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工厂报到，是司马一刀踩自行车送我来的。他还送我一顶蚊帐。这里的蚊子我见识过了，像小飞机，隔着蚊帐都能叮人，一叮一个大包，奇痒。工厂在山脚下，杂草树木阴翳，正是蚊子生长的天堂。

　　我的第一件事是跟一个叫邓刚的贵州人去被台风刮到的破房子里，将散落地上的马赛克捡起来，装进麻袋，用板车拉到车间，供工人组装。车间里的都是女人，四川的贵州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有，都不好看，我都不认识。看着邓刚跟他们闹，我还脸红。

　　拉了几车，邓刚从裤袋里拿出不带把的红梅烟，说：你抽烟不？

　　邓刚个子不高，下颌正中偏右有一颗黑痣，痣上还有三两根毛。眼睛有些凸，上唇下唇都翻着，说话有点流口水。他给我递烟的手还有点抖，或许是怕我抽他的烟，或许是酒精中毒。无论怎么样，我都接了过来，我需要烟。休息的时候，我想到门前的小店里买几盒烟。少华给的五十块我还没花完。

　　邓刚问我老家是哪的？

　　我说：湖南。

　　他的普通话掺着贵州话，有点蹩脚，好呆我还听得懂。我还发觉，邓刚的眼是黄的。

　　再去车间的时候，有女人问邓刚：新来人了？

　　邓刚望望我，笑着眼说：是啊，湖南娃儿。

　　哪个介绍进来的？一个中年女人，脸上有黑点雀斑的笑着问邓刚。

　　听说是本地人介绍的。邓刚又望望我。

　　我拉着板车，感觉还不错。他们不知道我干过什么，他们一切都不知道，我就可以毫无顾忌。走过他们面前，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我是新来的，他们都好奇。

　　吃饭的时候，煮饭的在厨房门前的空地上扯开嗓子大叫着开饭了。

　　几声过后，工人们陆陆续续从车间里走了出来。

　　我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员工队伍。有老妇女，也有孩子。看着他们，我心里就有点紧张。没有秩序，我就容易受到攻击。

　　邓刚说：我们去吃饭吧。

　　员工不多，三几十人。个个都膀大腰圆的，或许与工作的劳累有关。每天都站着筛片，腰要一扭一扭的，日子一长，腰不粗才怪。

　　食堂里有三张饭桌，每桌十二人。

　　我挨着邓刚坐下来。

　　邓刚已成了我在这里唯一的熟人。

　　我去装饭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

　　我红着脸，埋头吃饭。十二个人，三菜一汤，菜明显不够。我拿出在学校里练就的吃饭打冲锋的劲头，三扒两扒，解决了中餐。吃完之后，我就出来。我没有吃饱。但初来乍到，我还做不出狼吞虎咽。我叮嘱自己，晚上借着黑一定多吃一碗。

　　吃完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我回到宿舍，找到自己的床，挂好蚊帐，铺上凉席。这就是我的床了。我把自己的小小行李放在靠门的一头，当作枕头。天不凉，晚上不用盖东西。司马一刀跟我说过了的。

　　看看自己的床，心里仍觉得有点凄凉，几块木板，一张草席，一顶蚊帐，就是容纳自己黑夜的床了。

　　先弄点钱吧。我叮嘱自己。有了钱，我才能尝试其他的活法。现在我只能认命。一个月有三百六，比在家刨地强多了。

　　坐在**，想抽烟，又坐起来，看了隔壁邓刚的床。邓刚的枕边有一盒红梅。走过去拿了，开了封，抽出一支，把烟扔回他枕头，一边吸着，一边到厂门外寻找小店。

　　我身上还有三十来块钱，我一个月后才能领到工钱。

　　买洗衣粉、买牙膏、买洗头水，买桶，用去之后，所剩还不到十块钱。

　　这十块钱就是我一个月的零花了！捏着那纸币，下了好一会决心，花了六块钱买了一条不带嘴的“南海”。邓刚抽的那种“红梅”一条九块，我没能力消费了。

　　回到宿舍，我把桶塞到床下。**烟。拿出一盒揣进衬衣口袋，又仰面躺下去。

　　宿舍是厂里盖的瓦房，梁上红瓦清晰可数。窗的玻璃烂了几块，外面是猪圈，猪屎的味道随风而入，猪的哼哼声，声声入耳。这些都无关紧要，比睡马路要强多了。我一个月能在这挣三百多，钱让我感到安然。

　　邓刚悄悄的走进来，我还是感觉到了。

　　或许他以为我睡着了。

　　我坐起来，捞开蚊帐，不好意思地冲他说：我刚才在你枕头边拿了一支烟。

　　邓刚顿了一下，或许对我的行为不满。但迅即又笑着说：没关系，烟是和气草，没了就四处找。

　　我从口袋里拿出“南海”烟，撕了，抽出一支递给他说：我买烟了，抽我的吧。

　　邓刚身手接过来，也没看牌子，叼在嘴上就点火。然后躺上床说：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我也躺下来。却想起了这一路来看到的风景。比起广州、增城、博罗来，潮汕地区委实要落后许多。这厂哪像厂啊？简直就是个手工作坊！比我想象的差多了。

