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写了一段批语：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社论。毛泽东继续发挥他那著名的观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以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为首的十名中学生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的那一天起，整整十年，中国有一千多万的知识青年慷慨激昂地迈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涌现出象邢燕子、金训华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惊天地、泣鬼神，谱写出一曲曲响彻云霄的英雄赞歌。然而，这场波及到城市千家万户，耗资近一百亿人民币的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历史早已做出结论，由此形成的“知青文学”有更生动、更深刻的描写和阐述。我仅仅想说明一件事实：无论他或她怎样轰轰烈烈、气吞山河，最终都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知青”的历程。
槐树坪的知青们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农场的劳动总结中，五班被正式授予“红军班”，若比特和娄玉兰被树立为劳动生产的“标兵”，参加了渡口市“知识青年先进分子经验交流大会”。据说原准备还去成都参加省一级的会议，后来由于名额有限，在市里仅逗留两天，便返回了槐树坪。这着实让若比特风光了一阵儿，也的确让我们每一个人艳羡不已。对我来说，更实惠的是，若比特悄悄送给我一本《英汉小词典》和一罐头瓶雪白的猪油，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从精神到物质得到极大的享受。
紧接着，若比特与娄玉兰代表农场列席了当地新民公社在迤沙拉生产大队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现场大会，传达中央有关“学大寨、赶大寨”的文件精神和最新指示，落实如何在八０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措施。回来后，若比特象讲评书似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一有空闲，**便围坐在他的身边，犹如众星捧月一般。由于有些情节过分夸张，惹得听众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可是，好景不长，若比特便厄运临头了。那时间知青的生活除了劳动还是劳动，要么凑在一起胡吹乱砍，最多是收工的路上，班与班之间的男生模仿电影情节，高喊“冲呀”、“杀呀”、“共产党员跟我来”，端起锄头铁镐之类的东西相互一阵厮杀，宣泄宣泄而已。若比特却频频和雁雁约会，时常深更半夜才回来。这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你若比特怪他妈安逸，撒尿擤鼻子两头捏！于是有人告了上去。谭场长派张副连长暗地“侦察”，果然一天晚上，在夹竹桃的树丛下，把若比特和雁雁逮个正着。
第二天若比特被叫到场部谈了一天话，直到天黑才无精打采地回到宿舍。我问他怎么样，他说领导光一个劲儿地问，没说啥。我说你要是和雁雁之间有啥子麻缠，那性质就严重啦。他急了，说：“向毛**保证，就亲了她几下，摸了一下……上面，绝对没有越过“三八线”！”“三八线”是我们那时的暗语，指以肚脐眼儿为界。我宽慰他：“那就不会怎么样。毛**他老人家说一个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正就是好同志。了不起大会上点名批评批评，写份儿检查。领导的水平比咱高，放心吧。你明天就把检查交上去，争取主动。不过，从现在起，千万别再和雁雁来往啦。”经我一番分析开导，若比特心情显然轻松许多，夜里睡的特别安稳。
在渡口，冬天最冷的时侯，穿件毛衣就行了。在槐树坪，十二月已经结冰。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天上飘飘洒洒下起小雪。又过了几天，广播里传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我们忙着用松枝扎灵堂，编花圈，带黑纱，搞哀悼。阴郁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春节过后。
