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下到柳市有多远？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我不知道。塘下的亲戚告诉了我这样一条路线：从凤土桥坐19路公交车到温州火车站，转坐51路到望江路安澜亭码头，过渡船到永嘉县瓯北，再从瓯北坐客车就到柳市了。我感谢他们的照顾，与他们挥手告别。我记下了路线，生怕搭错了车。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据说过于谨慎的人成就不了大事，这一观点我是相信的。公交车走走停停，形形色色的乘客上上下下，打扮入时的小姐们总是嗲声嗲气地埋怨，几位白衬衣扎领带皮鞋澄亮的小伙子，神情慌张，不停地看时间。我身边早早谢顶的肥胖男人却不顾一切地吸烟，车盖上醒目地张贴着“禁止吸烟”图标，空气变得很难闻，可是没有人去制止他，只是在心中微怒，我也无动于衷，任他在众目之下吞云吐雾。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度，当某件事侵犯公众利益时，可以忍则忍下去，任其放纵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会愤怒暴起。我咳了一声，不再理会这个男人，将目光投向窗外。温州叫鹿城，先前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说这里刚建城的时候，有一只神鹿，口衔花朵，越街而过，顿时花香满城。人们为了纪念这一美好兆运，便叫鹿城。在街上，我没有看见什么鹿。但美好兆运却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改革开放使温州人腰包鼓起来。市区的楼房一座比一座高，几乎顶住蓝天，宽阔的街道上塞满宝马、奔驰、奥迪等名车，我才意识到温州是名副其实的富。

　　到了瓯北，坐上了开往柳市的车，感觉路很长。我不由想起广东打工的经历。那是去年3月1日，下岗没多久。和两个伙伴南下广州，在广州四处奔波，没有找到什么工作。山穷水尽之时，联系上一个在东莞厚街鞋厂打工，儿时曾经在一起掏蛋过的伙伴。他知道我的难处，二话没说，让我到厚街去，会尽力帮助我。我便从广州车站坐高速火车往东莞常平，下车时，已是晚上8点。口袋里仅剩10元钱了，我还得在常平住上一晚，晚餐、早餐、打电话不说，仅是到厚街的车费就要8元钱，心里非常焦虑，幻想在地上捡到巨款，巨款没有捡几张大团结也好，这也不可能。几枚硬币呢，还是不可能。这样的想法随即被打消，如果钱这么容易让人捡到，那么天底下就没乞丐了。我觉得人走到绝境时会产生许许多多美好的幻想，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我也想到那只香喷喷的烧鹅……当晚，我遇上了好心人，走在街巷里看见一个小饭馆，听那老板的口音是赣州的，我走进去用江西话问老板：能不能让我喝碗水，那位大哥说可以，喝吧。很爽快。他知道我一定有困难，叫我坐下，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于是，他免费让我吃了一顿晚餐，还掏了5元钱让我住进了一个小旅店，感动得让我以为他就是普渡众生的神。第二天顺利到达厚街，见到儿时的伙伴，心里才宽松下来，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是神的宠儿。那一次奔波了48天，才有一个小厂让我留下来打杂，我在那呆了72天，7月1日回到老家，第一次打工以失败告终了。这次选择了温州，在出门之前我给自己做好了思想工作。想到第一次吃尽了苦头。我记起孟子说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上天要考核成就大业的条件我都达标了，但我没有奢求干大事，认为我该像别的男人一样，娶妻生子，照顾好家庭，能给一家人穿暖吃饱，空闲的时候一家人围着茶几喝茶，看电视，和妻子讨论儿子未来，和朋友嘲笑古时候那个被蛇咬而怕井绳的人……

