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多，赵姨来了，我问她怎么来这么早，她说明天家里有事，今晚和田姐倒了班。我是很盼望赵姨来的，也许是看到她就会想起母亲，心里也会感到温暖。

赵姨一进门就开始给我和樊静做晚饭。樊静吃的是藕粉，我由于允许适当地活动，赵姨便把床慢慢地摇起来，当然还要护士的帮助。小崔和小黄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我自己咬着牙忍着痛挣扎着坐了起来。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残疾人了，自己只是暂时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残疾人也许是一辈子。晚饭依然是父亲送来的，这次是黄灿灿的小米粥。看到它，我想到了做月子的妇女。其实还真和做月子差不多，同样是开过刀，同样是大出血，同样是伤了元气需要大补，唯一不同的是生孩子是把孩子从肚子里生出来，而我却是把别人的肾放进自己肚子里。

我把血氧饱合度监测仪从左手中指拿掉，以便可以握住勺子，因为我是左撇子。这是近一个月来第一次自己动手吃饭，心里有些小小的欣喜。小米粥软软的，烂烂的，咽到肚里顿时觉得暖暖的，似乎每个毛孔都微微张开。赵姨自己带了饭，她拔给我一点自己腌制的小咸菜。我不敢吃，三年患病的时间里从未吃过一口咸菜。“没事，吃吧。不咸。少吃点没事。”我相信赵姨，所以试着夹了一根胡萝卜丝送进嘴里。真的不太咸，吃在嘴里极为爽口。于是我放心地吃起来，就着香脆的小咸菜，喝光了一饭盒粥。我出了一身的汗，我的身体竟然虚弱到这个程度，一顿最简单不过的晚餐让我筋疲力尽，但我却非常兴奋，一边用枕边的面巾纸擦汗，一边心里暗喜。我为亲眼目睹自己的一点点恢复感到无比开心，哪怕刚才坐起时引起的刀口痛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

王娟来换班了，一起进来的还有那个瘦瘦的护士。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我知道那个瘦瘦的护士叫许晶晶。她很腼腆，不太爱说话，即使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的，好像怕把别人吵醒。当她蹲在我床边为我换引流袋时，我和她打了招呼。她抬头看我，眼睛似乎在笑，“你好。听王娟说，你们是老乡呀。”“是啊，你呢？是天津的吗？”“不是。我是安徽的。”“这么远啊！怎么想起来天津了呢？”“这边挣钱多呀。”那双眼睛似乎始终在笑，让人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温暖。我诧异为什么自己遇到的都是这么和蔼温柔的护士，是我运气好吗？

樊静又开始唱歌似的喊叫，而且越喊声音越大，王娟她们用了各种办法却并不能让樊静安静下来。最后，还是赵姨问她是不是想她丈夫了，樊静竟点点头。“可现在你刚手术不到一天，再说监护室是不允许有外人进来的。”“那就让我老公站在门口，我就和他说一句话。”赵姨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约摸有三分钟，门一响，浅绿色帷帘里**一个男人的上半截身子，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这么高，而且还很**，像矗立着半堵墙。赵姨让他戴上口罩。

“小静，你怎么样？”男人的声音如想像中的低沉浑厚。

“我……还好。”樊静带着哭腔。

“你哪里不舒服啊？”

“就是睡不着，脑子里乱极了。——你给我作个法术吧。”

樊静开始央求赵姨，让她男人进来，并解释说他们都是信佛的，只有作了法术才会睡得香。

真会得寸进尺，我想。作法术？你以为你是佛祖转世呢？

赵姨也没想到她会提这个要求，没有答应，可架不住樊静苦苦哀求，最后赵姨松了口：“就这一次，下不为例，让护士长知道了我可要受罚的。”

男人套上鞋套，走到樊静身边，右手按住樊静脑门，左手立起掌，呈念佛状，口中念念有词，突然在空中抓了几下，使劲往樊静头上扔了一把，然后蹲下身子，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窄长的黄纸条放在燃蚊香的铁盘里，用打火机点燃，等烧成灰后搓了搓，让樊静把它吃下去。樊静顺从地张开嘴，把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吞进嘴里，然后喝了两口水。