一天，刚吃过早饭，团支部书记娄玉兰突然通知团委到场部开会。我们五位成员来到谭场长办公室。四位领导已经坐齐。谭场长表情严肃：最近，农场有人犯自由主义，说怪话的，唱怪歌的，私自出农场，不请假回家，简直要乱套了。特别严重的是，谈恋爱的竟有十几个！他翻开笔记本，念道：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地点，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时间，首当其冲的便是若比特。这些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农场已经没有无产阶级正气了，说明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巳经丧失革命的警惕性了。俗话说，针眼儿大的窟窿会漏出蕃萁大的风。再任其泛滥，农场就会烂掉，我们谁也无法向师党委交待。因此，经农场领导集体研究，报上级批准，决定在农场开展一场教育青年、挽救青年的“反腐蚀”运动……
开完会，我急忙到工地找若比特通报情况，让他有个准备。若比特一筹莫展，像只没头的苍蝇。该认的错认了，该写的检查写了，还能咋办？工间休息的时候，郭鸭子和卢大头也凑过来，大家一起帮助他想办法。“听说云南那边的知青跑到缅甸帮助缅共打仗嘞，我操，就是在战场上打死也比在这儿活受罪强！”“日他先人，没准儿还能混个师长旅长干干，不比你现在的班副强？”若比特认认真真地问：“你们说，雁雁她会跟我走吗？”我们谁都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一致认为雁雁并不是真心和他谈恋爱。我说：“再想想吧，别弄不好定个叛国罪，连累了父亲他们。”这时上工的哨子响了，我们离开后还见若比特双手抱住头，一动不动地蹲在原地。
下午，农场召开全体知青动员大会。谭场长重申了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号召大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并当众宣布若比特停职反省。会场上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晚上，若比特唉声叹气，翻来履去无法入睡。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恨铁不成钢啊，那天晚上怎么劝就是不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农场半天劳动，半天运动。半天劳动时，若比特还像背粪时那样憋足了劲儿，拚命干活儿。由于第一“战役”纯粹是赶任务，田垦的很粗糙，地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把石头捡出来。每天收工以后还可以看见若比特在地里奔波，他捡的石头不象别人随手扔掉，而是整整齐齐地垒在地头，朦胧中好似一座座坟墓。他巳经没有心情为雁雁显示男子汉的气概，更无意为“标兵”称号增砖添瓦，仅仅想多挣点儿表现。半天运动时，他则是很虔诚地读《毛**语录》，很认真地作检查。但是，不论是劳动还是运动，他都仿佛在阴云笼罩之中。那些犯了错误的男生女生们和若比特一样，个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大会小会，反复检查。有人为了立功赎罪，又是检举又是揭发，四位领导轮流找人谈话，今天叫一个明天叫一个，搞得我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一次检查大会上，雁雁站出来向若比特“反戈一击”。从初中的那场风波说起，他如何如何哄骗她纠缠她，完全是他在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当时，在场的知青都懵了，眼睛齐刷刷向若比特望去。若比特万万没料到雁雁会来这一手，会从背后射向他一箭，让他彻底翻身落马。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伸长了脖子，眼睛圆圆地瞪着雁雁，这使我想起当年杀兔子时的情景。若比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着百十号人的面，哭出声来。
“反腐蚀”运动足足折腾了半个月，收到了“教育青年、挽救青年”的良好效果。在总结大会上，谭场长宣布对若比特等人的处理决定。取消若比特的“标兵”称号，撤销五班副班长，调离“红军班”，分配到炊事班喂猪，入团的事情自然也就泡了汤。“同学们，同志们！你们是军人的子弟，就要有军人的品质。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不然的话，你指东他往西，你朝南他向北，这个兵还怎么带，仗还怎么打！”谭场长的讲话依然那么富有煽动性，会场上掌声稀稀落落，或许，我们都还未从诚惶诚恐中反应过来。
若比特默默地收拾好他的行李，离开了我们。少了若比特，宿舍里也少了许多欢笑。炊事班住在操场的另一头。每天清晨，他穿起被肥料的粪水浆得发硬的棉袄，用一根绳索捆在腰间，背上背篓去打猪草。回到饲料棚，把猪草切碎，拌上麸子，在大铁锅里熬煮。农场饲养了五头大猪，特别能吃。若比特一天至少要煮三锅。猪草一定要切碎，麸子一定要煮熟，否则，猪吃了不但不长肉，反而刷膘。等到煮熟的猪食凉下来，挑到猪圈再一瓢瓢舀到猪槽里。趁猪吃食时，得把猪粪清除一遍，垫上干草，有时甚至还要给太脏的猪洗刷洗刷，给猪创造出良好的生长环境。倘若赶上老母猪下崽，你就得挑灯守夜，看着它生，把猪胎盘一个一个挑出来为止，母猪吃了自己的胎盘是要吃猪崽的。若比特一个人需要不停地忙活，循环往复，日复一日。