　　客车过了乌牛镇，进入了乐清市北白象，柳市镇应该不远了。广告牌多了起来，大型的、小型的、街道上的、店面上的、房顶上的、山腰上的，只要能做广告的地方都做了。这年头，什么都要广告来虚张声势，恨不得长出来的每片树叶都绘上自己的广告。从广告上得知这里有很多生产电器厂家，什么继电器、断路器、电缆等等。我是外行，自然不懂，不知道这些究竟与我的生活有多少关系。只是一些问题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比如：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广告？为什么街道这么多？哪么来这么多人？哪儿来这么多车辆？很想找几个人问问，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喜欢自个儿消化问题，有些问题问出答案反而不妥当，留在心里慢慢地想。

　　后来柳市亲戚告诉我，其实塘下有直达柳市的客车，你这样走，虽然少花了2.5元的车费，但在路上多花了3小时。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可笑，但心里还是很感激塘下的亲戚.没钱的时候，一分钱也很宝贵，能省则省。并且这样走让我近距离地观察了温州市区。我发现了温州与别的城市的不同，温州人走路比其他城市的人匆忙。

　　柳市的几位亲戚，出来打工几年了，平时很少联系，情况也不甚了解。后来才知道他们混得不错，有个做了成套公司的经理，有一个是正泰集团的板金工程师，还有一个是品质科长。他们都像在老家那样招待我，热情大方，生活不需要我操心，他们吃香，我吃香；他们喝辣，我喝辣。

　　我住的地方叫三里，与外甥女婿住在一起，是一幢七层楼，我们住在最高层，虽然暑夏，但住得高，风大，并不觉得炎热，真正体会到越往高处就越严寒的道理。倚窗而望，柳市像一盘正在对势激烈的棋。三里村，距离闹区并不远，柳翁路、安居小区、柳青路、柳黄路都没有建成。还好，这里还算整洁,没有塘下那样**和脏乱。

　　身份证寄到了。晚上，一个人荡在街头，来到电话亭给妻子打个电话。时间是九点钟，这个时间话费优惠。我说：身份证收到了，我已经到了柳市。她说收到就好，问那儿好不好。我说还好，和外甥女婿住在三里。妻子顿时在那头失声哭了起来。我慌了，问怎么回事。她呜咽着说：你在家都没住过山里，到温州怎么跑到山里去住呢？我笑了起来说：是三里，三里是在市区，不是大山里呢。妻子才破涕为笑。我们家乡方言“三”和“山”是同音。所以妻子误解了。女人是比较脆弱，一遇上事情就慌张。我怕听到哭声，一听到哭声我也慌起来。

　　我是闲不住的，刚过了一天，便急于要找工作。怎么找呢？我的打工经验是十分有限的，除了教书和堆砌些文字以外，我不知道我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可能只有继续去做挑砖之类的活儿了。挑砖要力气，我的力气是不够格的。那么教书如何？而我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我的学历、执教水平及教学经验方面的情况。至于写作，捧为“珍宝”的诗词学会会员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诗集《小荷集》我都没有带来。仅是一张身份证，证明我是本国公民。对于我的能耐，有几斤几两我是清楚的，当前的希望是能有个地方收留我，获取相应酬劳，呆下去才是唯一的真理。实在不行，就去干挑砖之类的活儿。

　　柳市在我眼里是很陌生的，像深宫闺女，很难猜测和了解。

　　把想法告诉亲戚们，他们强烈反对，认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应该找个相应而体面一点的工作。也许亲戚们来的时间长，对柳市了解，懂得生存之道，当然有信心，我到底还是有点像那位古代被蛇咬的仁兄。还记得去广东时带上那些捧为“珍宝”的会员证件、作品集子。同伴说这些东西能证明你是个文人，到大城市做个小报编辑记者之类不成问题，那时我真的信心百倍，自己也标榜为文人，眼光也上升了一个台阶。后来我才明白，在大城市，像我这样的文人，随便往大街上扔个臭鸡蛋，砸中十个会有九个是文人，而另一个也可能就是文人的父亲或者是文人的儿子。亲戚们忙着为我打探用工信息，不想我去找那种吃苦的力气活，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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