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好几天没更新了，习惯性的继续涂鸦。昨天的文也是没更新，到现在一个字也没码。恍然间觉得自己像是把心丢了，不知道丢在了哪里，就像是一个缥缈的梦又像是穿越在了一个空虚的世界里。这中感觉怎么说呢？

真的不会形容，或者说能体会的到，可又说不出来。

整个世界像是很宁静，而整个人，我。跟没有灵魂的僵尸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喜怒哀乐，整个身体像是空虚的，或者说我就像是一个被控制了的机器，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情绪，就是这种感觉，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仿佛我就是一个幽灵，游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用没有任何思想的眼睛看着另一个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像我现在写的文字，没有主题也没有感觉。也不想继续写下去了，也许是累了。其实我也知道如果这样放弃了，或者说我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在继续写作，我不知道以后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最近几天，我发现我的思想正在逐渐的蜕变着，渐渐的蜕变了。或许最后蜕变为庸俗吧，我承认我讨厌甚至是厌恶庸俗，可是我恍然间发现我在蜕变。

突然间，我发现我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我是该考虑我要去做什么。可是我已经没有了思想，很久很久以前那颗不肯安宁的心，已经枯竭了。我已经没有澎湃的勇气，也没有了继续闯荡的力气。也许我是真的累了，需要做短暂的休息，也许我已经被打磨成了沙滩上随处可见俯首可即的沙子。

有要开始忙碌了，我不知道现在连载的《梧桐应恨夜来霜》还能否继续连载下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这就是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也就是我的可笑之处——自己的梦想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何以继续？这个问题，我在五年前就问过自己，这一次我又在问自己。

五年前，我不是学校里的好学生，也不是父母眼里的好儿子，更不是村里人看待的好孩子。五年之前，那个村庄或者放大一点，那一片厚厚的黄土上，每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不论是男还是女，他们都怀着一个梦想，而他们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抱着同样的冀望。上大学是那个时候的一种潮流，而分数是衡量一个人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孩子“好”与“坏”的唯一筹码。而我，在看不见的语言里，我清晰的听到他们说，这孩子现在完了。

是的，我完了，我也知道我完了，且是这辈子完了。

只是“完了”与“完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当我在我母亲眼睛里看到或者说读出“伤心”“绝望”这样的词汇时，我也曾想去“解释”一些什么，但是我做了落叶一般的疼，选择了沉默。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疼，在不属于自己的学校，我沉默的停留了三个学期。我终于在最后一次没有让我的父母“失望”的那到了两个绿色皮子的本子，那是我父亲最想看到的“结果”。

我始终疼着，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很疼。

在夜晚的火车上，我把脸贴在玻璃上，一片漆黑就像我的未来，如嘲讽一般的黑，我忍不住的泪流满面。那时午夜的时候，我的心在一起纠结着，撕裂着，我在哭泣，眼泪在告诉我，很疼，真的很疼。

当天亮的时候，我已经在西安的汽车站，时间告诉我过了一夜，距离告诉我已是千里之外。那一刻我有了“回去”的冲动，但只在心底荡漾了刹那间，事实告诉我已经没有回去的路了。我就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人一般的惶恐，理智就像**的魔鬼，它在一边又一边的告诉我，我丢了一种东西，是这辈子不可能寻找回来的东西，随之是破碎的心，它就如一个易碎的瓷器一般的摔在了冰凉的砖块上。那时十一月的天气，真的很冷，冷的有些无法抵抗。

黄昏的时候，我站在陌生的马路边，身边的人告诉我到达终点站了——山西。

身体即将在这里停留，可我却找不到心了，它随着浪在漂浮，我的心海上的浮萍，找不到了港湾，也回不了家的在漂浮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知道我要去那里，我更不知道那里是属于我的港湾。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记得大人们说，那是正美的季节。可是我已经枯萎了。

我在所谓的工厂里面，在风沙漫天的世界里，一块一块的抱着铺路的砖块，我哭了。

第一次发工资，五百多块。记得身边的人，或者说我的“同学”走在路边洋溢着劳动成果的喜悦，可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想的是还留在初中的她，那一刻我有了有生第一次的后悔和遗憾。而我清楚的知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拉开的，且是越拉越远。有些东西在失去以后，只能说，我拥有过就足够了。

每当黄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担心，甚至是害怕——天，又要黑了。从那个时候，我迷恋上了月光，喜欢上了眨着眼睛的星星。我就像传说中的鲛人，对月泣珠。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了抽烟，喝酒。记得我母亲曾经说，我她很放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抽烟。可是现在她不说了，换成了烟要是戒不了就尽可能的少抽。流浪在别人的街道，抽了抽烟取暖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蜕变了微笑。

过年的时候，我没回家。我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季了一张照片回了家。

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八。

一个星期之后，母亲打了电话，她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啜”，像是谁惹了我，说不知道是照片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我瘦了很多。是的，我的确瘦了很多，但我没那么说，遥远的距离再长的电话线，我想母亲是看不到的，我说可能是照相的技术不好。

第二年的七月，我到了山东。

那一次，我知道他们都很失望，我就是这么的不孝。

我也很清楚这一走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想管那么多。我把那两个绿色的本子带回了家，像是在讽刺一般的让别人捎回家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可是我知道我已经说了，用我的行动说明了一切——我不指望那那东西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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