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很难清楚地记得加州信实保险公司内部低落的士气到底是由于公司一位理赔员的死亡引起的，还是因为那位从棕榈泉办事处调来提升赢利水平的“效率专家”戈登泰特斯。两起事件均在公司职员当中激起了普遍的不安。而且，尽管我与这家公司的合作关系迄今为止一直不太密切，但这两件事对我的最终影响却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在翻阅以往的日历时，我发现自己曾用铅笔简单地标记出跟戈登泰特斯的约会。帕内尔被杀的时候，泰特斯刚好快要到任。跟他进行了首次会面之后，我草草写下了“十足的王八蛋”这样的评语，这可以说是我与他之间所有关系的总结。

我出差在外已经三周了，圣迭戈的一家公司让我针对他们的一名高层主管提供一份消费调查报告，结果我发现他的背景远比他公开的身份要复杂得多。这项任务让我走遍了全州。当我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结束调查的时候，口袋里已经装进了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我原本可以选择留在圣迭戈度周末的，开销由那家公司负担，可我却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的时候醒了过来，对家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渴望。窗外露台上方升起一轮餐盘大小的明月，月光照在我的脸颊上，亮得几乎可以看书了。我躺在**，凝视着墙面上棕榈叶摇曳的影子，感觉自己已经厌倦了旅馆的房间和旅行的便餐，厌倦了在我毫不熟悉或不想再见的人们身上继续浪费时间。于是我从**爬了起来，穿好自己的衣服，把所有东西都扔进我的大行李包中。凌晨三点半，我结账离开了旅馆；十分钟之后，我已经驾着我那辆新买来的二手甲壳虫车驶上了四○五号公路，向北方的圣特雷萨驶去。这是一辆一九七四年款的小轿车，灰蓝色，只有左后方的挡泥板上有一道相当细小的凹痕。经典的车型。

这时，洛杉矶的公路系统才刚刚开始重现生机。车流量很小，但每条入口匝道上似乎都会蹿出一两辆车，那是正赶往北边工作的人们。天色依然一片漆黑，空气中散发着一种令人愉快的清凉气息，一层贴近地面的雾气如轻烟般萦绕着路肩。在我右侧，许多突起的小丘远远排列在路边；一片片房屋隐没于原野之中，毫无生气。公路沿线的路灯散发出幽灵般的光亮，远方的城市若隐若现，显得庄严而又静穆。对于那些此刻仍在路上旅行的人们，我总是怀有一种亲近感，仿佛我们一起参加了某项秘密行动似的。很多司机都准备了超大塑料杯的咖啡，其他一些人甚至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吞下快餐。偶尔有几辆车变换着车道从我的车旁越过，如果他们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可能就会有强劲的音乐声突然冲入耳朵，随即渐行渐远。我瞟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后方敞篷车里的女人正在**演唱。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却随着乐曲、对着口型放声高歌。我感受到一种十足的快意。这是生命中常有的那种时刻，让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得如此快乐。生命真好。我，一个单身女人，腰包里有票子，车里的油也足够我跑回家；我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社会关系；我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精力充沛。我随手打开收音机，加入了里面的合唱——《奇异恩典》①。这首歌虽然与此情此境不甚契合，但我只能搜到这一个台了。一位早起的福音传教士已经开始他的说教，当我到达文图拉的时候，几乎已经获得拯救了。同往常一样，我忘记了这样一个教训：内心涌起的种种善念往往只是一种不祥之兆而已。

通常从圣迭戈开车回家需要五个小时，我却将它缩短到了四个半小时。八点钟刚过，我已经回到圣特雷萨。我仍然兴奋不已，并决定在回家前先到办公室走上一趟，将我的打字机和装满笔录的公文包送过去。我在路边的一家超市边停下，选购了刚好够我用上两天的生活用品。一旦将大行李包搬回家里，我就会抓紧时间冲个淋浴，然后美美地睡上十小时。我会及时起床，到住所的那条街下边的罗西酒吧用点儿晚餐。再也没有比独自在**赖上一天更为颓废的事儿了。我会关掉电话，启用自动应答，并在前门上贴一张“请勿打扰”的纸条。我几乎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原本以为办公室那栋楼后面的停车场应该是空无一人的——现在是星期六的清晨，市区的商店要十点钟才开门营业——所以当我发现此地人潮涌动，其中还混有警察的时候，心头不禁疑窦丛生。我随即想到：或许人们正在拍电影吧。他们把这片区域隔离开，以便让摄影机畅通无阻地来回移动。街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旁观者，周围弥漫着一种拍戏时专门营造出来的倦怠气氛。这时，我注意到在犯罪现场周围拉起的警戒线，心中立刻亮起了红色警报。停车场是进不去了，我只好在路边找了个停车位。我把手枪从小手包中取出来，塞进后座上的公文包里，锁好车门，然后朝站在停车场岗亭边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走了过去。当我靠近时，他用一种满怀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似乎在考虑我是否跟犯罪现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家伙，三十来岁，长着一张瘦长的脸，淡褐色的眼睛，红褐色的头发修剪得很齐整，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门齿上的一个小缺口。这如果不是他参与斗殴的结果，就是他用门牙咬东西时忘记了儿时母亲的警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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