法事结束了。

王娟、许晶晶、我包括赵姨都看得目瞪口呆。我们在不经意间欣赏了一回山寨版港产片，只不过人家香港产的是《茅山道士》，而现场版的则是佛祖的两个所谓的俗家弟子吃纸灰。

我从心里开始鄙视樊静和她表面上看来像个男人的丈夫，不是因为他们信佛，而是因为他们歪曲了真正的佛。

真正的佛是心如止水的，哪怕一切外在的喧嚣和内心的苦恼，更不用说是**上的一点伤痛。真正的佛是极有定力的，是可以战胜一切心魔的，而樊静他们是借助佛搞一些迷信活动，他们是愚昧的，不可救药的。病痛不会杀了他们，他们自己会杀死他们自己。

他们的行为打扰了我的好心情，过了好久我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难熬的一夜。

并不完全是刀口的疼痛，而是我没有丝毫的困意，也许是白天睡得太多的缘故。两只眼睛瞪得如同包子，狠狠地盯着天花板，好像要把它抠下来。瞪了半天，只有两个收获：一是终于数清了究竟有多少块天花板，还有就是计算清楚了心电监护仪每分钟可以响几下。

赵姨倚在我床边打着盹，王娟和许晶晶也终于伏在堆满了氯化钠和葡萄糖溶液瓶子的桌边趴下了，樊静竟也没了动静，想必是她丈夫施的法术起了效果。监护仪提示音仍在“当当”地敲响，只有它不知疲倦。

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儿子。

我终于想起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

我并不想这样。即使在手术台上，我也努力往逐渐失去清醒的脑子里灌输“母亲”和“儿子”两个词，但它们进不去，脑子里只有白衣少女和白色的贝贝在不停地盘旋，就像惠普打印机里吐出的图片般准确而清晰。还有北极，那一片漫无边际的纯白让我忘记了自己还有肉身，只剩下灵魂在北极上空飘来飘去，从大海到冰山，从冰山飞向天空，从天空飞向宇宙。它们不是我在最孤独时想要记起的，但它们全都出现了。我可以抗拒**的痛苦，却抗拒不了如乱蹿火苗般的思维。

我痛苦、不安、内疚。怎么能在最应该想起他们的时候而没有想起他们呢？

原谅我，妈妈！原谅我，儿子！我是如此地深爱着你们，但我却直到现在才开始认真地想你们，而现在已经是术后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了。现在，零晨四点多的现在，我可以想。

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因神经性耳聋听不清别人的声音而凝滞的面容；想起我已经无法进食任何东西的时候，母亲亲手为我做的番茄汁，尽管我怎么喝下去的又怎么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想起深夜醒来时听见母亲低低的哭泣；想起送我去天津手术时，白色的金杯海狮车后母亲充满期盼和不舍的眼神。

我想起我的两岁半的儿子。想起他大大的黑眼睛、白胖的小手，宽宽的脑门和高高的鼻梁；想起他甜甜的笑容和稚气的童音；想起我们坐在沙发上一遍又一遍看动画片《西游记》,一起高唱《白龙马》和《猴哥》；想起儿子狼吞虎咽地吃光一个烧饼夹肉的样子；想起第一次带着儿子去超市时，儿子欣喜而兴奋地奔跑；想起前妻来看望儿子时，他那怯生生而又好奇的表情。

我想哭，但没有哭。不是哭不出来，而是我必须忍住。我必须要保持心情的平稳，才能更有利于刀口的愈合，才能更快地见到他们。我想哭，但没有哭，泪水若是流下来，我无法用仅有的两只手中的任何一只去擦。

我知道自己将在这三十多平米封闭如化学实验室的大屋子里待上十四五天（赵姨告诉我的，大多肾移植术后病人基本上都是这样）。我的心几乎要飞出去，但我知道，当前自己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忍耐，学会等待，学会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要学会一个男人应该有的开阔的心胸。我又想起安迪，他当初是如何在肖申克那个人间地狱隐忍了二十七年啊，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折磨和变态色魔的心理摧残，而我只不过是在宽敞明亮的重症监护室静静地躺着，每天有人为我端饭，为我擦身，为我换吊瓶，为我检查身体，还有人陪我聊天。我是多么幸运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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