若比特变得少言寡语，很少和我们接触。能给他带来唯一的精神安慰就是他那根心爱的笛子。那时他最爱吹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吹的凄凄惨惨，听了让人凄然泪下。
七六年的三月，春暖花开，农场第三“战役”打响了，犁田耙地、放水插秧、点豆子种苞谷，天天忙的头不是头，脚不是脚。进入四月下旬，地里的农活儿渐渐少些。我和郭鸭子、卢大头（贺晓伟由他父亲找了个指标当兵走了）便经常去看若比特。这期间农场没有什么新鲜事儿，社会上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和唐山大地震。我们在一起就闲扯这些事情。比如说“天安门事件”许多地方的知青去北京抄诗啦，有的一去就杳无音讯。唐山大地震死了多少多少人啦，整车皮整车皮往外拉尸体。这些与农场无关紧要，不管谁去抄诗，有谁失踪，死了多少，拉到哪去，丝毫不影响我们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大家尽量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例如哪哪哪招了多少工人，市里开过招工会议，招工指标马上就要分下来了，不但对身陷绝望的若比特起不到安慰作用，还搅得我们自已心绪不宁。
再以后，我们怎么抗洪保田、怎么秋收翻场、怎么组织宣传队到各个留守处巡回汇报演出，与若比特毫不相干。组建宣传队时，本来有人提出了若比特的笛子——在学校就是数一数二的，有人立刻驳斥——在学校耍朋友也是数一数二的！领导对此进行研究，两票同意两票反对。宣传队出发前确定的名单上有雁雁的名字，没有若比特的名字。若比特在农场巳经成了一个无足轻重、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物。我觉得他越发可怜，特别是看见他穿着脏兮兮的棉袄，用一根绳索捆在腰间，肩背沉甸甸的猪草走进饲料棚的样子，就联想起电影或小说中描写的被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长工。
就在宣传队出发的头天晚上，大约九点来钟，郭鸭子把我叫到一间闲置的屋子里，也不告诉我干什么。屋子的中央摆了一张椅子。等了一会儿，卢大头押着惊恐万状的雁雁走了进来。他关上门，把雁雁揪到椅子上坐下。郭鸭子象一面山墙似的堵住门口。
“若比特不说话，还有我们哥们儿呐，以为没事儿啦你？我操！”
“日他先人！你把若比特害成这样，还有脸明天出去又唱又跳，你有良心没有！”
“老子已经安排好了，出去有人“招待”你！”
“你敢说出去，让你一辈子背药罐罐！”
…………
雁雁一直哭。临放她走时望了一眼始终一言不发的我。她没想到一个共青团的干部居然也参与了这次恐吓行动。
天气渐渐转凉，进入九月，阴雨绵绵。九月九日下午四点，广播里播放出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英明的领袖毛**逝世的消息。刹时间，天黑地暗，哀乐低旋，到处是一片恸哭。我们都深深陷入在无比的悲痛中。农场没有象悼念周总理时扎花圈设灵堂，只让各班组织收听广播。那时，谭场长已经转业，知青中三分之一招工离开农场，各班残缺不全，农场不再整编。隔了两天，农场的全体知青到新民公社参加毛**追悼大会。晚上，我和卢大头（郭鸭子巳被招工）来到若比特的宿舍，哭了一阵儿便沉默不语，只顾狠劲儿地抽烟。我们一直认为，毛**跟一般人不一样，是不会死的。但，还是死了。这对我们打击很大。临走，若比特送我俩到门口，说：“我也想开了，毛**这么伟大的人说死就死，我们这些人算个逑毛。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枪打出头鸟啊，今后我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关于龙年的说法，你迷信也好，不迷信也好，一九七六年的这个龙年，是从我记事到如今，最多事之秋的一年。周总理逝世后朱老总逝世，天安门事件后唐山大地震，毛**逝世后粉碎“四人帮”，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对我们死水一潭似的农场来说，就像投进一颗颗石头，掀起一层层漪涟之后很快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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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城』
一九七七年～半年，我们也陆陆续续被招回城市。我分配到攀钢烧结厂，在子弟学校教书，卢大头在十九冶当了一名架子工，若比特去了矿～机械厂。在许许多多的知青中，或许我们是幸运的。告别凄凄冷冷的农场，回想起一幕幕壮怀～～、催人泪～的场面，我的心头涌出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参加工作以后，同学～往来少了，在新单位建立了新朋友，同学～见面的次数更少。一九七八年，我忙于考大学，家都很少回。若比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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