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开始上大学了
1951年8月18日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幸福之日。早饭后我接到营部通知说：“卫生处来电话叫你和韩增寿二人去上大学，今天去卫生处报到”我们俩高兴极了，把此事告诉了张医助，并立刻打背包，随即出发。我们中午到了天津，我自认为我知道卫生处在哪里结果朴了个空。在我去团里以前，我们休养所是和卫生处在一起的。而现在都已经搬家了，卫生处到河北去了，离这里大约有二十多里路。那时还没有公交车，我们背着背包，也没顾得吃中午饭，大踏步的来个急行军，到卫生处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报完到吃完饭，我们到一个楼里去休息，等待。驻地离这里近的上大学同志比我们先到了，其中就有和我一起在休养所工作过的并且住在一个屋里的刘庭阁同志。他说他这是第二次入学了，第一次是今年三月份，他考试时没有通过。这时我才想起今年二月主任问我能不能坚持学习的事，是想叫我上大学。
1951年春天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批准各大军区要建立一个军医大学，第一个建立的是东北军区，叫第一军医大学，在长春，她的基础部当时在天津马场道。第二个建立的是华北军区，叫第六军医学院，在天津海光寺。我们部队共有十四个人，入学第六军医学院。在这里等待十多天，原因是我们单位要把我们作为代培生，毕业后直接回原单位，不要统一分配。可能是要经过一些批、办手续，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于9月3号正式入学了，坐在一个班的后边当旁听生。后来发现警备区也办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培训班，我们便合并一起上文化课了。不久接上级指示：我们被收编了，都必须编成第六军医学院正式学员。
(二)我们是第十六期学员
我们被编成第十六期，我们期共四十多人文化程度不齐，需要补习文化课，所以是基础班。从语文算术学起，有的人没有念过多少书，老师讲的课听不懂。像我们这样程度不齐的，比我们稍晚一些日子入学的还有一个期是第十七期。完成上大学的任务，不是一个人的事，我们是个集体，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们必须集体完成，不能掉队一个人。我们期有四个班，每个班有十几个人，我们班有十二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四个人。我们组四个人我是组长，有两个人文化程度低的，其中一名是长征老同志名叫王亚平，另一名叫万月泰，进了太原中学他们在中五班，毕业否不明。这三个同志不是从我们部队和我们一起入学的。编组是根据学习需要，经过考试为了互相帮助编成的。
我们这些学员学习都很努力，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进步很快，成绩显著。学校开展一次评功运动，我们组四个人都达到四分以上，而我在这一年里没有得过四分，全部是五分，叫红五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我们班还有一个组，组长叫戈树琪，他们组四个人全部在四分以上，戈树琪不是红五分被评为三等功，我被评为二等功。在上报材料时，支部书记李xx找我谈话，交上报材料，我没有同意。我承认我在帮助三个组员中我尽力了，在我个人学习方面我没有遇到困难，因为这些功课我都学习过，我认为不需要给我请功。她同意了我的意见，没有上报我。只给戈树琪请了三等功。
事后有的人说我傻，说我太傻了。我不这样认为，我需要的是学习，不是别的。领导上能给我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就很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关怀、信任了。我就很满足了。
（三）我们上速成中学了
1952年冬天领导上为了普遍提高全军文化程度，又成立了华北军区第二速成中学，地点在太原，有一千多人入学。我们有几个期也到了这里，我们毕业后再回第六军医学院。当时向我们这样程度不同的人，毕业后学医的，一次共入学了二百六、七十人，按照考试程度编班，共编成五个班。我们是一大队中一斑，班长叫雷德贤，副班长叫李存海。我们班文化程度最好，根据程度确定授课内容，和毕业时间，我们班确定一年半毕业。每个人学习都很努力，成绩都很好。我们学习的课程有：政、军、语文、数学、物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三角、几何……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上等，没有感到有压力，还有时间看一些课外书。我们每个学员都发了借书证，我到图书馆一看，啊！这里书有这么多呀！我以前除了在书店没有见过这么书，而且可以凭借书证借，我可以看个够了。所以在这个期间我读了许多名著包括中国的和苏联的。很快，一年多过去了，一切顺利、平安，我们如期的毕了业，1954年春我们如期的回到了天津。
