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究竟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早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短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可以扬眉吐气，高声说笑。走在路上不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都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民兵、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人们像过节一般都在忙碌着。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在一间原来属于保长的大客厅里，聚集着几十个高矮不一的孩子，或坐或站排成几列。一个被称为团长的小青年，给大家讲了解放区儿童团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社会上一股反动势力还在作乱，“土匪”也乘机出来抢劫。进城都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才能通过。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必经通道。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清晨一起床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跑出去，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当时是那么认真，心中只有国家，只有“革命”任务，丝毫没有后来常被提起的“人情关系”的概念，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只认“路条”。

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我们就是不肯放过。最后他还是悻悻地只能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似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吧！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我们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上学来的节目，内容都是关于“抓特务”的，演得“轰轰烈烈”，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会兴致盎然地站着观看。

解放前一年，我还在上小学中年级，就听说我们的校长是“搞地下”的，当时很少看见他。解放后他一下成了“新闻人物”，据说就是他带领游击队接管了县政府。在学校里只见他经常忙着去开会，很少在教书。可是过了不久，却风闻他被抓起来，又过了不久，就听说他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说是他私藏枪枝，怀有二心。一直到我长大后，才又听说这是起冤案错案。当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样的天翻地覆，感到不可想像，理解不了那么许多，人们都说，“非常时期”有“非常情况”，这让我后来想到自己的种种遭遇，相比之下，也就不奇怪了，人生本来就不是一条坦荡的路，尤其是在“非常时期”。

1952年秋，我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螺城一中。我的学业成绩是从小学三年级起，才脱颖而出。当年多亏一位新来的国语老师，他瘦瘦的身材，尖下巴，两只眼睛显得特别明亮有神，虽然他很少有过笑容，同学们还是喜欢亲近他。在他身上，我们感到一种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常给我们讲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一些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地下党员”。有一次他讲到太平天国的故事，我听得真是“出神入化”，竟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瞪着，直到下课铃响，才缓过来，对我来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下课后感到浑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竟扭不动了，好一阵才能舒展一下。这位国语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还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竞赛，每次课堂上，都会让两组学生同时到黑版上去听写，看谁写得快，写得好。我的好胜心因此得到充分发挥，对学习逐渐有了兴趣。那一学期结束，我的学业成绩一下跃居到班上第七位，以后便稳居在前三名，到小学毕业时已是名列全校第一。

读到初中，我对功课已不感到紧张，对演算类的题目，更加稔熟，我只要分析一下“已知”和“未知”，再想想解题的方法和步骤，几乎就了然于心，不用动笔去做，只对毫无把握的题目，才去演算以检验结果是否正确。我的数学和物理科成绩曾有过全学期总评一百分的记录。对成绩我是诚实的，有一次英文考试我还得一百分，但试卷发下来，我发现答案中有个字母写错了，老师没有发现，就主动要求老师给我扣分。平时我往往会比同学少花一半时间就完成课业，而更多时候是在图书馆和运动场上度过。

我喜欢看课外书，记得第一本看的书是《李有才的板话》，是小学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课本中读到有关的章节，老师要求我们去借来看一看。重要是从此我有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走进图书馆里去。现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父母早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恨不得通通塞进他的脑子里，反而不上图书馆了。那时候一方面没有这样的条件，想看书就得借，而另一方面我觉得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我是图书馆里的常客，管理员对我特别友好，常会让我进到别人进不去的书库里，自己挑选图书。那时尽是借一些童话、寓言、神话和描写少年英雄这类的儿童读物。读初中时开始看长篇，也看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还有当年的获奖作品，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聚雨》等，都在这个时期读完。那时的读书，纯粹为了解故事情节，满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读完之后，并无多大进益。

运动场上我也是活跃分子，学校举办运动会，我虽年纪小，个子不高，但在低龄组占有优势，跳高，百米等项目，连续几届都获得该组的第一名。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班级学习委员。不但书读得好，人又长得帅，我在班级中自然成了“出头鸟”。后来有同学竟叫我“汪精卫”，说汪精卫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才子”兼“美男子”，并非骂我，是在“夸”我。但我很苦恼，自己没有背叛国家背叛同学，怎么成了“汉奸”？这个比喻不恰当，这种不雅的外号也有损我的人格。当时我自己对着镜子瞧了瞧，恨不得马上毁容，有一点缺陷，才显平常。我以为美的东西，对一个人不一定都是好事，她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赞赏，特别是外表，要与众人一般样，不可太突出，才不会遭忌妒，被欺凌。

我的面前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一片美好，差不多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会对我另眼看待，特别关照爱护。这使我在家里的“老大”地位，到了学校又得到巩固和发挥，只习惯受到赞扬，不愿听到批评，总想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卖弄小聪明，也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导致后来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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