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极“左”路线的误导下，当时唯成份论非常严重，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人为的将人们分成“红五类”（即出身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叶翎曾对自己所谓“红五类”的出身还沾沾自喜过，对丈夫余安君的“黑五类”出身深感遗憾过。

进入八月，天气更加炎热。高空中时不时地漂浮着厚重的像铅一样的乌云，人们都盼望好好下一场雨，洗刷一下凝聚在空气中污浊的灰尘，黄沙，但是雨总也下不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车轮却没有因为天气的炎热，人们的困惑而放慢它前进的脚步，而是以超前的速度加快了它的步伐，有些事的发生和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预测范围。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革活动的通知》，规定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这个通知一发出，全国各地的学生蜂拥而上，奔赴北京。北京的大批学生纷纷到全国各地串联、“点火”，建立“联络站”。红卫兵大规模地串联开始后，给全国各个城市增加了额外负担，铁路运输也不正常了。

几天后，乌市人民广场开始昼夜大辩论。参加大辩论的除本市的人员外，大部分是从外地来这里串联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们。这些学生们将全新的观点、学说带到边疆，煽风点火，播种“革命”的火种，使这里的人们更加心旗摇动，一场大规模的动乱在酝酿中

叶翎居住的地方离广场很近，这种昼夜辩论的吵杂声依稀可以听到。她带着一种好奇心，有时也去广场听辩论，然后静静地进行思考。

那些参加辩论的人，先围成一个圆圈，自报工作单位、职业、家庭出身，就当前的时局展开辩论。有时，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为一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他们慷慨激昂，借古论今，侃侃而谈，不失时机地穿插一些毛**语录。往往用自己雄辩的口才，正确的理论把参加辩论的对方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灰溜溜地退出会场，获得围观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有时刚一接触辩论议题，话不投机就开始起哄，大声喊叫，把对方哄出辩论场地。

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根本不敢加入到这种场合。那时还没有出现武斗现象，只是“文斗”，只是耍耍嘴皮子功夫。

叶翎二姐的两个姑娘，二十岁的大姑娘蓝珠正在上大学，被迫停学“闹革命”，只好待业在家。她性格稳重，腼腆，语言很少，不喜欢社会活动。

二姑娘蓝芝高中毕业后等待考大学，但是，当时形势已经混乱不堪，考大学的愿望遥遥无期。

那年蓝芝十八岁，天真无邪，非常单纯。她长着一双留恋顾盼、美丽的眼睛。她性格温和，对人说话从来是细声细语地娓娓道来。她身材高条，恬静聪慧可爱。她和同学们投入到运动中去，每天四处奔波，搞串联，搞调查，整材料，写东西，忙的不亦乐乎。

蓝芝每天早出晚归，有时搞调查下乡几天不回来。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最初由感冒引起的中耳炎，因繁忙未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加重，最后并发成败血症，只好住院治疗。

金秋十月，一场瓢泼大雨荡去了暑热。塞外的寒风带着丝丝凉意预示着严冬即将来临，人们已经增添了衣服。

形势更加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叶翎昼夜难眠，思虑重重。她急于返回内地，但车票很难买到。亲人们劝她留在乌市过冬，叶翎决定不再逗留下去。一则他的身体状况不宜在这里过冬；二则她不放心丈夫余安君，她和他失去联系已经两个多月了。这期间叶翎给他写了多次信，也给她的好友刘茹屏写过信，但一直未收到他们的来信。叶翎有一种隐隐地不详的预感。

看到叶翎焦虑不安的样子，她的二姐四处托人给她买车票。一天，二姐的同事终于送来了车票，叶翎的一颗心总算放下。行前，叶翎的二姐家做了一桌子菜为她饯行，正在住院的蓝芝也回来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吃饭时，忽然蓝芝爆发了剧烈的咳嗽，从外间房子跑到里间房。一家人只得放下饭碗，无助地看着她在**痛苦的揪成一团，滚来滚去的咳嗽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发作过后，恢复平静的她，一丝惨淡的笑意浮现在她美丽而瘦削的脸上。这顿饭他们吃的无滋无味，心事重重。

叶翎临行前，蓝芝拉着她的手无限留恋地把她送了一段路，显得有些伤感，谁知这竟成了她们最后的诀别！

就在叶翎要离开乌市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大姐十六岁的二女儿任华天真活泼，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听说姨姨要走，那天从插队的乡下回来了。

她对叶翎说：“姨姨，你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发展，现在不准留长发，你把辫子剪了吧，不然到了火车上，红卫兵会给你剪掉一个留下一个的，那多难看呀。”

叶翎有些不舍，反复看着自己留了十年的长及腿弯的辫子，没下最后决心。

一天叶翎正在伏案看书，任华偷偷地从后面猛不防剪去了她的一绺头发，咯咯嬉笑着说：“姨姨，为了不使你在半路上难看，我先下手为强了。”叶翎为之骄傲的双辫子，在破“四旧”的风头上，只得剪成齐耳的革命头。

叶翎在未回来之前，就决定这次回故乡定要给父母上坟祭奠。但是当时正值“破四旧”的风头上，不敢公开去上坟。甥女说上坟祭奠、花圈、烧香、磕头都属于“四旧”范围，是禁止的。市场上根本没有卖花圈、纸钱、祭奠物的。没有这些东西又怎能代表上坟的诚意呢。

叶翎的大姐心灵手巧，做了一个小花圈，卖了一些日常用的白纸和食品。在去坟地前，如何把这个小小的花圈送到坟地，他们发了愁。花圈虽小，但它毕竟是祭奠物之类的东西。最后决定叫7岁的小外甥事先从小巷子拿到坟上去，免得碰上红卫兵惹麻烦。

在“破四旧”的风口浪尖上，叶翎破例给父母上了坟、摆了供品，磕了头。虽然违反当时的风俗，破坏了“破四旧”的规定，但在偏僻的墓地，他们都心存侥幸心理，期盼不要叫红卫兵看见。

注解：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在北京市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合作开辟了一个专栏，起名叫“三家村札记”。三人轮流写稿，每次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意在丰富活跃刊物内容，提高阅读量。

1966年在江青的指挥下，“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遭到残酷的迫害。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恢复了他们三人的政治名誉和职务，为邓拓、吴晗召开了追悼会。

四家店是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在文革前后给罗列的所谓“罪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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