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件事和谷子有关。某天早上，她无意间看到A报上的一则招聘广告：社会新闻部要招记者若干名。于是，谷子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维多。

维多很兴奋，因为她再也不想在这个该死的XX报社该死的文化部呆了。她甚至很个性地扬言：即使文化部马上留她下来做记者、做首席记者，她也会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因为，她太不适合当娱记了（7年后的她回忆，这只是当年故做清高的幼稚想法而已。娱记有什么不好？这个文化娱乐经济的时代，一个充满了**与挑战的工作，满眼的美色和潮流，丰厚的红包和稿分，大把的各类演出门票让业余时间充实得尖叫。或者，甚至，更幸运地，与某位大牌明星、经纪人、导演什么的投缘，从此改变自己的平凡人生。当时不是也传某报一首席娱记与某女星的绯闻吗？）

不过，张维多没有那种光彩夺目的命。她的命运注定要脚踏实地地从最苦最累的社会新闻记者干起，连续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日，每个月拿几百元钱的工资，然后等待着机遇与命运的不断变化，向着自己梦寐的电梯公寓迈进，哪怕只租一个月，维多觉得自己梦里也能笑醒。

维多和谷子各自准备了一口袋资料冲向了A报。接待她们的主任只简单地翻了一下资料就让她们第2天来上班。她们后来知道，这次招进来的人有十几二十个，基本上来报到的都给了一次机会。反正试用期没有基本工资，跑多少稿分就给多少钱，第三个月达不到25分就继续试用或者走人，报社也没什么损失。

这些新进来的实习记者不分口子，要么接热线电话要么自己找线索。对于这些第一次接触新闻的大学生们来说根本无法入手。所以过了几天，就自动走了几个，过了一个月，走了一半。到第三个月，维多也辞职的时候，报社只剩了几个她当初的战友了。

当时，主任根本没问维多要毕业证查看就让她开工了，这件可大可小的疏忽确实对她的以后的人生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如果当时，主任再仔细一点，维多就会继续当她的实习生而体会不到做一个记者独立跑新闻写稿子的乐趣，和XX报社同样的经历也许会让意气用事的她厌倦这个行业和职业从而转行；另外，她也不会体会到自己挣稿分冲及格保饭碗的压力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困难和挫折，这对她以后毕业后真正在东莞打拼有不少的铺垫作用。

所以，她相信，一切都是注定的，高考没考上川大广告系是注定的，学到新闻是注定的，A报在她对XX晚报已经完全厌倦的时候招人是注定的，主任没看她的毕业证是注定的，包括她后来离开A报也是注定的。

怎么看，都觉得她的这个“注定”有点为自己的失败、冲动、自我甚至懒惰找借口的意味。

不过，她还是很阿Q地接受了，接受了自己和命运对她的种种安排，一路笑着走到今天。

和谷子从A报出来，才中午11点多，一人吃了一份盖浇饭。5块钱一份的盖浇饭份量实在太多，连维多同志都“米”不完。

吃完饭，兴奋难奈的她想找谷子去哪里庆祝一下。她的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月后第一次发工资的情景：她卖力地跑了一个月，不仅达到了第一个月的及格线10分，还超了很多很多，就像红苕的实习老师杨记者一样。她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准备请兄弟伙到哪里去狠狠腐败。

所以，今天的庆祝，就像信用卡透支一样，透支一点金钱和幻想，从而树立起从明天起吃苦耐劳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她的逻辑，永远都是那样的享乐主义。

可是，19岁的谷子要回去庆祝爸爸的生日。

维多不想在“地牢”中浪费了自己的好心情，于是去了红苕他们家。

红苕估计还奔跑在蓉城的大街小巷。此时，已是金秋的九月底，秋意渐凉，采访也比三伏天习惯和轻松了一些。

老张去会某个老同学去了。不用猜，一定是个女生。在女孩子面前，老张永远是最温柔和细心的，所以，他极有女人缘。

老王一个人在家，开了大门，就钻进他那间屋子去研究那些高深莫测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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