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九岁的时候，放学写完作业晚上去院里玩，小时候一到晚上就兴奋，我们院里有几个大孩儿，有兄弟两个，老大叫张刚，老二叫张明，张明经常欺负小孩儿，有一次玩砸砖，立起几块砖，有法官，警察，小偷等，我不知道怎么玩砸了最近的那块砖小偷，张明砸了警察，张明就捅了我的**，捅的好疼。我有一次在他背后冲他比划拳头，被他发现了，他用膝盖顶我屁股一下，居然是轻轻的。多年以后我和初中同学马朋谈这件事，马朋开玩笑说：“那是他想收小弟。”之后他突然惊讶我小时候原来那么疯。那天晚上，由于那些大孩子经常带给我们的暴力倾向，我突然兴奋地说：“现在开始打郭冉。”郭冉是我们那八栋楼别的院里的小孩儿，个子不高。张刚对张明低语了两句：“…….”张明点点头。于是张刚抓起我头发往水泥板上磕，问我：“服不服？”我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服，所以一直说：“不服。”张刚又把我的头往水泥板上磕，那时候谁也没练过武功，我感到一股自卑感，但我就是在等着这股自卑感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股劲往上顶，我熟悉这种感觉。有一次我不写作业看电视，我爸打我，等到我自卑到一定程度，就有一股劲往心口上顶，趁着这股劲儿我就会开始反抗。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也是这样，当那股劲儿往上顶的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争气。当我的头一次次被撞在水泥板上的时候，院里的女孩儿去敲我家门，把我受欺负的事情给我爸说了，我爸来了不教训张刚反而教训起我来了，对我破口大骂了一顿。我现在怀疑那时我爸声东击西的战略，他让院里的大孩儿看看他有多厉害，爸爸的气势确实吓人，我家人的脾气都很大，是受我爷爷的遗传，我和表哥有时候宁愿让爸爸和大姑打一顿都不愿意让他们骂一顿，那种被亲人不尊重的感觉，很痛苦。妈妈质问张刚，张刚说是我先挑衅郭冉的，先欺负小孩儿的，我没了理。后来回到家中，我想了想，对爸爸说：“其实我说打郭冉是说着玩的。”“那你刚才怎么不说。以后要知道讲理。”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又遇到张刚，张刚问我：“你知道昨天我为什么打你么？”“要讲理。”我说。“对了，就是要讲理。”他摸摸我的肩。从此我学会了讲理。好像过了两年，张刚从黄河路二小转到文化路二小，也许他本来就是文化路二小的只是我没发现罢了，他好像留级上六年级，我上五年级，他把我叫到他们班，他们班男生好像都很小看张刚似的，留着不屑的笑容，张刚叫他们班男生问我我叫张刚什么？他们班一个男生问我：“你管他叫啥？”我灵机一动，回答：“叫哥。”回到班里，我感觉很耻辱，但又有一种化敌为友的释放感，又想了想他本来就比我大三岁以上，又不吃亏。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已经不在院里玩了，从四年级开始已经开始和小学同学混在一起，我一次回家遇到了张明，这时我身高已经有一米六几了，他在我身后拍拍我的肩膀，我有了一种化敌为友的释放感。到现在我仍觉得张明很会混，在这方面他是个人才。关于院里的大孩儿，还有两件事，一个是和张明一个单元的王义，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和我很谈的来，有一次她偷了一个老太太的一辆三轮车，载我去学校，捎（郑州话，意思是带）了我一路，他上文化路一小，到红旗路与文化路分叉的地方才把我放下，后来放学好像也捎了我一路，最后还车时被老太太骂了一顿。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什么叫讲义气，后来上思想品德课的时候教我们不讲哥们义气，我才知道有个词叫“义气”。还是他那个单元楼有个年龄更大的孩子那时大约有十六七岁名字里面有：“星星。”两个字，我曾听过他唱《水手》，当时还很羡慕，想自己长大后也要会唱流行歌曲。我看见一个女孩在他家楼下一直喊：“星星哥，星星哥。”我本来以为小说里的情节我没遇见过，仔细回忆原来我的故事也是小说。

我和牛奔住在一个单元，他住在二楼，我住在四楼。牛奔家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是改革开放第一批下海的人。上三四年级的时候，牛奔家那时买了录像机，我在牛奔家心潮澎湃的看了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后来还看了《赌神》，还有一部刘德华的电影。他家最早安了有线电视，所以我经常去他家看电视和写作业。牛奔经常说他有一个葵花师傅，我于是附和着说我有一个莲花师傅，我们那时候特别能编，说一些看似迷信但很有想象力的东西，我的郑州话的能力主要是和牛奔一起磨练出来的。牛奔有时候很小气，所以我有一次弄坏了他家一个橡皮娃娃怕他说我，就没告诉他，像犯了罪一样走掉了。东东渐渐和我们疏远了，听说他经常打电子游戏，学习不怎么用功。他住在我们五号楼旁边的另一栋楼，而且和我和牛奔不在一个小学，我好久没和他见面，上五年级一天放学的时候是见到他最后一次，我去他家，他写的语文作业字很小，缩成一团，他说他们老师就是这么要求的，我忽然感到不同学校的差距。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也换了，换成教我们四年的王丽老师，她讲话就像演讲一样，和杨澜一样能把你带到一种情境中去，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她就算是一个，而且她讲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显得很正统。我发现她一到办公室里腔调就变成郑州话了，一出办公室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变的真快。王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字，但是我觉得小学的很多中心思想，思想感情都是些套路的东西，比如现代文分析，我总是得不了满分，不像数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我觉得语文就是认字和写作，其他那些中心思想什么的真的是不靠谱，让很多作家做都做不对。如果我玩笔的话，王老师还总爱没收我的笔，有一杆笔就被她没收了，我又一次玩笔，没收第二杆以后她找我谈话：“我没收你的笔，你怎么不问我要呀。”我回答：“我的心里很沉重，所以不敢问你要笔。”“你还知道沉重呀。笔还给你，下次再让我抓到就不还给你了。”“谢谢老师。”那时的我真的是缺乏表达能力，我只会顺着感觉说，其实老师最想听的就是“我错了。”三个字。但是在那个不服输的年龄我怎么会说这三个字呢。一个感性的人是不会说“我错了。”三个字的。要说出这三个字真的不容易，除非他是背台词专门迎合老师。

