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的门杯酒倒在一只碗里，倒满一杯啤酒，走过去说，来，副总，敬你一杯，祝你身体乖棒，吃嘛嘛香。满堂哄笑，副总的小情人阿珍笑的花枝招展，那两砣肉在衣服里做巨烈运动。我想，真她妈的骚，吃大陆的水土长的好好的一对波，不奉献给自己人。却崇洋媚外，委身一个台湾老头子。这人世间，公平何在？我们生得身高五民，英武不凡，却只能夜夜自摸，真枪空鸣。而这些老头子们已经完成了繁衍生息的重任，**本该早就下班了，却仍然胡作非为。副总眯着眼睛笑了笑，嘴里喷着酒气说，我，我喝得有点多了，晚上还有节目，不能，不能再喝了。我把举出去的杯子停在半空中，向前伸不是，收回来也不是。心生怨恨：老东西！敬你酒是看得起你，给你脸你他妈的不要脸！这时，常总旁边的一个女人说话了，她举着杯子站起来说，“副总今天晚上喝得够多了，来，我代副总喝一杯”。我悻悻地收回手，和那女人相视一笑，把一杯酒闷干了下去。那个女人叫肖春花，名义上是常总的情人，同时也是我的情人。刚把这杯喝完，副总的小情人阿珍又发话了，说，来，赵司机，我代副总回敬你一杯。我和她碰了碰杯，阿珍喝酒的时候飞快地望了我一眼，我心说，喝酒就喝酒，小贱人！看我作什么？把两只波奉献给台湾人，这是他妈的十几亿大陆人民的羞耻！

红日公司是一个台湾人开的五金厂。主要做铁网，专为多媒体行业服务。在这个行业里还是有点特色的。模具开的超级过硬，什么不锈钢，镀锌板，冷扎板，PVC，铝合金，这个厂都能冲。大孔冲到6.0，小孔冲到0.6。正反两面绝对不毛剌，技术成熟的已至最高境界。1994年从台湾进入深圳，后来，嫌深圳房租贵，又迁移至深圳周边。先后发展已至14年。基本上都是做台湾厂的生意。按说，以这样的硬件和软件工厂会急剧发展壮大才对的。可14年过去了，工厂依然是个中小型企业。连台干和清洁工人算起来，最高峰也没过过150人的大关。租了一幢厂房和宿舍。厂房小的可怜，顶上连点混凝土也没有，盖着一张灰铁皮。远看有点像鸟巢，近看是个蒙古包。

老板姓常，名胜利。听说是什么台南还是台北大学毕业的，搞管理不怎么样，对生产也不是很懂，却拉得一手小提琴，最擅长的曲目是《梁祝》，绝对行云流水，哀婉凄凉，堪比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我们虽然不是很喜欢他，但喜欢他的琴声。每逢过节，或厂里接到较为可观的订单，我们常总都要给我们登台献艺，抚琴一曲。

副总姓林，名富有。长的矮墩墩的，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我们在背地里都叫他“小钢炮”，不过，说真的，他对人还是蛮和气的。听说，林家和常家在台湾是世交。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时候，常家和林家结伴逃离。在一次混乱中，常家受伤，是林富有的爸爸把常胜利的爸爸背着去了台湾。从此，两家结为百年好合。后来，林家家道败落，富有不再，在台湾混的也不像人样。林富有就受常家力邀，来大陆做了红日公司的副总经理。

这人外表歉卑，谈吐有方。红日公司的大小事务，除了财务基本上都是由他在决定的。业务方面，也是全部仰仗着他。广东全省，有用到这方面产品的企业，只要是台资的，他基本上都去拜访过。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工厂一直也显得忙忙碌碌的，可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老板开的是几万元的雪铁龙，车身单薄，小巧玲珑，有一次大风中过虎门大桥，差一点以身殉海。除了车牌好，别的方面不值一提。最可笑的是，听说，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厂里没钱发工资了，工人们堵在厂门口讨伐他，我们常总马上电告台湾，寻求支援。他妈咪马上从台湾电汇过来20万，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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