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六下午六点来钟的光景，洛东路临街的53号院门口，李建忠半倚半躺在一把黄色旧藤椅半圆的椅背里，悠闲地守着修车摊子。闷热的天气在心理上给了他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可以惫懒的理由，而背后一间‘有模有样’发型室投下的一大片阴影，更是为这理由加了一道保障。春去秋来，自从三轮车厂倒闭以来，这种闲散的日子已过了十来年了。

建忠家老爷子六年前，五十七岁上死的，建忠和兄弟建勇偷偷把尸体拉回农村老家埋了。李老先生在世之时当过向阳区三轮车厂厂长，把农村的老婆孩子接到城里弄成了商品粮户口，把大字不识几个的建忠安排进了厂。后来改革开放，不知怎么改着开着这个大集体厂子就慢慢不行了，没几年，李老先生由于长年辛勤工作被酒泡坏了身体，就顺水推舟病退了，每月有个六七百块进账。他的辞世除了带给亲人短暂的悲痛，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个家失去了唯一稳定收入的来源。他是丈夫和父亲，也是摇钱树生蛋鸡。二十来年下来，城市的阳光早晒**建忠的骨头，他已经忘记可着漫天野地撒欢儿的童年，忘了村子里夹杂着稻草和牲口味儿的空气，头顶上蓝莹莹的天，还有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如今，他的手指习惯了绝大多数空闲时轻轻巧巧地夹一根烟卷儿，偎在藤椅里左左右右观赏路过的车辆行人，想也想不起沉重的锄头了。老爷子的辞世对建忠是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他悲恸的成分大多是来自为失去经济基础而生出的烦恼。幸好早年在厂子里摸熟了车，现在出于无奈摆一个修车摊子，倒不怕没口饭吃。建忠很知足，一天能有瓶二锅头抽几口就蛮不错。有人曾建议他盘下个门面开个修车铺子，那样的话生意收入能翻好多倍，可他不。人们很难理解到，正因为有一种除了吃喝拉撒和简单的糊口的手工之外对任何事情都嫌复杂麻烦的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才能摆脱一般意义上物质追求对世人的极大诱惑。

这时候和往常一样，建忠和那把黄色旧藤椅黏在一起，这藤椅已成了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他的精神，他的手臂和臀部的延伸。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欣赏着眼前洛东路这段南北几十米内的景物，透过空气，他冷漠地瞧着眼前的一切，梧桐树、路边的垃圾箱、电线杆子上的变压器、步履匆匆的过客。似乎全身心投入到欣赏之中，可又完完全全地不在里面；他视力所及的范围正是一个和视线之外的世界隔绝了的空间，而他本身又和这空间隔绝。他不是艺术家，想不起去区分一颗石子和一片叶子之间的差别。鲜花在牛羊嘴里和野草没任何分别。他更不会无端端感慨，映在眼底的绿色，白花花的阳光，路过耳朵的人们的只字片语，都没什么特殊涵义；他生来就有双眼睛来看东西，看，不掺杂别的因素，也没有结论。他只是因着本能和习惯，从生到死，从存在过渡到虚无。

建忠的唯一财富是时间。若说那些忙碌的人们是在时间的针尖上跳舞的话，那么，他的空闲时间就好像大海，足够其中畅游。此时他嗅着烟草燃烧的香气，把一股子缭雾穿过烟屁股，从气管抽进去，肺里转上那么一圈，再从鼻腔淡淡的出来，体内第N次汲取少许烟碱和尼古丁，干涸的精神由此得到了滋润，说不出的满足。可以说他精神状态的健康和富足来自于时间，但更为准确的诠释是，他在彻底属于自己的游戏中主宰着一场交易，即以左手里的空闲和右手里的惬意进行等价交换。

真不赖，今儿天还没擦黑，就挣三十多块了。建忠随手拿起搭在藤椅背上的破手巾在地上一盆浑浊的水里淘了淘擦把脸，目光在一个过路女人的肥屁股上狠狠拧一把。从出生算起，建忠打了三十九年光棍。他瞅见两三米外，从院里出来的杨洁正和买菜回来的何嫂打招呼：“刚回来呀，何嫂？”

“是杨洁啊，可不，家里连根儿菜毛也没了，你知道，我那口子是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懒货，凡事全指着我操心。瞧瞧我这满手的东西。哟，鸡蛋又涨价了，三块八呢。”何嫂把水桶身子往前凑凑，压低声音说，“哎妹妹，有男朋友没？嫂子这儿有个条件特别好的，给你介绍介绍？”她的神情像个肉贩子，招徕相熟的顾客，为给人推荐一块好肉。杨洁轻轻笑一笑，客气地说，“谢谢你了何嫂，我有男朋友了，大学时候的同学。好了，我也得去菜市转转，捎点东西回来。”何嫂“哦”了一声，不禁有些失望。她在逻辑里把‘大学同学’和‘条件特好’两样秤量秤量，无论如何也觉得杨洁和前者在一起得到幸福不大靠得住。两个女人话了别，各自离去了。

两个女人的交谈落到建忠眼里耳里，他吸了口烟，黝黑皱巴的脸上现出一丝笑意。女人搬弄是非，男人抡拳动腿，看看听听，不他娘是个乐子？他的目光随杨洁窈窕的腰身去了很远才回来，恍惚了好一大晌。正当他意识里走了一样东西，尚无别的适时填补进去的时候，旁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建忠，后车胎烂了，给补补吧，我等着出去一趟。”建忠抬头瞅瞅，是沙琛，上下楼的邻居。“中”他使劲嘬一口烟头，屁股不大情愿地离开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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