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泽东的实践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常用大同之世来解释共产主义。虽然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都是空想社会，但是它们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用大同之世来解释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早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陈独秀、李大钊都很憧憬康有为，也曾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所倾倒。毛泽东说过：“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终生都对大同学说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为之进行了实践。他在1917年8月23日的《与黎绍西书》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49年6月23日他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

毛泽东早年也曾为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而进行过探索，1919年12月的，《湖南教育月刊》发表了他的《学生之工作》，文中畅谈了创办“新村”的设想，他的设想几乎全是照搬《大同书》中的内容。解放后，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新村”就是他这一设想的升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大同社会进行的最大实践是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试点”，1958年8月，他让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去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县委各级领导。同月，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所以他才事先让人在徐水参照《大同书》搞共产主义试验，因为康有为在书中把大同社会的内容设计得相当细致，也可以说他把大同社会的内容规定得非常死板而无可更改。毛泽东把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实践，徐水的很多做法都是从《大同书》照搬下来的。然而，毛泽东的这次试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次灾难后来形成了人为造成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人民元气大伤。这次实验很好笑，比如湖北当阳县的跑马乡，首先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刚宣布完散会，社员群众便一哄而散，纷纷到街上“共产”去了，拿空了商店，就破门而入去拿别人家的，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的菜，他也可以任意去挖；更荒唐的是去幼儿园，随便认领个孩子作儿子的，把所有东西都“共”光了。《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当阳人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进入共产主义的，把社会产品全部都“公产”光了，然后无人再去创造社会产品。不过，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跑马共产主义”很快就失败了。《大同书》设计的内容形式虽然不尽完美，但大体上还是可行的，当阳人失败的原因是用马克思错误的主义来作指导思想。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个人所需毕竟是很有限的很小一部分，个人剩余出来的部分则被社会掌权阶层剥削掉了，并以“公家”的名义挥霍殆尽。个人不能把多余的部分拿去交换，满足更大的享受。这就是“共产”的弊端，也是毛泽东失败的根源。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也讲去产界，废出产业私有实行公有制，但却不搞“共产”和“分配”制，《大同书》说：“坐得工金，听其挥霍。”“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也就是说允许个人把劳作所得自由支配，以追求更高级的享受。这是符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自然法则的。康有为提倡享乐主义，指出人道是“去苦求乐”；而毛泽东提倡“共产主义”，却使中国饿死了千百万人，失败也是必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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