已经放假了，我跟失业差不多。至于农业银行的那台节目，晚个一天两天的问题不大。就是不给他们干，我想别人也是说不出什么来的。我自己都让蚊子叮了，我还有心给别人挠痒痒啊。

　　老婆一夜没睡，客厅里的灯为此也点了一宿。她是急疯了。天还没亮她就把我喊起来：张瑶，怎么办啊。

　　你别着急。我说，这不是着急的事啊。等天亮了我们再想办法。

　　老婆嘤嘤地哭了。死孩子，他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你别上火，没事的。孩子肯定没事的。他可能是烦闷了一时想不开才出去走走的。没准儿今个儿就回来了呢。

　　勉强吃了早饭。

　　老婆说，我们去找人算算吧。

　　算什么？

　　我想去算算。

　　没用的，你信那一套？

　　我心里不踏实。陪我去算算吧。人家都说挺准的。

　　人啊。都是在决定不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就把权力交给了上帝。

　　王义武来电话问给农业银行弄得那个三句半写完了没有。我说还没呢，今天没有空，明天吧。

　　我不想把我儿子出走的事让单位的人知道，一样一的人，人家都挺好，小日子过的也滋润，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呢。子不教父之过，儿子都离家出走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只能让人家拿你当话柄：看啊，张瑶的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不想这样。我是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种人。半辈子了，让人家指指点点的事我还没做过。我宁可让身子受苦，也决不让脸受热。念中专的时候，学校评助学金，按当时的家庭情况，我应该是三等的。三等十一块五。十一块五，那在当时是多大的一笔数字啊。最起码一个月的零花钱解决了。我拿着“助学金审批表”思忖了半天，最后添了二等。二等八块。虽然跟三等差了不少，但在大多数二等助学金的学员中我是其中的的一员。我随了大流。我没有让我的同学们用那种惜贫怜老的眼神看我。我受不了。

　　我陪着老婆走出家门。

　　太阳暖暖的。没有风。树叶也绿了。明媚的春天就在这无法言说的烦闷中来临了。

　　这真是一个出走的好季节。儿子，你不会冻着、饿着吧。爸爸下岗了，为了你能念好书，你可知道还有多少艰辛需要我跟你妈妈去承受啊。

　　老婆今天走的特快，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淑女形象。

　　老婆说，我们就去城东张姐家吧。

　　我知道老婆曾经去过。老婆是陪着我们一个邻居去的。邻居把她家养的那只狗弄丢了。找了一天没找到，总觉得可惜了，就让我老婆陪着去给小狗算了一卦。那个算卦的也姓张，邻居管她叫张姐，我老婆也跟着一起叫张姐了。那一卦让我老婆开了眼界。以前我老婆不信，打那以后，我老婆信了。我记得那天老婆回来的很晚。脸上洋溢着无法抹去的笑。原来老婆跟邻居一起按照张姐说的去找小狗了。张姐说丢不了的。你们要往西南走，她们俩就往西南走，西南是馒头山，她们俩就走到了馒头山。山坡下有一条小河沟，小狗就躺在那儿睡觉呢。旁边还有一只死了的小野兔。小野兔的两条后腿已没有，肯定是让小狗吃掉了。看见她们俩，小狗伸了个懒腰儿摇着尾巴就跑了过来。老婆说，真是神了，她怎么就知道小狗就在那儿呢？

　　城东是一个生活小区。没有楼，一栋，一栋，全是清一色的红砖青瓦房。这些房子大多都是毛**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盖的。老婆的张姐就住在这里。

　　走到一个院门前，老婆说，就是这家。

　　刚好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急匆匆走出来，穿带挺整齐，像个公家的干部。经过我们身边时瞟了一下。那意思是：你们去吧，哥们儿走了。

　　很一般的家庭。屋里也没有象样的的摆设，一对箱子一个柜儿。人家都换组合柜了，可她家还是老样子，还是七八十年代结婚时的那一套。靠北墙根儿有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了一个香炉，插了三柱香。香烟缭绕，弥漫了一屋子。没有供像，我不知道是狐仙还是蛇仙？

