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书记明白了。大概就是这个原故，才产生了那封匿名的告状信。从柳学群的谈话中看出，他无疑做得是对的。但是，祝书记反问道：“嗯，记者嘛，这些人的确是‘无冕之王’啊，学群，咱们是得罪不起的。”

柳学群有些不服气地说：“祝书记，什么‘无冕之王’？在我们国家里，新闻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记者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就是说谁都没有特权的。”

尽管祝书记偏爱上面来的记者，但他面对柳学群不依不饶地倔强劲头却无话可说。他被柳学群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说服了，他想了再想，不能出面为记者的那种做法进行辩护，只好由他去了。这时，他看看无所畏惧的柳学群，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宣传战线的老兵，自打圆场地说：“哎，学群啊，我虽然没有具体的调查这件事，如果你没有隐瞒真实情况的话，你对他们的管理和监督无疑是对的。”

柳学群似乎明白了祝书记同他谈话的真实原因了。他笑着说：“祝书记，谢谢您的理解！大概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他们对我的控告信。”

祝书记笑笑说：“是吗？如果他们真会这样做，那你就放心好了，你干你的，他告他的。告状也是人家的一种权利嘛，就如同你监督他们一样。”

不久，组织部发出了柳学群兼任旭丽市文协**、党组书记的通知。从此，他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虽然市委明确柳学群的主要工作仍在宣传部，文协的日常事务由副**主持，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大胆放手。但是，他要以文协主要负责人的名义对市委负责，对旭丽市的文艺工作负责。所以，柳学群不能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

同柳学群一起在市文协搭班子的是专职副**杨从政。他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受到了撤职处分，在经历了十年时间的考验和锻炼后，他又一次复出了，与柳学群一同来文协任职。

他们俩是届中接任工作，但本届文协任期在他们手里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时间太短促了，而任务却很繁重。柳学群和杨从政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与愿望，就是要在仅有的届满前的空间里，把文协的各项工作做好，干出一点像样的成绩来，为发展和繁荣旭丽的文艺事业，做出他们的努力。

杨从政刚刚有了一个重新工作的机会，一心要彻底洗雪80年代末的那场奇耻大辱给他带来的政治损害。而要实现他的这一目标，他必须迈出稳健扎实地第一步：深深地记取教训，牢牢地站稳脚根，切切实实地做出一点成绩，以赢得机关干部的信任，特别是取得“班长”柳学群的赏识和文艺界的广泛认同！

他俩刚刚上任，提到眼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急需恢复文协机关的文艺刊物。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央央大市，没有一份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就如同没有培育与繁荣文艺创作的苗圃、温床和园地一样，要扶持文艺创作的幼苗茁壮成长将是一句空话。目前，机关现有一个发表文艺作品的内刊，它只是把一些好的作品选登出来，作为内部交流与赠送使用，不能堂堂正正地走进市场去销售。所以，它的经费全靠机关的一点事业费来供养，显然难当此重任。所以，申请恢复被停刊的那个全国公开发行的刊号，就成为新的领导班子面临的一件大事。

柳学群、杨从政与俩位专业作家副**姚遇盛、汪成功几经商量，决定在现有内刊的基础上，创办一个取名《晨窗》的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以取弃旧图新，改革开放之意----一经决定下来，杨从政就有一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紧迫感，马不停蹄地在省上和北京去活动。

杨从政知道这是他复出后立功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他一定要快速高效、低成本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于是，他给自己新立一个办事原则：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要办事。他放弃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吃住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所在地。有意避开了宾馆和饭店的诱惑，连续20多天在大街上吃快餐盒饭，在背街小巷居委会开办的旅店里睡便铺，为的是能够给机关节省几个出差费。他利用自己过去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过，因而熟悉审批机关大小人物的优势，今天拜访这个，明天拜访那个，从期刊管理局的干事、处长到局长，不厌其烦地逐级、逐人一一汇报。他把旭丽市文艺创作队伍发展的状况，内刊不能走进市场而对文艺创作事业的制约等现实必要性；把现在市委重新任命了文协领导班子，编辑队伍得到整顿和充实，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完全能够坚持正确办刊方针等实际可能性，叙述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强调在旭丽市办一个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晨窗》的条件，早早已经具备。使人感到这个刊物不批不行，迟批也不行。