牛奔三年级的时候学会骑自己车，经常在院里骑着自行车转来转去。我也不甘示弱，牛奔比我还小几个月呢。那时我妈单位同事的儿子淘汰给我一辆二四的红色自行车，我大概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央求爸爸教我学骑车，我们到健康路河南省体育馆广场上练习。经过两个晚上的练习，爸爸终于可以不扶我的后座了。后来上了初中有好几个同学都不会骑自行车，我还笑话他们。

我想起小学我有两篇作文被当做范文当众朗读过，说起作文，我们班高峰，凌雨，还有女班长陈圆的文采不是一般的好，我如今怀疑那是不是他们家长写的，应该不是的，他们运用词汇的能力和文采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只能在想象力和感情表达上超过他们。我的第一篇是写我去世的爷爷的，让我当众朗读时我太意外，太兴奋，一直笑个不停。说起笑，那个时期是我笑的最多的时候。我们去烈士陵园过两次，有一次是清明节，另外一次是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在工作岗位上得绝症去世了，要拍一部关于她的戏，那个演老师的一看就是浓眉大眼特上镜的那种，我们二班的一个叫刘森的演他的学生，那个演员特不专业，叫刘森戏里的名字叫成了刘森。后来在拍烈士陵园里老师去世的情景时，我一笑，引得安大方也一起笑，紧接着我们班那一片都跟着一起笑，那时候过的太轻松，而且拍戏的一直要求重复，重复，再重复，重复那我们都能看出破绽情节，我们都看着觉得太冠冕堂皇了，太虚假了。所以我这一笑引得大面积的笑声，后来我们的班主任受到了校长批评。最后老师一调查直接追溯到安大方，安大方把我给供了出来，点名批评了我。好在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中国的应试教育向来看中成绩，老师也没惩罚我什么。继续说我的作文，我正忍不住笑，王老师说：“你这对去世的爷爷尊重么？”想到爷爷，我一下子不笑了，我接着把文章给大家念了一遍，文章大概是说我两岁的时候穿着儿童式的军装挥舞着爸爸打的小铲走正步把爷爷的人中给敲破了，爷爷并没有责怪我，而我第一次很后悔，后来爷爷得病去世了，我很怀念爷爷，爷爷是在我三四岁时去世的，所以对爷爷并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在爷爷的坟前，爸爸抱着我，我举着高高的现在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一根木棍，上面挂满白色的条条，爸爸对我说：“爷爷死了，你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了。”于是我大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我看到一篇写别人爷爷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是愿爷爷在天之灵安息，我就想写一篇关于我爷爷的，最后一定要用这句话“愿爷爷在天之灵安息。”我三岁左右还因为和舅表弟抢一个漂亮的小铝用同一个小铲把表弟的头敲破了，他哭了，我也跟着哭了。我多年以后明白了为什么我在跟人打架的时候老是输，也许我是惧怕那种做错事以后深深后悔的感觉。我的另一篇被当众朗读的是一篇关于友谊的文章，是写李盈的，现在内容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说我们形影不离，最后一句是回家分手的时候感觉恋恋不舍。这里声明李盈是个男孩儿，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这一次是王老师亲自读的，读的时候我就很激动，读完让大家猜猜我写的是谁？大家都猜是凌雨，我羞愧难当，凌雨是个女孩，宣传委员，二道杠，画画在日本获过奖。那时候看到几道杠就很羡慕，好像有着等级差异。我忙解释说不是不是，最后老师问我，我说是李盈，老师表扬了我们的友谊。顺便说到李盈的姐姐，李盈的姐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成绩也很优秀。说到李盈，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六年级的时候，作业很多，我们回到家了，他家也在八栋楼，只是和我不一个院，我发现我钥匙忘学校了，家人还没下班，我央求他和我一起回学校拿钥匙吧，我们家离学校三十分钟路程，而他是那种很珍惜时间的人，非常勤奋，在五年级以前是那种我买两个冰棍，分给他他都不好意思接受的人，非常勤俭，我去过他家，他有很多手工小制作，那时候发的很多手工，自然课手工我都放到一边去了，后来都扔了，他却都把他们制作出来了，小塔，小车什么的，那时我们的友谊确实是存在的，他答应和我一起回学校拿钥匙，我拿到钥匙的时候他还关切地问：“找到了么？”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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