　　你们坐吧。张姐说。

　　我们坐在炕沿儿上。

　　看样子，张姐要比我们老一些。长得也没有什么特点，也是很普通很普通的那种。我想她是不是应该有点儿特点的好，这么普通怎么成的大仙儿啊？具然这么有名。

　　张姐。老婆说，我以前来过的。我跟我的一个邻居来的，她家的小狗丢了，是你给找着的。老婆又一指我，这是我老公。

　　噢。记不住哇。这一天人来的太多，我是说完就忘的。这不，刚才来的那个是县政府的一个科长，他媳妇跟人家跑了，他拿出照片给我看，是挺漂亮的一个小媳妇，可惜人家不跟他。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啊。

　　是啊。老婆说，过日子不容易。

　　老婆又说，张姐，我也想求你个事儿。

　　哦。张姐看着我老婆，没有一丁点儿惊讶的意思。

　　我想她是不会惊讶的。这样的话她听的多了，要是没有事儿的话，谁上她这个破地方来呀。

　　张姐脸上微微笑了一下。是冷冷的笑，职业的笑。你感觉不出和乡亲四邻说话的那种同情和怜悯。

　　张姐说，你们点柱香吧。香就在箱子上。

　　9

　　我们俩同时往箱子上面看。

　　箱子上挺干净。靠山墙的那一边摆放着一些搽手油、雪花膏之类的小东西，还有一面小镜子。看样子是早上洗脸梳头刷牙的一切用具吧。靠外边的这一边就什么也没有了，几乎整个箱子面都被擦拭的油光锃亮。因此，箱子上面的那些临时放上去的东西就更加显眼了。

　　一包散开的香。

　　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

　　这香是县政府那个小科长刚刚点燃的那包香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钱也应该是县政府那个小科长留下的钱。

　　我老婆回头看看我。她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了。

　　上香求佛，那是规矩。那么，上香求仙，也是正该吧。

　　我走到箱子跟前。我没有立即去拿那香。人家都给五十了，我不能一毛不拔啊。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时候。我的差额工资是二百五十五块五。老婆没工作，儿子又读书。这点可怜的薪水真是够不着天儿啊。

　　我摸着我的衣兜儿，我衣兜儿里还有四十块钱。我把它拿出来，一查，竟是三十八块五。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早上买了一盒烟。

　　三十八块五啊。这让我为难了半天。自然，这个零头是不能给人家的，三十八？给她三十八？想想还不妥，起码也得凑成十块啊。那就三十了。只有三十了，多少就这些。

　　我把三十块钱放到桌子上，拿起了三柱香。

　　我老婆过来把香点着。

　　给我。我老婆说。

　　我把冒着青烟的香递到我老婆手里，看着她无比虔诚地**香炉中。

　　张姐面对香炉双手合十，做了个揖，口中念念有词。她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感觉她说的不是佛法，不是经道。偶尔出现狐仙的词语，我听不懂。

　　说吧。张姐嘟哝了一气又回到炕上，你家谁有事呀？

　　我老婆就把儿子放学离家出走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啥时候走的呀？

　　早上上学就走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孩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

　　上完下午课，放学就走了。

　　那是什么时候呀？

　　三点多吧。

　　张姐开始掐自己的手指头。从中指到食指，再到无名指，一节一节掐下去，当她掐到小拇指的时候停下了。

　　没事儿。张姐说，没事儿，孩子没事儿，今天不回来明天就回来了。

　　我老婆一扫愁容，立马春风满面，对着我说，我说孩子没事嘛。

　　昨天一个晚上老婆都在哭鼻子抹眼泪，她啥时候说过没事了？

　　看着老婆高兴的样子，我心里也敞亮了不少，尽管孩子还没回来，可张姐的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感觉到儿子已经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张姐说，你们回家等着吧，孩子不会有事的。