尽管主管的同志没有拒绝他的意思，但杨从政还是放心不下。白天跑他们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地汇报，晚上就提着礼品袋到人家屋里去做感情联络。那种不厌其烦和寻情钻眼地劲头，就像给他家里办事一样认真负责。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总是不见期刊管理局明确肯定的批复下来。这使杨从政想起时下流行的办事规程----请客吃饭。“喝上一顿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只要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的顺口溜，立刻回响在他的耳际，使他想起了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看来光是热情汇报，外加送点小礼品什么的，不一定能够办成事，常言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无疑请客吃饭就是办成事的一个有力“支点”了！为了旭丽市文艺创作事业，不能叫人家看到杨从政副**原来是个吝啬鬼，办事不懂规矩。因此，他不得不忍痛大出血，花3000多元，在北京一家饭店请了期刊管理局头头脑脑一次客。

杨从政平时就爱喝两口，有点嗜酒如命的味道。但他却患有酒精过敏症，一杯下肚，满脸通红，连脖子也不例外。对这种现象，他曾听人说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说喝酒常红脸的人，是酒精挥发快，不容易醉酒，是能喝酒的表现。他大概就是这类人了；二是说那种常红脸的人，他的血液中缺乏两种分解酒精的酶：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所以他对酒精特别敏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这种人得胃癌的机率要比正常人大几十倍。所以，这种人还是不喝酒为好。平时，杨从政就以此为戒，常常警告自己。现在，他顾不了得不得癌症和它的机率高低的问题，即使机率大100倍也好，眼下为了旭丽市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这点自我牺牲也是值的，常言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

这天，他一定要在酒桌上施展他的一番劝酒功夫，制造出一种无拘无束，尽情畅饮的欢快气氛，以便促成刊号批复的及早到来。所以，当凉菜一经上齐，他就站起来举着酒杯说：

“诸位领导和诸位朋友,你们今天能够赏脸光临，兄弟我十分荣幸和感谢！这薄酒一杯，便饭一餐，不成敬意了。现在我提议：为了黄局长的健康，为了王处长和各位的远大前程，为了我们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干杯！”

杨从政第一个喝了个杯底朝天，然后他笑道：“大家看啊，要是滴一点，罚我一大碗。”

餐桌上的人大都**挨了挨酒杯，做了做样子，就开始吃菜了。

杨从政抓紧时机逐个敬酒。每到一人面前都要说一句决不重复前边的祝酒辞。他第一个给坐在主宾席上的黄局长敬酒说：“尊敬的黄局长，我代表旭丽市文艺界敬您一杯：文艺创作要繁荣，没有期刊哪能行？万事具备欠东风，局长支持百事通！”

说完他又把一大杯先干了！黄局长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虽然发出了“吱吱”的响声，但杨从政凭经验知道他在作假，但对局长不能死心眼，这里需要的是灵活得体的应变策略。

于是，杨从政补充说：“黄局长啊，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算多少！”

杨从政再向坐在他身边的期刊管理处王处长敬酒说：“王处长，咱们有多年的交往啊，是老相识了。人常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薄，喝不着’。我们俩是感情厚，喝不够；感情深，一口闷嗷。”

于是，杨从政举起杯来，在大家的笑声中一饮而尽。王处长说他的胃炎近日又犯了，滴酒不能沾。杨从政哪能同意，要服务小姐拿来几桶《杏仁露》，“砰”地一声打开封口说：“那有不喝之理？人常说，‘滋溜一响，有话好讲，滴酒不进，事情难弄’。不过处长胃有毛病，情有可原，只能以水代酒了。这就是说：‘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只要感情好，可喝多来可喝少’！”

王处长勉勉强强地喝了一口。杨从政看到他在敷衍，余兴未尽地开玩笑说：“黄局长，看看你带的好兵，能喝白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咋能要？一口只喝一少半，这样的干部要锻炼！”

黄局长笑笑说：“杨从政啊，你真不愧是文协的副**，简直说得头头是道嘛！”

