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的婚姻生活比较沉闷，他与龚夕涛结婚后并没有感情，两人纯粹是门户婚姻。孙立人在清华毕业后便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在南京任职，他与龚夕涛长久分离，互不牵挂。

钟灵毓秀的南京，吸引了不少富甲人家，张晶英这位富家小姐就是其中一例。1927年，张晶英全家从湖南搬到南京，迁入南京后，张晶英上了南京金陵女校。晶英生于1913年，生得千娇百媚，美丽如花。她性情泼辣活泼，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她在湘江畔边长大，在教会学校读书。喜欢爬山、游泳、跳舞。在金陵女中被誉为校花。

这一年仲夏，晶英的同学参加晚会，邀请她一块去。“里面有许多年轻的军官，我们去认识一下？”

张晶英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场合，觉得好奇，便一口答应。答应之后，又觉得唐突，可是同学的盛情难却，便稍做打扮随她而去。

晚会中，晶英穿着一件素色紧身旗袍，上面用正宗的刺绣手艺绣着黄色碎花，这样更衬托出这位窈窕淑女的柔美气质。因怕天晚会受凉，她又披了件薄衫在外面。当张晶英她们到达晚会现场时，里面早已闹开了锅，原来晚会已开始了好一会。同学一进会场，便被熟悉人邀请了去，玩得无暇他顾。

张晶英羞涩地立在一旁，真后悔不该来，但她又倔强地不肯马上离去。心里正不是滋味时，一位年轻军人的身影跃入了她的眼帘。

他，高大俊朗，洒脱英挺，朗目星光，英气逼人。

就是他了！张晶英没来由地脸红心跳，难道这人就是我心中的少帅，这就叫一见钟情？张晶英梦中的情人，就是骁勇善战，风度翩翩，这人不就是他吗？这年，她十八岁。当孙立人走到她身前用手势请她跳舞时，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机械地随着他转。

一见钟情的爱，人们说不清楚，但这种爱却是铭心刻骨的。来得野蛮，来得毫无道理。此后，孙立人便决心与龚夕涛离婚。在和父亲商量时，结果遭父亲痛骂，父亲不同意，孙立人这门亲就难办了。

张晶英这边也不好办，她母亲看好的是张晶英的另一个追求者熊式辉。但张晶英只认孙立人，老年人拗不过泼辣直率的宝贝女儿，只好依了女儿的主见。

再见孙立人的时候，张晶英把母亲已经同意的好消息告诉了孙立人。可孙立人一脸困苦，他如实地汇报了家里的反对意见。

“晶英，看来我和你结不成了。”

“我能不顾我母亲的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听从你父亲的呢？”张晶英不解地问。

面对两情相悦的张晶英，他看到了她的无助远甚于己，一股豪气便一冲而起。

“好！我们按自己的意愿办！”

1930年10月，张晶英已经高中毕业，便与孙立人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美中不足的是军旅生活无定所，张晶英跟着丈夫到处流动。

淞沪战役打响后，张晶英与母亲去了湖南长沙。

1938年2月，孙立人的伤势基本痊愈，已能下床行走了，只有一个胳膊行动不便。他在医院的3个多月时间里，心中无时不想着军队和家人。

这一天，孙立人把宋子文送给他治病的1500元钱留下200块，余钱都给了与他一起受伤住院的将士，要求出院。

从香港孤身回国的孙立人，心急火燎地去找家人和部队。战前，孙立人与妻子曾约定，如果南京不保时，即去长沙。

在长沙，孙立人逐个到尼姑庵去查访，因为他知道，岳母笃信佛事。也不知找了多少家尼姑庵，孙立人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岳母。亲人相见，三人长抱而泣。

找到了家人，孙立人心宽了一些。他对妻子说：“我的部队死伤不少，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我要去找他们。”妻子知道拦不住他，只好同意。

孙立人离开长沙，迅速赶到汉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经打听消息，方知道税警总团已被胡宗南“兼并”了，税警总团被改编成第四十四师，原税警四团仍是一个团，由李鸿任团长，整个部队的大小部队长全都换了黄埔的毕业生。孙立人尽管原先是少将支队司令但不是黄埔系的人，所以只给他在军部留了个没有实权的“高参”闲职，叫他到西安胡宗南帐下报到。此外还打听到，税警总团变成第四十四师后，驻防在河南归德，由于师长贪生怕死，竟不战而溃逃。孙立人悲痛万分，可见最好的部队若没有好的指挥官，也是不能发挥战斗力的。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税警四团是一支精锐部队，只因这个师长没有爱国之心，又无珍惜部队之念，从而沾污了税警总团的光辉形象。孙立人对此感到忍无可忍，随即萌生了夺回这支部队，重建税警总团之念。

抱着这个想法，孙立人去见宋子文。

孙立人一见宋子文，突然有一种想痛哭一场的感觉，他红着眼垂头丧气地说：“宋部长，我没保护好税警总团，对不起您！”

宋子文满面笑容地说：“立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嘛！只要你没事就行了。古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税警团是可以再办的。”

孙立人听宋子文有意再办税警团，赶紧说：

“宋部长，只要您吩咐，我立即就行动，保证不出两年就干出个样子出来！”