　　上帝啊。

　　第四章

　　10

　　我们文化局的大楼是一九八七年建造的。那个时候，县财政给的钱也不多，仅仅是人头费办公费什么的。要想改变办公条件就得向上面要钱。市里、省里、以至于中央，谁有能耐谁使唤，各局的领导各显神通，都相继盖起了自己的办公楼。我们文化局也不例外。我记得当时的局长姓候。候局长厉害，我说的厉害不是候局长对他的臣民厉害，相反，候局长对他的下属相当和蔼。大家私下里管他叫“面兜儿”，“面兜儿”局长。就是说候局长没有脾气，没有架子，好接触的意思，可候局长就厉害在要钱上，具体要了多少钱我们下面的职工谁也不知道，我们不管钱也不管物。那些盖起来的大楼我们总看的见吧。人家别的局顶多盖一个办公楼，我们文化局盖了四个。当时为了闹清楚到底是三个还是四个，我和王义武还吵吵了半天。我说三个，王义武就说四个。孙馆长过来把我们俩损够呛：看把你们俩闲的，三个怎么了，四个怎么了，你们俩还能捞着一个咋的！孙馆长去年死了，三个四个对于他是没有关系了。

　　那一年是我们文化事业最光辉的一年。打那以后，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到一九九三年县里部份事业单位实行差额拨款，文化馆的事业经费一下子剥减了百分之六十一，从那以后，这才彻底玩儿完了。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文化馆是国家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既没有收费项目，又不是执法单位，怎么就给差额了呢？

　　我们这才想起当时候局长盖的那四个大楼来。你不是能要钱吗，你要就是了。县里经常讲要搞开发搞开发，你盖的楼越多，县里不越有面子吗，有能耐你把这小县城开发成北京啊？

　　我不想说这个了。领导们的事就让领导们琢磨去吧。我们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呀。

　　王义武不干了。王义武说，不是我们瞎操心，我们是直接受害者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我不明白王义武说的是啥意思，我也不想明白，明白了又能怎么样？

　　我们的文化大楼可真漂亮。五层。比县衙县政府还多一个楼层。假如说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那只能是富丽堂皇了。你要感兴趣的话，就到我的办公桌前坐一坐。县政府我常去，有时去宣传部，有时去纪委，公事私事都有。当时李湘就在纪委，李湘说，以后你少上我们纪委来。这也是你来的地方？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李湘在纪委检察室当主任，正科级。我一去就坐在他的椅子上，我说，啥老破椅子呀，还县政府呢，都没有我的椅子好。李湘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到我的办公室闲聊，李湘不止一次的说，踏在你们文化大楼的地板上，感觉好着呢。

　　前天，市群众艺术馆还召开了一个论文研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农村文化的发展方向。各县区的文化馆长和群文部主任都参加了。我和孙馆长去的晚，每次我们都去的晚，市里开会，我们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不住宿，有时候怕赶不上火车了，晚饭就不吃了随便买个面包就在火车上解决了。一个单位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日子过穷了，兜儿里没有钱，做人就矮了几分。会上，我把我撰写的论文《转型时期的农村文化初探》宣读了一遍，同行们都认为不错，观点正确，立意新颖，是一篇难得的好论文。他们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真让我感动不已。我也是全国文化事业编制中的一名干部，在群文部主任这个位置上我并不比别人做的差。

　　说句心里话，我还没从这个氛围中解脱出来呢。

　　这么好的一个办公楼，这么令人羡慕的一个好职业，我就抓了一个阉儿，转眼之间就得离开了。

　　尽管它是暂时的。

　　没有办法。要活着，就得吃饭，就得需要钱啊。

　　不管怎样，我得先把农业银行的这台小节目完成了。把它弄完，我才能够安心地离开。

　　快到中午的时候，王义武来了。王义武说，舞蹈排完了。就等着排这个三句半了。

　　说是放假，王义武这两天也没闲着。农业银行的这台节目是他主抓的，从编排到辅导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是新手，都没上台演过节目，天天跟钱打交道这些先生小姐们身子比棍子还硬，一个比一个笨。