杨从政硬是挺着红得发紫的面孔，轮番向各位干事一一敬酒，敬酒辞不仅因工作岗位而有别，而且因被敬者的性别不同而各异。可以说每一句都措词得当，恰到好处，他好像事先进行了周密排练和反复背诵过似的，是那么流畅通达，那么恰当到位。这使在场的客人真正见识了杨从政的“外交”能力和公关才干，看到了他酒文化知识的渊博与酒场经历的丰厚，显示了他是一名久经宴会“沙场”的“吃喝员”。

的确是这样。杨从政在做首都《工人日报》驻旭丽市记者的时候，每到一地采访，谁家不是前呼后拥，酒席相待呢？真是“天天有人宴请，顿顿酒肉佐餐”！今天的宴请场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战斗的插曲而已。

“哎，杨副**，听说你们旭丽市有800多万人口，”酒足饭饱之后，黄局长在起身离开餐桌之前，问了杨从政有关情况，然后他对期刊管理处王处长说，“他们过去的刊物停刊已经有八、九年之久了吧，从现在办内刊以来的反映看，好像还不错。能不能恢复办公开刊物，你们抓紧研究一下，给他们一个答复。杨副**，你今天这钱花得冤枉，我不是给你早有这个表态吗？”

“哪里哪里！冤枉，冤枉什么？”杨从政一听黄局长终于表态同意了，喜出望外地说，“难得在一起聚聚，认识一下很应该的。既然是朋友相互认识嘛，就应该有一个场合，有一种氛围。在一起吃顿便饭就是一个理想的场合，一种很合适的氛围，你们说是不是？”

千万别小看杨从政这一手段所产生的办事效率。多少天都没有办成的事，就在酒席间的谈笑风生中，在杯盘狼藉之后，终于有了眉目。

拿到出版局的批文后，杨从政反倒对自己的工作有点不满意了。他感到批复刊号的过程有点太长，时间拖得太久，使柳学群**与文协的同志牵挂太多。他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大家对他办事能力的质疑，那就得不偿失了。其实，这件事从讨论到拿到北京准办《晨窗》的刊号批文，还不到两个月。

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不久，一个面目全新，设计大气，风格清雅，印刷精美的公开发行的文艺期刊《晨窗》，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使全市为数众多的业余作者有了自己发表作品的阵地，有了相互切磋创作经验的场所。旭丽的文艺事业如同久旱逢甘淋一样，掀起了一个专业作者与业余作者相结合的创作热潮。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不少稿件，前来探讨文艺创作的业余作者显著增多。文协真正成为旭丽文艺家的活动基地。

对于这一成就的取得，谁都知道得益于杨从政副**的努力。柳学群在一次总结工作时说：“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晨窗》刊物的诞生实属不易，它不是你想办就能办成的事，它要经省上同意，还要北京的主管机关批准，大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绝不能使它在中途再出现过去的波折，往昔的那个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这次《晨窗》刊号的得来，要不是杨从政副**广泛地社会关系，竭尽全力地活动，和他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它也可能还在酝酿讨论之中。因此，我提议，大家为杨从政副**的努力表示衷心地感谢！”

这的确不是一番客套话。从柳学群的内心来说，在《晨窗》杂志的出版上，杨从政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他深深地感到这个人很有干劲和魄力，切实履行了他的诺言，是一位得力的助手。有了他的有力配合与支持，文协的各项工作不会搞不好的。

但是，一个新的刊物刚刚创办起来，就像一个新生儿，还非常幼小虚弱，要它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走进市场，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的经费自理目标，还只是将来的事情。所以，一个沉重的费用负担，使文协有限的事业经费不堪忍受。每出一期，印刷费加上稿费，要花掉机关事业费五、六万元之多，一年六期算下来就要吃掉全部事业费的几乎一半！其他艺术门类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呀？

于是，柳学群急切地感受到刊物经费改革的迫切性。他从机构改革的精神中知道，事业要向市场靠拢，依靠市场积累资金来发展事业。刊物无疑是文艺事业的一部分，只能走这一条路。这表面上虽是机关经费不能包养刊物经费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现实生活指明了文艺事业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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