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童年永远是无忧无虑的。我的性格是应该属于内向的，但童年是充满顽皮和无知的年龄段，所以也和村里的伙伴一样淘气。唯一区别的是，我外表具有伪装性，给大人的感觉不是那种今天拿弹弓打别人家的窗户明天去把邻居家的没成熟的水果摘下来扔掉的坏孩子，所以最初总给人很老实的印象。但孩子的天性是顽皮的，自从我在伙伴们的教唆下接连参加几次针对农户的捣乱行动后，我在大人的印象中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认为我属于“蔫淘”型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力治(我们的头儿）的带领下去偷他大爷家的黄瓜。由于时近晚秋，菜地里的蔬菜都下架了，叶子基本上全黄了。我们在中午大人午睡的时候潜入很小的一片菜地，寻找了半天也无收获。后来，力治发现了一个比我们平时吃的黄瓜大而且呈金黄色的长瓜。他发现目标不去摘，命令我去。这时我的胆子突然大起来，摘下那个瓜就想逃。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还没等跳墙就被发现了，只好丢下瓜仓皇而逃。晚上力治大娘找我妈说你家小二把留的黄瓜种偷走了，我妈怎么也不相信是我干的，但由于力治已经把我供了出去，人赃俱在，只好不再抵赖了。
关于力治，我今后将在很多时候提到他。他是我童年的重要伙伴，也是最有号召力的孩子头儿。他头发稀疏而且发黄，皮肤很白但白的很不正常，总之他的长相非常令人讨厌。他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淘气包。我妈一见到他就数落他，说他“到老也看不见后脑勺儿”，意思是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的。但我妈真的看错了。这个人见人烦的家伙，现在可出息的不得了了。他跟我一起考入县重点中学，众所周知，我们公社那年只有两名同学考入被称为大学摇篮的县高级中学。1982年，我考进沈阳农学院那年，他考上了辽宁财经学院。我们虽然都没考上名牌大学，但我们的成绩已经足够让家人骄傲了。因为那年我们公社就出了两个大学生。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哪个家长特别是农村孩子的家长不为之兴奋呢？更使我母亲没想到的是，力治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回老家，若干年后他调到了省城国土资源厅工作，专门负责辽西古生物化石的挖掘和管理。据说曾向老家投资兴建了一座桥和一条柏油路。现在老家的人都知道他能耐很大，“小二根本无法跟他相比”。很惭愧地告诉你们，他们说的小二就是我。
说到我的童年和伙伴的有些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这就如落在河底的卵石，岁月之水虽然冲刷掉了很多记忆，但那些快乐的日子却如被河水冲洗过无数次的卵石一样越来越亮，永远铭刻在心里…
如前所述，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无论哪个季节，即使在冬季。我的村庄在我们被称之为“大西山”脚下，村和山之间流淌着一条永不疲倦的小河。冬天到了，河上结了冰，我便和伙伴们拿起冰车去滑冰。我们甚至还发明了一种更刺激的滑冰工具—我们称其为“脚滑子”，它改坐式滑冰为站式，大大加快了滑冰速度。我们比赛，互相碰撞，你追我赶，然后摔在冰上，有时一不小心掉进未封冻但很浅的河里，棉裤**却丝毫不觉得冷，等回家十有九次遭到父母的责骂…但我们不思改悔，一如既往地在冰的世界里快乐地滑着。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各种劳动。那时侯正值文革末期，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春天去田里拣谷茬，夏天去间苗，秋天去采摘棉桃。因为伟大领袖是这样谆谆教导的：
“我们既不但学工，也要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那时侯我们劳动一方面是为了听领袖的话，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物质上的需要。为了冬天取暖，学校组织我们在秋季去山上摘松塔。一写到这里，我便条件反射地想起了那次上山摘松果被看山的黄狗咬了一口的经历。因为那是生下来第一次而且至今是唯一一次被狗侵害，所以我记忆深刻。先不说狗咬的事，继续说劳动。因为要学农，学校有自己的农田。种地就得上农肥，所以拣粪就成了我们每天放学后必须完成了任务。说起拣粪，现在城里的孩子简直无法想象。由于人多粪少，我们真是视粪如宝呀。还由于渴望完成任务，我们会把马粪、牛粪散发的气味当作世上最诱人的气味。
我们在当时也不是一味地拣粪，因为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那时侯提出的“半工半读”从时间的安排看基本上是准确的，也就是说还有一半时间上课。但这一半时间中的一半，主要是学习伟大领袖的语录和最新指示。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还未成年，但学习“政治”的时间已经超过课时的一半。这样算来，真正学习文化课的时间顶多四分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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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的初中时代』
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们除了劳动和参加～运动之外，还能看到一本～《～小兵》的刊物。这个刊物一段时间里连续刊登关于～小将黄帅的事迹。关于对榜样黄帅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有两点应该很肯定：一是她是～学生，二是自然知识～时不答正确答案而～一首～反～～～神的诗歌。当时那道著名的试题好象是：请回答从北京到罗马必经的路线。～小将答：“条条道路通罗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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