　　我说，差不多了。

　　我把写完的草稿拿给王义武看。

　　王义武先查了一下段落，我知道他是先算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它演下来。这种类型的小段子，不能短也不能长，短了不过瘾，长了招人烦。顶多六分钟。六分钟就够长的了。

　　行。王义武大致翻了一遍，不错。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就让他们先背着词儿吧。我说，哪儿不顺口我们随时再改。

　　王义武说，下午就排练，你下午也过去吧。

　　好的。我说。

　　11

　　中午，王义武没回家，我也没回家。我们上饭店要了两个小咸菜，两碗冷面。

　　王义武说，放了假你想干点什么？

　　我说，还没想呢。

　　王义武说，半年啊，时间也不短呢。

　　我说，可不是咋的。我们能干什么呢？

　　王义武说，做买卖吧。

　　我说，我不会呀，我这一辈子还没做过买卖呢。

　　王义武说，我们总不能呆着啥也不干吧。

　　我说，看看再说吧。

　　王义武也在为这半年能干点什么而犯愁。

　　我呢，我比他的愁事要多的多。他老婆好赖不济还有个工作，我老婆的单位刚刚停产在家呆着呢。还有我儿子，今天都两天了，老婆在家还不知道急成啥样子呢。

　　吃完饭，我们俩就去了农业银行。

　　在农业银行的会议室里，那些抽调上来参加演出的员工早就来了。见我们俩进来，都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老师。

　　王义武说，来齐了吧？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走过来，看样子像个基层干部，她说，王老师，小梁下午有事了，其它都到齐了。

　　王义武说，你们这里边谁演过三句半呀？

　　没有人吱声。

　　王义武又问：你们谁想演三句半呀？

　　她们都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脚面子。

　　我一看她们的表情就知道，她们没有演过的。上过舞台的和没上过舞台的就是不一样。

　　这时，那个中年妇女说话了，她说，王老师，她们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你就点名吧，看中谁点谁就是。

　　王义武说，你，你，你，你们几个。

　　被点了名的四个小姑娘站了出来，她们几个高矮差不多，长的也好，身材很均称。

　　有时候我就想啊，现在的生活条件真是好了。走在大街上，你看到的小姑娘小男孩个个都长的那么水灵，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精神。你再看看我们这一茬人，球球蛋蛋没有一个养眼的，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养育的我们。那个时候，我哥我姐三分钱的冰棍儿都没吃过一根儿。可见生活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个比啊。

　　四个小姑娘拿着稿子对台词去了。剩下的这些跟着王义武练舞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她们一个个都练的很认真，很投入，把我也带进了那个氛围中。

　　练过一遍，又休息了一会儿。王义武说，我再示范一遍，大家跟我来。

　　我愿意看王义武的舞蹈，无论是在剧场演出，还是在基层辅导，他都能给我一种震撼的力量。我看过无数次的演出，小到乡镇业余文艺宣传队，大到专业艺术团体，也兴奋过也激动过，可就是缺少这种荡气回肠、深入骨髓的振颤。我不懂舞蹈语言，甚至对舞蹈艺术也一窍不通。可王义武演绎的舞蹈时常让我热泪盈眶。那无奈的、心碎的、悲悯的、难以解脱的社会最底层人的心里让他表现的淋漓尽致。我读懂了。

　　其实，王义武是不应该在这个小县城的。当初在剧团演戏的时候，曾获过省里的戏曲大奖。市里要他，省里也要他，都因为家庭的事情没有去成。这都怨他的媳妇儿，他媳妇儿死活不让。王义武不止一次的问过为什么，他媳妇儿始终不吐口，就是一句话：不为什么。

　　人都是个命。再强也强不过命的。有句俗语说的好；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王义武屈啊。