（四）我们上大学赶上运动了
我们回到了天津，这时华北军区第六军医学院不久就改为第十三军医学校了。（据说）原因是七个大军区都有了一个大学，军委把协和编成军事医学科学院了，负责华北的军医培养，我们是他的附属学校了。我们这次编的班是第十七期，很顺利的开始了医学课的学习。给我们讲课的有一些老师就是协和的，如教细菌的谢少文老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到1955年出现了反胡风运动，开始是反对小集团，后来变成了肃反运动。运动开始时学习报纸、文件深刻领会精神，进一步对照自己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再进一步上纲。开始主要是反对胡风集团问题，联系自己是否有小集团问题，提高认识给自己上纲，到一定程度，在成立小组的“帮助”下，就成了反革命了这就是后来变成的肃反。我们班有两个人是和我一个单位的和我一起入学的同学，在数千人的大会上批斗了，一个叫鲍霭祥，一个叫张志勇。另有两个人已经开始“帮助”了，一个叫张中温，一个叫马振平。他俩是1951年高中毕业参干的，在该校当文化教员，现在不须要文化教员，便把他们编入各期学医了。以上提到的四个人都是十六、七岁参军的，都还没有入党。这个肃反运动并没有停课开展，而是在政治课时间和星期六、日开展，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了，还在不断的深入……
有一天一位大队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看了你的档案情况都很好，你家里是很需要人的，如果叫你转业到地方工作，你的意见如何……你们毕业后（57年）上前线，（我们已经知道要打仗了，打金门是延至58年开始的）”我说：“我原意上前线……”他说：“我这是替你着想，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一定要好好想想，没有把话说透……明天我听你的回话。”我想了一宿也没想明白，难道下一步运动轮到我了？或者是上级关心照顾我？，不会吧？还没有人“帮助”我尼！而且还叫我“帮助”别人尼！。忽然，我想起一件事来，是否与此事有关系？惊得我一身冷汗。
两个月以前我碰上一件事。我们期里有一个小库房，让大家把多余的平时又用不着的东西放在里边。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去里边拿东西，我看门没锁着，往里一推“啪嚓”一声，门开了。原来门是从里边插着的，是门没插好？还是我用力过猛把门鼻给推坏了？我没来的急察看，我就退了出来，因为我看到了有两个人抱在一起了。我出来以后就当作什么都没看见也没有太多的想它。可是他找我来了，对我说：“Lxx刚才她病了我正在和她谈话……，你没和别人说吧？”我说：“没有，我说这个干啥？”他又说：“你甭跟别人说，免得引起误会。”我：“嗯！嗯！”答应了他。其实我真没跟别人说，我从来不管别人的事。可能是因为我出来工作的太早，年岁太小，我的工作包括说话都是有人帮我安排好了的，如果没有人给我安排，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办，所以我养成了领导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习惯，没有管别人事的习惯。他可能是太紧张了，引起了高血压，住院冬眠疗法三周，我想可能和此事有关，因为他老问我：和别人说过没有？说明他太紧张了。
他是我们期的支部书记，年三十三岁，山西人，38年入伍，是个营级干部。他比我们入学晚几天，我们在太原时就是一个班的同学。他的老婆到过学校住过一些日子，年岁看起来比他大，是个小脚女人，在旧社会结的婚，现在并没有离婚。他的紧张是否与此事有关？是否怕我把看见的事说出去？把我**去叫我根本没有机会说此事了？他是否在一定的会议上流漏出来要把我列入在百分……？在运动中在我们期是他说了算的，别人不敢否定，因为这是“运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将太可怕了！太可怕！，我一宿没睡觉。领导上可能是关心我，想让我避开这场不幸的事。
