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6年的初秋，花白头发又有些憨厚的村小学老校长找上门来，正和母亲说着话，我好奇地躲在后门边，偷望着，想看看他究竟来干什么？

　　那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一场民族的灾难与浩劫后，国家与社会极其虚弱，一切百废待兴，好象要从新开始似的。

　　村小学踏着着这股春风，也正式重新开学了。老校长是早年的师范毕业，知识那时算是渊博的，人和蔼可亲，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是我最早见到的教师形象。他干起工作来，兢兢业业，做动员上学的工作很是细致与到位。

　　就这样一个老头，但在我的心理仍害怕极了，总认为他们是父亲经常给我们说起过的旧时私塾先生的模样，因此，见到老师我们一概是躲避与避让。

　　那时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父亲是个手艺人，母亲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就靠生产队那年终几个工分，我还依稀记得，好象一个工值二毛八分钱，加上父亲做蔑匠活挣的几个小钱，所以家境贫穷，勉强维持着平常的日子。

　　父亲是个1954年入党的老党员了，一心跟着共产党走，先做过生产队长，但由于性格刚正，做事认真，所以容易得罪别人。再加上他不识字缘故，他被安排回到了我们当地一个镇办的机械厂做工人，也就是当时我们称之合作社的企业，业余时间起早贪黑搞点小私活，扎两个篮子或者筐子让母亲上街市去卖，好让我们几个兄弟读得起书。

　　父亲一直崇尚读书，不知是自己没知识吃亏的原因，还是思想认识比别人先进，我们兄弟仨，其中两哥哥都上完了初中，后由于生活困难，他们先后不读了，只有我一个一直继续着。

　　老校长好象和母亲说好了，又正在谈帮我起名字的事。

　　“就叫邵光明吧。你看一是前途光明；二是做个光明正大之人。这个名字很不错的，就叫了吧。”老校长冲着母亲满意地微笑着，好象战场上胜利的将军，一举歼灭了难啃的守敌。

　　“那好啊，您起的名字还能有错。真是麻烦您了。在这吃饭吧？”母亲很是感谢着他，挽留他。农村人礼貌与好客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农民善良本分的最明显表征。

　　“不了，我还得趁早多做几家工作，好让大伙们家的孩子去上学，以后知识很重要的，不认识字难走天下啊。”老校用手抹了一下衣服袖子，看看了那老式的手表。

　　“快11点了，还能动员几家。你9月1号让邵光明带上桌子板凳去学校就行了。书我们来发的。走了啊。”老校长没喝水也没吃饭，转身匆匆地离去。

　　我从后门跑进来，围在母亲跟前，问这问那，“老师是不是很凶狠？打不打人？听说做不出来题目要罚站一天的，还不让吃饭呢？”母亲哈哈地笑，“傻孩子，老师是教育人的人，怎么会那样的？但如果你不听话，不好好读书，那他一定对你不客气了。”我听了母亲的话，心理还是忐忑不安，害怕去学校，担心被老师罚站。

　　好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是兴奋还是害怕？那年我七岁，我们那里农村人有个习惯，一般孩子都在这个年龄上学。学校没有幼儿园，只有一个起始班，也叫预备班，我们小时候调侃它为“牛屎班”。

　　来自不同村庄的孩子们，肩扛背驮着粗糙的小桌椅，歪斜弱小的身体，从四面八方缓缓而来，表情各有不同，大家既严肃又认真，但一脸的疑惑散布每个人的眼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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