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医院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在部队上中学、大学我一直是期里、队里的体育小教员。九十公斤的举重器（在太原），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举的起来。单双杠我不如戈树琪（前文提及过的我的同学），因为他参军前学过打铁，参军后入学前在连队当战士每天都练。我身上的肌肉也是一块一块的，就连两条腹直肌被两个腱划分成六块都是‘鼓，鼓’的。我也知道身体越棒的人越不爱得病，抗病能力越强，一旦抗不住了得了病就越重，谭雅格就是一个，他就是放射科身体最棒的一个，我和他一起滑过冰游过泳。那时我的身体是最好的，因为我爱运动，我也曾和张玉芳一起去滑过冰游过泳。我做体育运动是51年在团里开始的，几年的校园生活中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的身体状况以至于此，得了这么多严重病我没有情绪，因为我愿意干工作，我是在为党工作。先后有三个人和我聊天时说及过此事。一个叫王继光抗日战争参军是丰台医院的、58—59年在本院进修一年，几年以后来院看我时说及此事。一个叫丁向钰46年参军是大同医院的，59—60年进修一年，63年第二次进修时说及此事。一个叫武珍51年参军是解放军太原医院的，74—75年进修时说及此事。他们都是在我科进修一年以上，都是党员，对科里情况和对我的情况都了解的很清楚了，又加上我们都是当兵的出身，才对我说了一些关心我的话。意思是：你净干那些别人不愿意干而又严重伤害身体的活，辛辛苦苦把身体搞成这样，你是为什么许的，你连大夫都不是！你连大夫都不是！这是何苦呢！你既然是教研组的你就干你的教研组的活就完了，没活干就别干，也是理直气壮的，谁也说不出来什么。我说：“我早把身心交给党了”
1949年3月我曾和一位公安局的领导说过：“我从13岁参加共产党八路军……”那位同志可能知道我的说法有毛病，但他明白我的意思，他信任我接受了我，给我安排了任务。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
那是1949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大意是党和人民见了面，公开了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还有一系列文章怎样才能做个共产党员等。我才知道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作个共产党员，我也一定能入党，我还是这句话：“我早把身心交给了党”
我第三次参加革命（第一次是44年三通顺，也就是顺义县，第二次是49年春天在通县）到部队后就提出要参加共产党问题。不是入团而是入党，那时可能还没有规定先入团后入党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此问题我不很清楚）50年夏天有一次姐姐对我说：前天我们讨论你的组织问题，徐德说：“你不想参加……”我一听也愣了，怎么会有这种事，但是我没有找组织去申辩。我这一生在2003年以前没有因个人的任何得与失、冤与否找过领导。徐德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希斯迪里’病人，犯病时需要有人以力控制，保护其不受伤损，休养所护士女同志较多，而我对此类病人主动照顾较多。有一次他犯病清醒过来后，说他头疼是我用力磕他头了。我说：“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要不然我给你冰一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他记忆了此事用在了这里。这就使我失去了一次入党机会。之后因多次调动，直至在学校也没来的及解决此事，就转业到了这里。我们入学时共二十个同志只有两个党员，一个叫刘廷阁一个叫王绍才。我的同学们离校前都解决了入党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我的同学也平了反入了党。
那是1969年我在天津遇见了我的同学鲍霭祥，他刚从前线转业回来，晚上我到市政府招待所找他去聊天，才知道许多我走了以后的事。这是后话。
注：刘廷阁现在离休在沈阳。王绍才北京顺义杨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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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第四章医院承认我是北大医院的大夫了第五章我是怎样对待不公正的』
我从1958年4月到京西煤矿冒充大夫半年后，回到医院赶～了大跃～，当～了假大夫十六、七年。1975年夏天一个～午医院开大会宣布我是医院的大夫了。我并不知道，我在～班，是别人告诉我的。1970年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儿医院～班6、7年，那里一个人工作安静。～儿医院有～科、产科和小儿科。有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门诊病人每天一般约有200人左右，住院病人也有将近160人左右。一个大夫在这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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