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低矮的土房内，终究不是生活的长久之计。大食堂一哄而散后，吃饭已由各户自理，每家不管几个人，一天二两米，生产做活由生产队长（已从互助组合作社转到生产队）统一安排，父亲天不亮就领着大姐去砍柴，回来后再去做活计。在思茅时哄大姐说，新平也有学校，回去再给你读书，害得她千里之遥把书背回来，回来后不但读不成书，还要砍柴做活为弟妹为家庭。二姐还小，在古城读小学二年级，后来三姐不会领我，父母又要做活计，读了一二年就辍学回来领我了。平时，也是三姐我两个在家玩，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庙门口摘些叶子之类的东西回家，在灶窝洞前“煮满满”（方言即煮饭）玩，从锅洞里夹出几个火炭，用万金油盒及当时很名贵的塑料胰子盒，把叶片放进去，加点水就煮，胰子盒一遇到火就烧化了，姐弟俩急得大哭，免不了受脾气爆燥的父亲的一顿责骂。

人生活在世上，好些坏些，有吃无吃，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家，能掩风蔽雨的家。在庙旁的老房子里，低矮**又黑暗，加上与旁边的沐四老奶不合，她嫌我哭得，经常与父母吵架。父亲心一横，决定另盖一间房子，经过与队上的领导协商，在村脚叫新园子的地方有了一块地基。父亲领着母亲和姐姐们，白天黑夜的苦干，打足板墙，砍木头皮柴，起早贪黑，忍饥挨饿的苦。当时父亲已带有哮喘病，母亲生我三天后就下田做活。没有做过建筑和木匠的父亲，凭他的聪明才智和吃苦精神，自己设计，自己上大梁木头和皮柴，有一次他不在家，母亲领着姐姐打足板，把包在墙内的柱子舂歪了，难以搬正，但多少年过去，现在还是好好的，足板墙舂得比较实在护住了。有一次走村串寨贩针头线脑和“狗舔糖”的小贩来了，我在大场园和小伴玩，忙去找父亲要钱，当时父亲正在铺房子的木头，给了我二分钱，欢天喜地的去了。

在那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相当困难的年代，父亲领着一家人，在边做队上的活计同时，不到半年时间，硬是盖起了一幢正三间的土撑房，时间应该里在1965年左右。门前有一棵弯脖子的桂花树，从我家房顶上可以爬上去摘花，当时门口应该有一口吊井，为方便赶街人过路，父亲把它填了。搬新家哪天，全家人欢天喜地，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东西搬的，坛坛罐罐，加上一些什物家俱，柴火之类杂物。我和三姐在庙门口用两根长一点的柴放在下面，把其它柴放在上面，一人抬一边搬下来新家。

从新平、平地、思茅再到新平，几次治家立业，几次抛弃再创业，足见父亲的能力和母亲的吃苦耐劳。有了一个家，今后有了归宿，只需要为生计而奔波了。

从我记事之日起，母亲的吃苦耐劳是村中出名的，不论做什么活计，都像做自己家中的一样认真诚实。挑柴、割草、挖田、栽秧，样样农活都出类拔萃，从不马虎，深得村人的敬佩。对丈夫百依百顺，对儿女关怀备至。

从小我就怪得要命，二姐领我领哭要多少次。背在背上边哭边往后坠，村人都说是最哭得最难领的一个小娃娃，住隔壁的沐四老奶说我哭吵她，天天骂我家成了她的日常生活，后来经有些老人出主意，说要帮我找一个“老干爹”（即找人重新起个小名），家中困难，无钱请人，母亲听说黄坡头有个大石头，有一间房子大，已经几千年修炼，有了灵性，终年香火不断，还会帮人起名字，就备上香火祭物，托人用纸片写了四五个名字，到大石头处，磕头祭拜之后，抱着我去抓搓成团的纸条，拿回来给人看后，说是“保福”两字，从此，我的小名就叫小保福，那个大石头就成了我的老干爹。多少年以后，林业局盖房子把老干爹炸了，听说大石头内部流出很多鲜红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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