“好，你休息几天就到长沙去，”宋子文果断地说：“我以财政部名义另组税警团！”并面授机宜，要孙立人去找行政院长孔祥熙汇报情况，同时将长沙很多伤兵没有温饱、无人收容、流离失所的情况着力反映一下。经过孙立人的一番奔走，财政部重建抗日武装的帷幕拉开了。

很快，宋子文从香港买来1000支毛瑟步枪、120挺白郎林轻机枪、8辆军用卡车、2辆吉普车、3辆摩托车，他将这些装备交给孙立人，说：“这些都交给你了，你就在岳麓山重整旗鼓吧。”

有了宋、孔的支持，孙立人先把长沙各医院伤愈出院的伤兵收容起来，其后努力招回原税警第四团的旧部和军中旧识，并筹建军官队、军士队练习下级军官和军士，正式打出了“财政部税务总局缉私总队”旗号。因为此时蒋介石已经默许了财政部组建缉私总队，并召见了孙立人，希他与宋子文等人共商成立缉私总队事宜。

为尽快招募人员，孙立人写信请来了齐学启（孙立人清华同窗好友，毕业于美国军校）、贾幼慧（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同时又给李鸿打了个电报，请他速来长沙。

李鸿收到电报后，马上同陈鸣人及孙的旧部属一起脱离四十四师来到长沙。有了这个骨干做班底，孙立人宽心多了。经与齐学启等人商量，孙立人决定招兵买马。

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这有两个理由，一是长沙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区之一，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二是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因此，他希望多招募一些湖南人。

缉私总队扩充很快，不到半年时间便组建了三个团和两个直属营。此后，孙立人又跑了一趟昆明，求见龙云先生，请求在云南招募新兵。孙立人对龙云诉苦道：“军人不能尽职保国卫民，使南京大屠杀发生于先，又决堤、放火（指长沙大火）于后，稍有良知者于心何忍？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但我们则是武官怕死又贪财，文官贪财又怕死，奈何奈何！”

龙云为孙立人的一腔爱国热忱所感动，更为军委会不准在贵州招兵而愤慨。他十分同情孙立人，同意孙立人在云南招募一万士兵。

有了龙云的支持，孙立人遂派少校陈鸣人，上尉曾蔓生、苏醒，排长李雁峰、吴瑾、胡德华、顾学贵、刘明荣等人去云南设站招募新兵。与此同时，孙立人请齐学启负责湖南邵阳、桂阳、会同、洪江等招兵站工作，准备成立学兵团。又派德籍顾问史坦英回德国购买武器、弹药、通信器材、工兵器材、医药器材及药品等。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孙立人致电重庆，请求将缉私总队转迁贵州，以便在大后方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训练部队。

黔东南都匀地区，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麓，那里气候多变，且丘陵、山冈、川谷、小溪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加之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驻军的仙境，是治军的天堂，是练兵的福地厚土。在贵州都匀练兵，一不招风，二在政治上影响也小。

蒋介石、孔祥熙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批准了孙立人的入贵请求。

1938年底，缉私总队的委任令由财政部正式下达。孙立人任中将总队长，齐学启为少将副队长，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第四团上校团长李鸿，以后又增加了两个团，从此孙立人这6个团的部队就在贵州都匀掀起了练兵**。

缉私总队虽然隶属财政部，但孙立人认为部队属于国家，国家的部队首先必须爱国保国。所以，他以南宋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铭刻在每名战士的心头；以“满江红”为总队必读之物；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气歌为教材；以“义勇忠诚”为军训，一直沿用到新一军。其含义是，全体官兵要对袍泽有义，战阵有勇，对国家民族永远尽忠，处世律己终身求诚。

孙立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缉私总队虽设有政治处，并有国民党组织活动，但孙立人对此很冷淡，自己也不加入国民党。他公开表示：“我不管什么党不党，一个军人能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量，就是好样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曾严令各部队彻底清查共产党员，孙立人对此只是敷衍了事。

孙立人自幼熟读孔孟之书，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淡泊荣誉，重视操节，更是忧国忧民。他研习中外兵书，熟谙《孙子兵法》（这可是他的祖传之宝啊！），对南宋史情有独钟，他崇拜岳飞岳武穆，决心以他为榜样。

孙立人命令全总队的各团，分踞都匀各县，选择适宜荒地修建一个大操场作为全团训练之用。内要有400米跑道，以及各种训练设备。单独分驻的营同各连必须有训练场所，包括器械设施。总队部建两个大操场，一个在大石桥的南侧，占地约15亩，为总队运动会的比赛场，平时是各直属营的活动场所。一个是都匀居民的活动场所，每天早上让许多人在这里跑步、跳高跳远。

在都匀，孙立人的干部培训基地是干部教练所，规模约千余人。但它定位高，它效法清华大学的精神育人，弗吉尼亚军校的管训制度练人，以清华精神为国家培养义、勇、忠、诚的干部；以弗吉尼亚军校老生管训新生的拳头教育（孙立人改为基本教练），磨炼出绝对服从、绝对负责、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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