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学群知道，于部长强调部里工作重要性的含义，更理解他所说的“后继有人”、“空投”与“进口”等措辞所暗示的寓意。于是，他赶紧表明他的心迹说：“于部长，我拥护市委的这个安排。正像下面有人说的那样，我是‘四稍’干部，而楚天雄是‘四多’干部嘛，优先考虑他自然是对的，我能正确理解，你不必担心。”

于部长说：“那好，那好，你说得对极了。不过那个‘四稍’和‘四多’的所谓‘硬件’的议论，你也不必太在意，那只是一些人的个人看法，是民间‘组织部’的街谈巷议，我敢保证，作为市委一级党组织，其实并没有这样去看你。但是，你也许知道人心是杆秤，无风不起浪的，我们总不能说‘民间’的反映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吧，这或许就是民意的一种反映了。”

柳学群急忙把话题岔开，把刚刚筹备小组会上确定的几个问题，向于相雄做了汇报，他表示赞同。

在有线电视台正式播出的前五天，以旭丽市委、市政府名义举行了旭丽市有线电视台成立暨组稿大会。会上于部长宣布了楚天雄兼任广电局代局长、有线电视台台长；武先润任副台长的决定。

楚天雄一身三任的消息像一声惊雷，在旭丽市市级机关再次引起了轰动，舆论又一次哗然。但令人们更为不解的是，楚天雄在此事后的不久，又一次成为新任市长祝建兰物色市长助理的人选。

选调市长助理是市长祝建兰的点子。由于旭丽市委书记李剑锋赴中央党校学习，省委组织部通知市委副书记、市长祝建兰主持旭丽市委的全盘工作。

在1999年初，祝建兰到旭丽市上任不久，就要求组织部配备长期缺额的市长助理，以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但在组织部就要动手物色人选的时候，却接到祝市长暂停物色具体人选的指示，要他们抽出一名干部处长跟他一起跑跑情况后再定。组织部不明其中的原因，就暂时放了下来，抽人跟市长下去工作。

祝建兰今年54岁，西服笔挺，领带殷红。只是那黑白兼有的头发，在暗暗炫耀着他的真实年龄。他目光炯炯，精力充沛，可以连续开几个夜车而白天不休息。他从青年时期养成的那种说一不二，说干就干，决不拖沓的行为准则，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有人形象地说他那一套大刀阔斧的作风，是“抡脱铆”。

祝市长是从省外调来旭丽工作的。他在机关一露面，就带来了他长期养成的缕缕新风。他开会对时间要求得很严格、很准确，谁也不能迟到，迟到了就要补课，就要挨批。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应他的要求，在市委会议厅（市委与市政府合用一个会议厅）前排的一角，设立了一块高高耸立、白底红字的《迟到席》牌子。凡是开会迟到者，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什么原因，一律要在此席位就座，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原谅和商量的余地。在此就坐的这些人，在会后要留下来，一一向会议的主持者说明迟到的原因，除了进行必要的会议精神补课外，还要他们提出改掉迟到现象的措施。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参加专门的学习班，进行组织纪律的培训。祝市长在一次给《迟到席》就座干部补课的讲话中说：

“各位尊敬的迟到者：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是干什么？是在搞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说这是与自然界的一场经济斗争，但丝毫不亚于战争年代对时间准确性的要求。大家都看过战争年代的电影吧，常常看到在战役和战斗打响的决战前夕，首长与下属们要相互对对表，因为**与退却的时间是不能差分差秒的。不然就要多流血，就要丢掉多少战士的宝贵生命，就要失败。可以说那时的时间概念是血淋淋的。现在是和平年代，在搞经济建设，人们对时间的观念变化了，它似乎不再那么无情了，不再同血淋淋的残酷无情联系起来，所以就自我懈怠了。实际情况如何呢？是宽松了还是严格了？我看同样是严格的，同样是无情的。你去坐火车、坐飞机，它可不管你的官衔，几点几分开动就几点几分开动，绝对不会等你的。你去跟外商谈判，一定得准时到场，如果拖泥带水的话，人家早都离开了谈判桌，拜拜了。所以，大家要像战争年代一样，需要经常地对对表。搞现代化，要在时间观念上先现代化。历史早都进入了信息时代，不能再沿袭小农经济时代的时间观念，‘上午’‘下午’和‘晚上’，‘8点开会9点到，10点才来作报告’，这样的时间概念不能再延用了。这‘上午’‘下午’，一个时间段都是4、5个小时以上，‘晚上’就有8、9个小时，不执行准确的时间要求，人家怎么准确把握？这是一种松松垮垮地陋习，是小农经济制度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包袱。战争年代的时间准不准确，关系着一场战斗和战役的胜败，是少损失还是伤亡惨重的问题。今天的时间准不准确，严重性虽不是战争年代那样直观，那样可怕，但也不是模棱两可，同样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搞了几期这样的培训后，在《迟到席》就座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开会迟到的现象被杜绝。但那块高高耸立的《迟到席》牌子，依然树在那里，余威犹存。

