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8年4月到京西煤矿冒充大夫半年后，回到医院赶上了大跃进，当上了假大夫十六、七年。1975年夏天一个下午医院开大会宣布我是医院的大夫了。我并不知道，我在上班，是别人告诉我的。
1970年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妇儿医院上班6、7年，那里一个人工作安静。妇儿医院有妇科、产科和小儿科。有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门诊病人每天一般约有200人左右，住院病人也有将近160人左右。一个大夫在这里的工作包括清洁卫生、保养机器、透视、照像。照相后自己洗片、写诊断报告。有时候还有比较复杂的骨盆测量、**造影，也有时候还有胃肠造影。所以在这里做一个大夫必须掌握技术员的照相技术，而且还要掌握的好。否则有时候技术员问你：“你要看的东西我们怎么才能照得出来？”你就要和他一起把你要看的东西照出来。然而在这里工作比在门诊透视或胃肠还是要轻松得多，当然在门诊，通常的情况下是要每周换班的。傅振勋、任全敬还有以后的王仪生大夫都在妇儿工作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有时有一位进修大夫在这里学习，在北大医院进修一年，要在妇儿医院学习一、两个月来掌握妇儿所有的工作。
有人告诉我说：“医院刚才宣布承认你是北大医院的大夫了，还有张光波（**科）和迟真（儿科）你们三个人”事情是，这个医院里有这么三个人，许多许多年以来，每天每天以大夫的身份给病人看病、给学生讲课、带学生实习，带实习大夫、带进修大夫、代表医院对内外开会、处理问题……然而这三个人不是真的大夫，是假的大夫。今天，变成真的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1，我是什么心情？我也不知道，很难过！真的很难过！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大夫一词对我来说已是个麻木之词了，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党送我去上中学、大学，那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就是叫我当大夫！几十年过去了我都干了些什么事？大夫之词对我来说重要吗？真的有意义吗？2，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吗？以后见分晓。
无论如何，这是党对我的关心，我很感激。这也是人事科恨我的那两个人，没有干预了的事，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第五章我是怎样对待不公正的
为了工作，我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而耗费时间和精力与不公正斗争到底。
第一次不公正和不讲理之事发生在我刚来不久挑示胶片时。我们一起来十几个人转业来到北医，住进了背阴胡同，北京医学院的宿舍。陪我们入住的是医学院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和一位背阴胡同管宿舍的同志。我们进住的是百八十年以前建造的一所很讲究的大院，当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我们被安排在一排十几间破旧的西房里（一年后被拆除了），每个屋里有三、四张床，有的屋里住一个人，有的屋里住两个人。人事处的同志说：叫大家住在一起最好，可是也不好叫别人搬家，你们就自己找地方先住下，将来你们自己再调吧。管宿舍的同志也说：“这里住的都是单身的，经常有走的，有的结婚走了，有的调动工作走了，有的进修期满走了……你们看那个屋有床自己就搬，就得啦。”
有一天我们科的一位刘同志告诉我说：“北医的杂志登着你未经批准，随便乱搬家，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找到了那个杂志看了看很是生气，我拿着它找那个看宿舍的人，我让他看了一看，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我不知道这事，我就管看宿舍”我又问：“我换屋子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说：“没问题，那不是人事处领导说的叫你们有机会就自己调吗？这里经常有人搬到自己说的来的一块去住。”我又找到了北医人事处，我把此事和他们说了。他们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了解一下再说吧，没有你的事。”那个同志当时给那个写稿的人打了电话。那个人姓王是化验室的一个女大夫，后来化验室的主任当了右派，她当了化验室主任。原来是她们科有一个人，前两天看见了那个床，想要搬还没搬，结果我搬了。那个床也不是他们的，也不是他们定下了的或者是他们占了下来的，为什么只能他搬？我就不能搬？你说这还讲理吗？
北医人事处说：“那个王大夫说了是她了解情况不够，她表示道歉”我说：“她和谁道歉？不能她一说就算完了那我怎么办？全校都知道我是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我在屋里和大家说及此事，大家都说：”她不会亲自向你道歉也不会写文章向你道歉，她是党员干部她虽不是主任，但是她很有权利，这里会照顾她的知识分子权威，不会维护你的尊严。你不信咱们就走着看！”结果正如大家所说，她没有找过我。我曾又找过人事处两次，都说会帮助我把问题解决好。可就是那个“有权人”根本不理你，你有什么办法？我能和她去打架吗？既然她是不讲理的人，而且她又有权利，你去找她最后还不是你倒霉？……唉，我怎么办？几个星期以后，又有一个人搬到了我们的外屋来了，结果没有人说他无组织无纪律。其实我搬家的原因，还不是为了我自己想和一块来的人住在一起方便，而是为了别人方便。我们屋里住两个人，那位是药房的，他正在和x科的护士谈恋爱，那天中午我回去，闹个不好意思，我想应该给人家一点方便。万万没想到让我碰上这样一件霸权不讲理之事……（此事有证据）。过去那么多年来，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都说我是个最听话、最老实的人。今天和我在一起住的同志们说我是个最“窝囊”的人了。我不是心服口服，我只是没办法。再说我用很多精力干这个事，不是会影响工作吗？
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不讲理之事就和她老斗争下去，我也不能因此就不干活了，我没有办法，为了工作忍了吧，它没有影响我挑示胶片工作。
第二次不公正之事发生在我得肺结核时。我1959年患肺结核住院半年，没有扣工资。当时的规定是工作5年以上休病假半年不扣工资，上半天班不扣工资。
从我上半天班开始，每个月扣工资百分之20，即十二元四角。我了解了有关扣工资的条文，我把了解的有关扣工资情况和扣我的工资情况向科领导作了反映，科领导和人事科谈了并回答我说：“以后给你补”结果是：不但没有补而是每月继续扣。我就每月领工资后都和领导反映，而且回答都是：“下月一块给你补”这样一直扣了半年。这回领导当着我的面给人事科打电话，我说：“补的事单说，从下个月先停止扣行不行？”这话是领导当着我的面和人事科说了。人事科答应说没有问题，下月都补给你。结果是下月没有再扣，但是也没有给我补。以后的日子是我每月发工资发现没有给补，我就找领导问及此事，得到的回答总是下月给补，我一直问了几个月都没有给补。后来我也问烦了，就自认倒霉了。此事我一直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明白。（有据可查）此事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也不愿继续争持下去。其想法是：我把任何一级领导都看做是党，我13岁跟上了党，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不能和党计较任何事。我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我把此事看成是党对我的考验。而且我也不能为此耽误工作，其实，我也知道他们的工作错误不代表党，但是我不能因此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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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第六章后半生的不幸开始了』
（一）因为“不听话”“得罪了人”在文化大～中，我担任了放～科文革副小组长，金文林是正组长。1966年夏，一场文化大～开始了。通过学习报纸和收音机广播说；北京市出了什么问题，什么黑帮啦，～接着又提到了～有什么～在～～～边的赫鲁晓夫啦，走资派啦，其实大家什么都不知道。～说保卫～～大家都纷纷表决心。我也是如此。在放～科的文化大～中我被选为副小组长，正组长是金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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