　　对台词的姑娘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纸走过来。看来她们又都重抄了一遍。

　　一个姑娘说，张老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哪一段儿呀。我说。

　　就是这段。姑娘一边指给我看一边念道：

　　银行有了好领导

　　去年就比往年好

　　今年肯定超去年

　　没跑儿

　　我说，怎么了，哪儿不合适吗？

　　姑娘说，“没跑儿”，我总觉得别扭。

　　是嘛。我说，那我们就再改改，换个词吧。

　　那个像基层干部似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说，“没跑儿”，就是肯定的意思，怎么能别扭呢。我看挺好的，我们常常不都这么说嘛。

　　她这么一说，几个姑娘也不再坚持了。

　　还有哪儿觉得别扭，我们随时都可以改的。我说。

　　姑娘们都摇了摇头。

　　王义武见我们几个在争论什么，也走过来：你们几个的台词背的怎么样了，来，走一遍。

　　。。。。。。

　　天，很快就黑了。

　　12

　　儿子回来了。出去转了两天的儿子回来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儿子就跟没事儿人似的又在写他的作业，可他的妈妈却在厨房里默默地流泪。

　　你哭什么，儿子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老婆无语，泪珠在睫毛上一抖，滚落了下来。

　　儿子跟沈牧两个人背着书包在沈阳很潇洒地转游了一天。本来他们是准备去北京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据儿子讲，他们这次“出去”完全是为了好玩儿。他跟沈牧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告诉家长。没告诉“你们这些大人”就是怕你们担心。

　　儿子说，沈阳人太多，太挤了。照这样下去，北京的人不是更多吗。没意思。

　　儿子说，“出去”吃的也不好，光是面包，我妈做的饭比沈阳的强多了。

　　儿子说，沈牧拿他爸爸的一百块钱在沈阳弄丢了。

　　种种原因，让儿子终于打道回府，再没有继续北上的信心了。

　　儿子的胆子可够大的。真应了一句话：无知者无畏。

　　孩子毕竟是孩子，你能说什么呢。回来了就是好的。没惹祸，没走失，真是应该庆幸的。

　　我把儿子回来的消息告诉了老朱、李湘以及我的亲戚朋友们，让他们别再替我担心。

　　就这样，儿子把他离家出走的事轻描淡写地跟我们说了一遍。儿子说了，他完全是处于好心怕我们担心才不告诉我们的。儿子要长大了，知道替“大人”着想了。尽管他的这些想法还很幼稚，很不成熟。

　　今天的饭吃的特别晚。我老婆做了四个小菜，都是儿子愿意吃的。饭间，我老婆吃的很少，她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儿子，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说，儿子，再也不要可哪儿跑了，看把你妈吓的。

　　嗯。

　　你要出去玩儿也可以，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们你去哪儿呀。

　　嗯。

　　从小到大，你妈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容易嘛。你还这么伤她的心。再也不许那么做了。

　　嗯。我再也不走了就是了。

　　六年级的时候，儿子写过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记一件小事》。那篇作文我记得特清楚。儿子叙述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在作文中写道；妈妈，今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要给您一个惊喜。

　　接下来，儿子就把他自己今天早晨怎么起的早，怎么蹑手蹑脚的来到厨房，掏米，做饭。在放多少水的时候，又怎么犹豫了半天，他想问问爸爸妈妈怎么办，在轻轻地推开了房间的门的时候，看见爸妈睡的正香，心里想着为了自己能好好地读书爸妈辛苦操劳。还是不问了吧。于是，自己又回到厨房，学着妈妈的样子，倒上了水，又插上了电源插头。看着红红的指示灯亮了起来，很欣慰。又搬了一个凳子坐下来。一边看着煮饭，一边想自己要好好学习。

　　那一次，我们全家喝了三天的粥。等我们发现饭锅里米多了水更多了的时候，一锅说是干饭不是干饭说是稀饭不是稀饭的粘乎乎的东西已经出炉了。

　　我们喝了三天。我们都为这三天高兴着。

　　那篇作文后来老师做没做范文，课堂上读没读我不知道，就那惟妙惟肖的描述和那童心的展示，让我好一阵子感动。我感觉儿子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长大的。从那一天开始懂事的。

　　越大越完蛋啊。他是哪儿来的这些鬼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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