我确实感觉到运动有可能轮到我了。因为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两个星期前我发现我的听诊器丢了。我们屋里住十个人，在墙上楔了十个钉子，每个人一个钉子挂上自己的听诊器。星期二上午上内科课，我要用听诊器时发现它没有了。我问昨天负责整理内务值班的同学看见没有？他说没发现，没注意。我又问星期六和星期日值班的同学，他们都说：“看见了，还有，确实还有。”唉！我有什么办法？丢了！它怎么会丢尼？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向班里作了报告，开会时我做了检查，因为这是在运动中，当然认识要深刻，还要上纲，这相当一个战士丢了枪，在战场上没有了枪会怎么样……？虽然是在运动中发生的事，但是大家并没有给我什么压力，星期天我到南市花了一元二角钱买了一个和那个丢了的新旧差不多的听诊器给补上了就算过去了。问题越想越多，学习文件时也给自己联系很多问题，也给自己上了许多纲……如我也承认自己有小集团问题，我和李xx关系特别密切，我们俩坐一个桌子，他比我大我把他当成老大哥，什么话都能说，和别人也是这样吗？因为我承认我和他有小集团，他也因此挨了批、查……当然问题越查越多……
第二天早晨我找到了那个领导干部，我向他表示了我原意转业。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或要求吗？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这次转业和运动有关系吗？我有什么问题？”他肯定的回答说：“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次转业也不是你一个人你就放心吧。”第二个问题：“我的入党问题怎么办？”每个班里都有一些还没入党的人，本来计划在分配前举行入党仪式。他说：“现在是运动期间，不可能解决入党问题，运动何时结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只能到地方去解决了，把材料给你转过去。”我就这样转业了。
时年我24岁，在过去的24年中我是很幸福的和很幸运的。总结如下：
1，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有祖母疼我爱我没有感到苦而是很幸福的。在旧社生活在农村的绝大多数都是贫困的家庭，没有一个孩子认为自己苦。所以说：肌肠之苦不算苦，心里之苦才算苦。
2，在县里搞宣传工作时。那时是惨苦的战争年代，虽然东奔西跑，吃不好睡不好，但我还是个孩子，大人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敌人来了需要马上转移，而我在发烧时，大人们背着我。大人们给我捉过虱子，缝过衣服，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疼我的人比在家里要多得多。所以我感觉是温暖的、幸福的。
3，在学徒时期。是很累。如在1948年炎热的夏天，为了盖六间病房，我和雇的一个农民赶着驴车，每天从通州发电厂拉焦砟，拉了半个多月，身上晒出了大紫泡和脱皮，手上磨出了大血泡，也没有感到苦。因为我自认为在履行奶奶的承诺，而且学徒也是有期限的，最多三年零一节，是有盼头的。更主要的是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会到来，我有希望，所以我没有感到苦。
4，我在当护士期间。是我又一次到得解放了，我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大家如兄弟姐妹，我快乐之极。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期，所以提升我当医生上大学。
5，我在上大学期间。我能够上大学，对我来说，不只是幸福，而且是很幸运。作为一个贫苦农家出身的孩子，如果没有党我怎能上得了中学、大学。所以说我是很幸运的。我感谢我们的党、我爱我们的党……。
一切都太好了，可能是过之了……。以后的日子……
（由于一些原因（如身体）怕写不完，写的只是梗概，可能将来会有续集。如革命大家庭里那时候的感情是什么样，科长求人给我烙了两张糖饼，我都吃了吗？我吃了一张。给科长留了一张，他吃了吗？为了满足我的要求，他吃了一口……）
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北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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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第一章工作』
（一）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职务工作1956年5月12日我转业来到北大医院，我是属于北京医学院编制的，教研组的教学辅助人员，职务是技术员。～班后放我～礼拜假回家看看。在路～和同乘一辆车的人说起话来，恰巧有一位是三河县卫生科的老同志。我们彼此介绍了情况，他说：“县里正在成立卫生科，将来还～成立卫生所，～我负责。我是个中医，～起这事来真是困难。听说你～回来，你就～这个事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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