　　邓刚却打起了呼噜。

　　这狗日的，睡觉打呼噜！

　　我最怕同寝室的人中有呼噜虫了。那一吼一嚎，把心绪扰得乱乱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曾经把打呼噜的同学的内裤**来，戴到他头上去。我恨打呼噜的！

　　睡在**，邓刚那呼噜声扰得我心神不安。我只好下来，走出宿舍，到高炉边去休息。这高炉是溶玻璃的，现在没开工，但想想那温度，一定是够灼人的了。范厂的红脸，邓刚的红脸，多半是高温给烧的。我摸摸自己的脸，想，开工之后，我这脸也要变猴子屁股了。我的形象也将在这里改变了。

　　高炉上面是铁棚，风掀着铁瓦，偶尔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天是高蓝的。

　　风是热的。

　　远方的山是绿的。

　　我坐在定型机旁边，默默地等着上班。

　　那些车间里的女工却不闲，她们拿记件工资，多劳多得。只要有工作任务，她们是不轻易休息的。出门千里，不就是图挣个钱么？车间里哗哗的响声不断的传出来，把我的心也弄得不安起来。

　　我想进去看看，但车间里面我没有一个熟人，我去看谁呢？

　　我受不了她们打量我的目光。

　　我想起了我的妹妹。那个下午，是妹妹送我离开家的。妹妹赤着脚，汗从她的脸颊流下来，她还说着出去了好好干的话。

　　妹妹是好妹妹。但好妹妹也不知道我一出门就是流浪了。或许她以为远方的朋友一定能帮我找个好工作的。她的心多么善良，以为天下人都是好人，只要见到了，都会伸手帮我一把的。她一定没想到，我现在的工作跟捡垃圾没什么区别。

　　厂下面是眼镜厂，听说是港资企业。建筑整齐干净，尤其是那窗，也是眼镜的样子，看起来很独特。听邓刚说，眼镜厂有两千多工人。如果我进了眼镜厂，那才是真进了厂。

　　看着不远的眼镜厂，我奇怪的是司马一刀为什么不介绍我进眼镜厂，而把我撇在了玻璃厂。我是农民，就该来这厂不像厂，作坊不像作坊的地方来上班？

　　我得靠自己。

　　朋友只是一座桥，度自己过去，路还得自己走。

　　上班的时候，我问邓刚：你没想过进眼镜厂？

　　邓刚抬头对着我，看着我，说：进眼镜厂要有熟人，没熟人，找人介绍，要两百块介绍费。

　　你有熟人吗？我一边捡地上的马赛克，一边问邓刚。

　　没有。有的话我早就进去了。邓刚没笑，疑问地看着我，说：你的朋友怎么不介绍你进眼镜厂？

　　或许他在里面也没熟人。我红着脸说。

　　眼镜厂里的本地人很多啊。邓刚说：是你朋友不愿意帮忙吧。这里的人很排外的，你有本地朋友就不怕了。

　　你没有本地朋友？我反问邓刚。

　　我有本地亲戚。邓刚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不过不在和坪，在另一个镇。

　　你在这里怎么有亲戚？我感到很奇怪，贵州离潮阳要多远有多远，怎么会在这里有亲戚？

　　我姐姐嫁在这里！

　　打工嫁在这里的？

　　是啊。

　　你姐夫做什么的？

　　做生意的。跟这里的范厂也很熟。

　　那你跟你姐夫去做生意多好。

　　生意不好做。

　　你姐夫做哪一行？

　　茶叶。

　　开店的？

　　不是，是贩卖。

　　我以为贩卖是个大词，开公司才用得着的。到最后才得知，邓刚的姐夫是个小茶叶贩子，每天踩着自行车，穿大街小巷叫唤的。

　　别以为这里的人都有钱，有的比我们还穷。邓刚红着脸说。

　　我身上都只剩四块钱了。想了想，我终于没说出来。我干完今天，就算赚到十二块了。干完明天就赚到二十四块了。只要有时间磨下去，我会有钱的。

　　我笑笑，说：哪都一样，贵州湖南都一样。

　　我跟邓刚装好一麻袋，邓刚直起腰说：在这里挣不到钱，还常常拖工资。我五月份的工钱还没拿完呢。

　　是吗？我也惊讶起来。我刚还在盘算一天挣多少，可如果拿不到现钱，以后的日子我怎么过下去？

　　过年才会算清楚。邓刚递给我一支烟说。

　　那平时的花销怎么办？我坐在麻袋上，问邓刚。

　　向厂里支啊。邓刚蹲下来，抽着烟。

　　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风吹在我们身上，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相同的忧愁。

　　过了很久，我才问邓刚：进厂多久才可以向厂里借钱？

　　一个月吧。邓刚看看我，眼里有些迷茫。

　　厂里赚钱吗？我又问邓刚。

　　搞建筑的多就赚钱，少就不赚钱。邓刚依然迷茫地望着我，好像我能带给他什么希望。

　　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埋下头，继续捡地上的马赛克。一块马赛克一分钱，捡够了日子，我才能拿到工钱。我想。

　　夜里，大家都到厨房看电视，我窝在宿舍里。宿舍里的电灯发着黄光，我从行李袋里拿出书，借着昏黄的灯光，一行一行的读，可怎么也静不下心了。窗外是车流声，时有时无。我想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话，顿时觉得自己若长天一羽，飘着，不知归路。

　　看着那一行一行的字，想到以前的生活是另一个世界了，就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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