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晨会上，石主任就这次严重的误诊致死事件对科室里所有的医务人员提出了严厉批评：第一、指出大家忽视了基本的体格检查，只注意专科疾病，而忽略其他专科的合并症；第二、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病情观察不仔细，致使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第三、由于普外科手术医生术中处理不当，最终导致病人死亡。因此，相关责任人都应受到相应的处罚。随后，当晚值班的病人的主管大夫华建敏主治医师首先做了书面检讨；接着是第二天白班的值班医生胡丁主治医师做了书面检讨；谁知，连第二天值夜班的朱文豪医师也被处罚做了书面检讨。对于对朱医生的处罚，大家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朱大夫在检讨的最后也提到说：“我接班时病人已经得到了明确诊断，正准备转入普外科，在主管医生和白天值班医生、还有科室主任都在的情况下，本不应该我处理，可是，我却按有关程序给病人办理了有关转科手续，我也有错，应该受到批评。”

这只是我们脑外科的处理情况，后来才知道那天上夜班的朱文豪医生是在别人指示下办理有关专科手续，也是在他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别人强扯着参合进来的，他也感觉这个检查做的挺冤枉的，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资历最浅，他也只能这样服从上级。再后来，从大家的言谈中，才知道更最冤的还不是脑外科的朱医生，普外科第二天值夜班给病人做手术的冯佳全医生才是最冤枉的，大家把主要责任最后全都归结在他身上，认为他在那种情况下不应该搞结肠的断端吻合，而应该搞一个结肠造瘘手术才对。尽管他多次分辩病人真正的死亡原因是败血症，手术方式的选择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他并不是这次误诊事件致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所在当，但是，集体合议的意见还是没有改变，他不但受到了严厉批评，还从副主任医师降职为主治医师，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

真正的误诊致死事件的肇事者应该是当晚脑外科值夜班的华大夫和当晚普外科值夜班的姚大夫，如果他俩都认真一点、仔细一点，再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稍微认真一点，就有可能会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其次应该是第二天值白班的脑外科医生胡丁大夫，由于他的麻木不仁和不负责任，再次让患者获救的机会错过，直到值班的张莉护士强烈提醒才得到他的重视，可是那时已经为时有点晚了。这件事情中间也牵涉到了五位护士，但她们都在尽职尽责的工作，没有受到特别批评，只是强调让她们进一步加强一些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己认识疾病、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于这次误诊死亡事件，院领导让进行追究整顿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一个负责人有灵魂的医院应该做的。可结果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再再后来通过一些“听说”才有些清楚明白：华建敏医生是石主任力挺的脑外科副主任候选人，胡丁医生是吕主任力挺的脑外科副主任候选人，而普外科的姚医生又是他们科室张主任眼中的红人，而辛劳手术的冯医生虽然平时技术好但不讨主任喜欢，那么，他只好来承担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了。

医学这东西，有时就是个不好完全说清楚的东西，公说公有理——这样一看，“公”真的就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样一看，“婆”真的也有理。可是，医学这东西，它又不是一个无法完全说不清楚的东西，只要认真，都会能够说清楚一部分的，这要看是谁在说和对谁说了。

这次的误诊风波就这样草草落下了帷幕，可是，在所有了解事件经过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风波。这以后，我总是觉得心灵被什么东西缠绕着、束缚着，不得随意的舒展、不得随意的信步，谨小慎微、少语寡言成了我们工作中应该具有的一项基本功。

第三章特别讨论

忙忙碌碌中日子总是过得飞快，时间已经进入了一九九七年，这期间，我也结婚生子，诚恳踏实的工作作风也得到了同志们的首肯。这年的春节一过，石东海主任就多次和我谈话催促我去北京学习显微神经外科，他认为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将是脑外科的核心技术，是一个医院脑外科发展的突破口和实力标志。我当时对他的这个观点并没有什么太多认识，经过这些年以后，我越发惊叹石主任在学术上的超前意识和科室发展上的高瞻远瞩。那年的初夏，我被医院派往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师从著名的我国神经外科的第一代元老段国升教授和当时的新生派主力代表周定标教授，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进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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