祝市长开会讲话，要求与会者要与他一起思考，专心致志，鸦雀无声，认真地做笔记。现在机关不少干部油条惯了，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那只是说说而已，吓唬吓唬老实人罢了。说归说干归干的事多着呢，有谁来管过兑现过？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谁知道这些干部这一回打错了主意。

一次，市上开完大会后不久，祝市长带人到宣传部召开干部大会，进行会议精神传达情况的检查。他向与会者每人发了几张纸，然后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昨天他在大会上都讲了些什么主要的精神。要在场的干部择其要点写在纸上。

这使干部们大为吃惊。但市长亲自来检查，没有谁敢出面违抗不从。凡认真听讲并做了记录的干部，可就沾了大便宜，他可以翻开笔记本看，写得头头是道。记得差的人还能够把他所讲观点的标题大体上写得出来，也算是马马虎虎地过得去。有些记得好点的人，还能在每个标题和观点下，写上一些较为具体的内容，类似大一二三,再加上小123。但没有做记录的干部就傻了眼，凭脑子里的印象写，没有点点，更没有一二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丢三落四，前言不搭后语地胡拉乱扯。难为得满头大汗。

答卷收缴后，祝市长带来的工作人员现场做了答卷评分和分类统计。20%的人回答得很好；39%的人回答得基本上可以；41%的人回答得马马虎虎，很不确切，甚至有不少错误。祝市长看后讲到：

“我的同志们呀，你们都是些笔杆子和理论家啊，是在意识形态参谋部里工作的秀才，是应该知道怎么做正确宣传的。我要你们把我讲的精神记正确，这是做好宣传工作的本钱。我这样做，不是特别苛求于大家，太不近人情，也不是我讲的话新鲜的不得了，正确的不得了，是金科玉律！我是在传达中央全会和省委全会的精神，是马虎不得的，含糊不得的。要说有什么金科玉律，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金科玉律，弄错不得，违反不得。你们都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骨干，我传达的这些精神是要通过你们之手，向全市进行宣传贯彻的。结果你们自己都记得支离破碎，缺胳膊少腿，你们想想，这个宣传会有效果吗，会有好的效果吗？”

此后，祝市长相继检查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办公厅等单位，大体情况与宣传部相差无几。旭丽市委、市政府办公厅把祝市长这几次抽查的结果和他的讲话印发全市，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地震动。使会场上长期形成的那种“台上大声讲、认真讲，台下小声说、一直说；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会议“癌症”，大为改观。

祝市长思维锐敏。他口头表达富于情感，思辩色彩很浓，很有吸引力，具有很高的演讲水平。他对文字要求缜密而严谨，在大小会上讲话，他不用秘书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来照本宣科。他有自己写的讲话提纲，但要求工作人员要搞好现场记录，会后就能够拿出一个好的记录稿送审。这个工作量很大，文字水平要求也高。它既不能照搬讲话，又不能走样，还不能重复过去他讲过的内容（尽管当时他口头上讲到了）。总之，要有很强的笔记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的人来完成。有时他一连跑几个区县，下乡下厂三、五天，看了听了都要讲一篇话。加之市委这边的文件很多，都需要有人帮助他来处理，他真有点应接不暇。正是鉴于这种需要，他才提出选配那名长期缺额的市长助理。

祝市长工作作风上的这些新情况、新特点，使组织部参与跑基层的干部处长豁然开朗了。原来他暂停选择市长助理人选，就是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他对市长助理在才干方面的具体要求。这样的人才到哪里去找呢？组织部考虑再三，还是从具有藏龙卧虎之称的宣传部来找吧。这里是市级机关干部学历最高的部门，它们的文字水平、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准，都在市级机关首屈一指。组织部把这个意见汇报给祝市长后，他欣然同意了，要他们抓紧工作，很快把人调配好。于是，组织部确定从宣传部现有的两名副部长----楚天雄、柳学群之中，选择一名来市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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